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歲的張某原本有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夫妻一向和睦，兩個懂事的孩子乖巧可愛。去年4月不幸突然降臨，張某在南京一土場內幫助一輛東風牌自卸車關後門時，被倒退的該車撞倒，車子的後輪從他的左腿外側壓到了胯部，致左骨盆骨折、後尿道損傷。經省、市兩級法院鑒定，結論為因外傷致陰莖勃起功能嚴重障礙，傷殘等級達6級。今年2月，張某以人身損害賠償為由，將肇事車輛所在的南京某區環衛所告上法院，索賠醫療費等損失15萬餘元。他的妻子王女士也以原告身份共同參加訴訟，要求肇事單位賠償自己精神撫慰賠償金1萬元，理由是車禍不僅導致丈夫性功能障礙，還直接侵害了她正常的“性權利”，使她永遠陷入痛苦之中。

    對以上事實，原、被告均無異議，但在王女士能否作為本案原告提出精神賠償，雙方發生爭議。環衛所認為，他們撞傷的是“老公”，與“妻子”無關，因此王女士不能作為共同原告，並要求法院駁回其訴訟請求。王女士則認為，作為張某的合法妻子，因車禍導致丈夫性功能障礙，自己應享有的一個正常人的性權利由此受到侵害，是本案的直接利害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應當得到賠償。法院審理後認為，環衛所的駕駛員倒車時疏于觀察將人撞傷，應對張某受傷導致性功能障礙負全責，這一過錯也從事實上剝奪了張某妻子的“性權利”。法院還認為，“性權利”是公民健康權的一個方面，王女士在自己生命健康權受到侵害時，完全有理由作為受害人要求獲得精神損失賠償。因此，王女士共同參加訴訟並無不妥，其要求適當精神損害賠償金的做法是合法、合情和合理的，遂在判決中明令被告給付王女士精神損害撫慰金1萬元。

    主張性生活權利的精神賠償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極為罕見，此案判決後在當地引起頗大反響。據主審本案的南京雨花臺區人民法院法官王玲介紹，《民法通則》現有關於精神賠償的規定範圍較窄，只有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等受到侵害時才能索賠，性權利受傷害能否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沒有明確規定，法院在審理這起案子時認為，夫妻性生活是公民健康權的一個方面，王女士因丈夫遭遇車禍而致性生活不完整，是性權利受到侵害，完全有理由要求環衛所賠償精神損失費，據此法院對其請求給予支援。南京大學法學院有關專家認為，王女士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要求是正當的，法院的判決也是符合《民法通則》立法理念的，這起性權官司的判決意義深遠，一方面是對傳統倫理的突破，一方面為今後的司法實踐提供了判例。有專家還提出，王女士僅要求1萬元的精神賠償太低，從某種程度上看，她所受的傷害遠非金錢所能補償。一些醫學界人士認為，王女士敢於打性權利官司，這種精神值得提倡，過去一談起性都是遮遮掩掩的，視性為“下流”“淫穢”“不要臉”的代名詞，更不可能打官司主張性權利。這場官司顯示了我國法律與社會的進步。（朱安平)

    權利無價

    王女士因主張性權利而索賠，一時被媒介所關注。正如本報報道所引用的評論者言，過去一談起性都是遮遮掩掩的，視性為“下流”“淫穢”“不要臉”的代名詞，而王女士敢於打性權利官司，這場官司能打贏，都顯示了我國法律與社會的進步。這裡，筆者還想補充一句：長期以來，存在著一種雙重標準，即認為男性有更多的理由來討論這方面的需要；而女性公開主張性權利，則有點“那個”了。王女士此舉，更是對這種雙重標準的挑戰。

    也許正因為如此，這起官司才能成為新聞。就筆者能查閱到的比較主流的媒介來看，內容大同小異，但在不少報道中，王女士僅僅作為“張某之妻”而存在，並不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在主張自己的權利。而且標題處理也有著耐人尋味的差別。只有“丈夫被撞性功能障礙妻子主張性權利獲賠”之類比較平鋪直敘，其他多少都有點著色渲染。一起嚴肅的官司，無可奈何地註定落在“社會新聞”的分類中，因此，王女士在受到稱許的同時，也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成為“花邊新聞”式的標題中的佐料。如果她或別人試圖抗議這樣的標題有輕佻之嫌，可能還會被認為是“無事生非”的古板無趣之人。

    有專家提出，從某種程度上看，她所受的傷害遠非金錢所能補償，王女士僅要求1萬元的精神賠償太低。的確，事故對王女士夫婦的負面影響遠非金錢所能補償，但是，筆者看來，權利無價，重要的不是王女士主張或獲得多少賠償，而是她此舉宣示出的權利訴求和價值觀念———打破雙重標準，並且申明女性，哪怕是作為妻子，也是獨立的權利主體。

    從媒介標題上看，許多媒體還有意無意地陷在低級趣味的窠臼中。從判決上看，法院已經與時俱進了。(從容)

    《中國婦女報》 2002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