有些研究性別平等問題的教育工作者對這個選題表示認同，但認為“我的課堂上不存在性別偏見”，而另一些人對此項研究本身就頗為懷疑，認定學校沒有性別歧視現象。這兩種意見形成了該課題研究的大前提。

    雖然中美文化背景不同，現實境況迥異，但我們發現朱迪所描述的美國課堂上的性別平等問題，好像就清晰地發生在我們的課堂上。他們的教師就像我們的教師，他們的男生女生也像我們的男生女生。

    刊發此文不僅為了提醒我們學校的教師對課堂上性別平等的注意，更為了引發更多的人對性別意識的反思。性別平等問題不僅發生在校內，它早已隱形或凸顯于社會各個領域。 ———編者

    幾年來我們的研究生(他們來自喬治亞、肯塔基、田納西和北卡羅萊納等各州的中小學教師)以所在學校、特別是所授班級為對象展開了研究工作，其中經常涉及的包括特殊教育、課堂管理、課堂紀律、教科書和教研資料等方面的內容。原有的一些科研成果和他們在實踐中發現的教學需求構成了研究生們的研究基礎，下面我將介紹一下他們的發現以及行為研究對其本身教學活動的影響。據了解，這些成果優化了我們那個地區女性工作的整體社會環境。

    特殊教育給了學生什麼

    醫學報告顯示，男孩子與女孩子發生學習障礙和統籌行為失調的機率是一樣高的，然而學校往往認定男孩子更易於發生此類問題。我們的研究生考察了所在班級男女生的比例，驗證了特殊教育的對象確實以男孩子，特別是少數民族族裔為主。已有的研究資料表明，有學習障礙的女生其智力水準不及參加特殊教育的男生。我們研究生所做的調查顯示，學校會把不守紀律男生的問題錯誤地理解為學習障礙，從而把這些男孩子劃歸為特殊教育的對象。

    在課堂管理方面，以往的研究和我們的調研均顯示，安安靜靜坐在課堂上的女生受到了忽視，因調皮搗蛋而接受特殊教育的男孩子處於學業饑渴狀態，這些劃歸另類的男生往往會背負一生的惡名，而需要特別關照的女生則被剝奪了其理應享有的服務資源。

    在工作崗位上，曾經接受特殊教育的僱員處於弱勢地位，性別更會惡化他們的處境。我們以往和近期的統計均表明，從事水管、汽車修理等行業的藍領男性工資要高於美發師、保育員等粉領女性。

    我們一名研究生在她的特殊教育班級上開展了一項調查，考察家庭、工作角色及兩性在玩具上的性別傾向。一個有意思的發現是，在這些小學生中男孩子很少有娃娃等“女孩子的玩具”，也不會去化粧或者戴首飾，而許多女孩兒則有足球、大卡車、小汽車等“男孩子”玩具。女孩子可以有“男孩子玩具”，而男孩子玩兒“女孩子玩具”則得不到社會認可。

    就家庭角色來看，這些小學生有著明確的性別意識：女人做飯、刷碗、打掃衛生間、縫紉、照顧幼兒；男人養車、修補器具、搬運垃圾。有意思的是，女人幹“男人活兒”的比例要高於男人幹“女人活兒”的比例，兒童的遊戲世界準確地映射著成人的社會分工———婦女和女童可以跨越性別的門檻，而男人和男童模糊性別分界線則得不到社會認可。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的學生針對一些收入和教育狀況良好的家庭展開了類似的調查，性別分界依然清晰可見，但程度略有下降。

    誰享受了更好的教育

    我們的行為研究也注意到了課堂總體管理方面一些有趣的現象。過去的研究發現男孩子常常抱怨女孩子在回答提問時有人指導，而他們總被認定為有能力獨立找出答案。我們也觀察到，課堂上女生確實得到了老師更多的提示，男生則需依靠自身的努力。那麼究竟“誰享受了更好的教育？”

    通過實地觀摩，我們也發現男生被提問的機率要高於女生。我們一名研究生在論文總結中寫到：“男生在課堂討論中的活躍程度令我驚訝。女生只是在老師提問時被動參與。有一次，7名男生和1名女生舉手，老師點了男生。”據對三年級一次30分鐘課堂情況的統計，舉手答題的男生共獲得了16次機會，女生則有7次獲准回答提問。

    對課堂紀律的研究屬課堂總體管理的一部分。一項統計表明，教師每天在課堂上與學生交談1000句，平均每分鐘會提出3—6個問題，每次提問他們要求學生在一秒鐘後做出回答。如果學生不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做出回應，他們就會換一個人提問、給出答案或提一個新問題。教師往往為我們的統計結果所震驚，而發現他們與女生的交流遠遠不及與男生時他們就更是驚訝不已了。

