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拿起話筒之前，我心裏壓根沒覺得我能找到蘇明娟。那些天，全國多家報社、電視臺的記者親臨安徽(後來，我知道，有三四十人之多，有的一兩個月前就駐到了那裏)就為了搶到這個消息。然而，從他們發回的報道中得知，找到蘇明娟絕非易事，去的人，很多人都沒找到，我人不去，光靠打電話能找到嗎？不過試一試吧。萬一要是走運找到了呢。

    我先給安徽大學打電話，114給的5個電話，我輪番打，沒人接。我確定下蘇明娟的家鄉地址，從金寨縣打到桃嶺鄉，才知道，大眼睛居住的小山村至今還沒有通上電話呢。但114小姐聽説我要找“大眼睛”很熱情地説：我告訴你她上的那個小學的電話吧，看能不能找到她。電話打過去，一位姓曹的老師接的電話，聽説是北京的報社要找“大眼睛”，特別興奮。他讓我過一會兒再打電話來，説，要找一個學生去7里山路外的“大眼睛”家，幫我去叫她。我萬萬沒想到他會這樣熱情，當時心中真的翻起一陣熱浪，他説：我們這樣一個小山村裏的學校，能被你們北京的、全國的大報關心，應該感謝你們。我問他有沒有比讓一個學生去找“大眼睛”更省事的辦法。他告訴了我一個離“大眼睛”家一里路遠的電話。

    接電話的是位有濃重鄉音的大嫂，告訴我：“大眼睛”家搬到梅山去啦。由於語言有些不通，我當時一頭霧水。搞不懂“梅山”是個什麼地方。把電話打回曹老師的小學校，才明白，梅山乃金寨縣縣城的名字，曹老師説：意思就像中國的首都北京哪！這可怎麼辦呢？還是曹老師，他説，我告訴你梅山教委的電話，你問問他們知道不。

    電話打過去，人家説，不知道大眼睛現在住在哪。但那個老師説：打金寨一中的電話吧，她剛剛在那兒上完高中。我把電話打過去，接電話的是位女老師，説：這兩天，找她的人真多。昨天，她到學校取大學錄取通知書時，看到她了。今天好像被省團委請走了。

    電話打到省團委，團委的人説，是省醫學專科學校舉辦的一個青年志願者之歌活動把“大眼睛”請去了。我把電話打到省醫學專科學校，黨委辦公室的朱老師告訴我：確有此事。她熱情地幫我了解到“大眼睛”住宿的賓館的電話。電話打到賓館，賓館説：“大眼睛”剛走。我只得把電話打回省醫學專科學校。朱老師説，剛剛“大眼睛”在參觀他們學校時，她遠遠地看見她了。只是她不知道這件事的詳情和安排，好像還有點“保密”。我想：大概就是怕記者追蹤吧！我再把電話打回“大眼睛”住的賓館，告知，剛剛退房。

    真難找，還找嗎？

    回想將近一天尋找“大眼睛”的過程，所有接電話的人都那麼熱情地在幫我想辦法，原本對這事兒沒抱什麼希望的我，開始被熱情鼓舞並推動著，不打電話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人在關心著“大眼睛”啊！我覺得，似乎能找到“大眼睛”了。

    我再往安徽大學打電話！電話終於有了回音。學生處的邱老師説，他星期五、星期六要去“大眼睛”的家鄉，跟她商量一件事情，應該能見到她。我請邱老師轉告“大眼睛”我的心願，看她能不能告訴我一個能找到她的電話。

    星期一，邱老師在電話裏説：“大眼睛”説，要採訪她，需得安徽省希望工程辦公室行管部長曹老師的同意，並把他的電話留給了我。我撥通曹老師的電話，當我把一個電話一個電話打了一個星期，最終把電話打到他手裏的原因和經過告訴他。曹老師説：“大眼睛”是個比較內向的孩子。這些天，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面對幾十名記者的“圍追堵截”，確實思想壓力很大。而且新學年剛剛開始，如果今後她還是經常被記者圍著，她覺得既影響她的學習，也影響她與周圍同學的關係。不過，你找大眼睛的過程也感動了我，我一定想辦法，讓“大眼睛”和你通上電話。

    其實，我明白，“大眼睛”，她不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孩子嗎，因為做了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身上好像有了一個光環。不同的人開始從不同的角度看她，評論她，要求她。是希望工程圓了她上學的夢，她特別願意為希望工程做事，但同時還要把學習搞好，肩上的擔子確實不輕。我開始對她不願意接受記者採訪有了理解。

    曹老師接著又對我説：“大眼睛”只是千千萬萬需要資助的貧困家庭中想上學的孩子中的一個。現在，“大眼睛”能上大學了，但還有許多孩子目前還上不起學。人們幫你尋找“大眼睛”，其實關注的還是希望工程，社會上有這麼多人在關注著希望工程，希望工程這個事業一定會給這些孩子們帶來希望。

    聽到曹老師這番話，我驀然醒悟，現在，找到找不到“大眼睛”已不重要了。我決定，不再打電話了，不再打擾她了。不找她，不是失望，也不是不關心她了，而是知道了還有許多許多失學的孩子在等待關心，我們該把目光投向他們。我想：這也一定是“大眼睛”作為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她心底裏的最真切的願望吧！(邱海黎)

    《中國婦女報》 2002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