    在語言交流方面教師們惟一注意到的性別差異是課堂紀律。在承認男生更容易遭受批評或懲罰的同時，老師們也會辯解説男生容易違反紀律。一項又一項研究表明，否定多是針對男孩子的，而男孩子往往是因為課堂紀律被否定。一個統計數字表明，男生在課堂上獲得的禁令是同班女生的8到10倍。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的觀察也再次驗證了以往的結論，男孩子容易不守規矩，至少是願意引起別人對自己的注意，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根據我們在學前班進行的統計，男孩子由於破壞性行為遭受老師批評的機率是女孩子的三倍。教師在批評男孩子時往往是在大庭廣眾之下予以大聲呵斥，而在批評女孩子時更多的是蜻蜓點水、一帶而過。就此看來，即便男生和女生同樣出現紀律問題，男孩子受到的紀律約束更為嚴厲和頻繁。不僅如此，受到否定性注目的往往是成績差的男孩子。

    教師並非單純地給予男生更多的否定性信號，同時總體上與男生的交流也更多一些。對於教師、學生間的互動交流，各類研究顯示的情況不盡相同，但也存在著某些類似的模式。教師與男生的交流一般包含了四項內容：否定、表揚和肯定、指導和傾聽。教師傾向於引導男孩子在工作、學術等積極的層面上做出回應，同他們就廣泛的議題開展對話，向他們提出更加直率、需綜合思考的複雜而抽象的問題。同樣面對優秀的學生，教師更青睞男孩子而對女孩子有所保留，他們為男生提供了宏觀的方向、具體的指導，以便男生自主解決問題。教師較少為女孩子做出解釋，他們越俎代庖地包辦到底。

    具體到表揚與批評的原因，研究顯示男孩子更多是因為學術上顯露的才華，女生則是由於循規蹈矩、按章行事，比如乾淨整潔的卷面等等。女孩子往往由於能力缺陷遭受批評，她們常面對著這樣的評語：“你做得相當不錯了，這道題就你的水準來説夠難的。”男孩子則獲得這種評價：“你沒有努力，這種題你完全可以做得好，只要用心你就能做得更好。”總之，在課堂上男孩子更多地獲得積極的關注，女孩子常常受到忽視和低估。

    然而，低分男生則難於獲取教師的肯定和主動引導。高分男生與低分男生的待遇有著天壤之別，有些研究人員甚至建議不應將他們劃歸一組，而是應該分作兩類加以區分。儘管如此，總體上男孩子、特別是高分男生得到了較多的肯定、細緻的指導和主動的傳授。女孩子無論能力如何，其與老師的交流要少得多。

    我們的研究生都非常關注教學實踐中的課堂紀律問題。以一次在六年級學生中開展的調查為例，一些孩子會由於在課間15分鐘的時候調皮搗蛋而被老師留下，統計表明受到這種處理的男孩子要多於女孩子。據在一所中學進行的另一項統計顯示，秋季學期有79名男生和41名女生被分別叫到校長室，男生違規次數共計356次，女生違規次數為128次，男生重復犯錯次數高於女生。我們的研究生指出，上述統計數字説明我們應當更加認真地分析課堂實踐中的紀律問題。

    希望所在

    我們也研究了學校的教材和教學資料，其中一項調查是統計兩性在學校公告或展覽中出現的機率是否等同，幾乎所有學校描述的歷史人物、作家、運動員都是男性多於女性，而且少數民族和殘障人士均沒有得到提及。教材的情況也類似。值得關注的是，教材出版公司在改版時往往在正式內容中忽略了有關女性、少數民族和殘障人士的內容，他們會被放到附加的版面上，很顯然這是為了體現代表界別的廣泛性才後加上去的。

    我們的一位研究生是個圖書管理員，她工作的學校從幼兒園一直到高中。據她統計，該學校共有569冊人物傳記，其中476冊是有關著名男性的，93冊是著名女性的，比率約為5：1。其他學校的情況也大體如此，無怪乎當我們要求一些孩子甚至成人列舉出除娛樂界以外的20位著名歷史女性時沒有一人可以做得到，凡學習了我們課程的圖書管理員回到崗位時都有意識地增加了有關女性名人的藏書。

    這些進行了課題行為研究的研究生現在工作在美國東南部教育部門的第一線。他們的研究成果增強了自身對課堂上兩性平等問題的認識，同時也促使他們有意識地重點關注和解決研究過程中發現的問題。

    總而言之，過去10年來林肯大學研究生部開展的行為研究影響了美國東南部各州的學校和課堂文化，這些學校的學生亦從中受益，因為他們的老師經歷了我們的行為研究課程。當這些孩子畢業走上工作崗位或進入高等學府時，他們的生活態度決不同於那些10年前、20年前的年輕人。

    我認為，今天的美國孩子享有充分的學習與成長的機會，他們是抱著理解和寬容的心態從學校步入勞動力大軍的。顯而易見，如果我們的學校能夠妥善地解決問題，我們的社會同樣就能夠妥善地處理問題，我們的勞動力市場就能夠善待婦女與少數民族，這正是我們整個人類社會的希望所在。(朱迪阿諾德-羅傑斯/文 高金鷺/譯)

    《中國婦女報》 2002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