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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澤

《我的生活品質》

邵麗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在《我的生活品質》中,邵麗講述了一個人的成長,這個農民的孩子到城裏去,從社會的底層向上攀登。他叫王祈隆,一個包含夢想、祈願、雄心壯志的名字,生命的意義由此被規定在某個高不可及的地方。

顯然,邵麗是在講一個老故事,它涉及野心,涉及人類衝破社會限制的自由意志,讓我們想到《紅與黑》或《幻滅》。在中國,這個故事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突然變成了新故事,它從中國經驗最深的傷口中汲取能量,“巴黎—外省”轉換為“城市—鄉村”,而中國城鄉之間的社會和文化差別遠比巴黎和外省之間更具本質意義,人們跨越鴻溝的奮鬥和成功既是天堂般的神話,也是靈肉交熬的猙獰煉獄。

中國的小説家們未能參透這种經驗的複雜性:它既是現實的也是超現實的,當一部有關的小説把一切都指認為“真”的時候,它多半就因此落入了“假”,按照19世紀的敘事邏輯很難有説服力地處理這種生活。所以,當看到王祈隆一開始就被置於宿命氛圍之中,我認為邵麗很可能找到了一種恰切的敘述路徑——這個人日後耀眼的成功以鄉村世界的尺度衡量幾乎是不可理解的,它必定成為傳説或傳奇,如果邵麗能夠始終掌握事物這虛的、神秘的一面,她就有可能提供全新的景觀。

特別是,這個“傳説”還發端于南京大屠殺,在小説中,它不僅是一個歷史事件,它是夢想的破滅和存續,是廣褒的鄉村大地上一顆種子內部的遠方,這遠方是淩辱、挫折的記憶,同時也是對繁華、榮耀的守望。你幾乎可以把“南京”與我們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悲壯進程聯繫起來。

我很難確定這些是否出於邵麗有意的規劃,很可能她是本能地抓住了問題的核心:她在鄉土的宿命觀和現代化的宏大歷史之間開始一個農民孩子的冒險。但也恰恰由於她無意中給自己制訂了大規模的、艱巨的藝術議程,她必須要有移山之力,要處理多端的角度和廣闊繁雜的意義空間,結果,她看上去是知難而退了,她不得不回到一個相對集中的焦點上,讓小説相對單純地進展下去。

於是,《我的生活品質》最終是一部關於身份變亂和身份焦慮的小説。它的兩位編輯在封底上不約而同地強調了王祈隆的“官員”身份,並且認為把“官員”“下放到‘人’的層次上去觀察”是這部小説的主要成就。但是,“官員”如果不同時是丈夫、父親、兒子或情人,那麼這樣的“官員”在文學上是很難成立的,邵麗在此所做的不過是摒棄了“厚黑學”水準的描述,將“官員”重新納入正常的文學視野,她真正的發現不在這裡。

這部小説中震撼人心的一筆是王祈隆身上那塊與生俱來的“恥骨”:他來自農村,他畢生都將與這個身份搏鬥,他成為城裏人、成為“官員”,他獲得了新的身份、新的意識,但是,原來的身份將一直糾纏他,他生活在多重身份和多重意識的變亂和分裂之中。邵麗犀利地表現了這種分裂的深度:它甚至體現于他的身體,王祈隆恨來自鄉村的妻子,但只有和她在一起,他才成為男人,而當面對城市的、沒有泥土和煙火氣息的女人時,他幾乎是無能的。不僅是他的理智壓制他的身體,他的身體也在抗拒和背叛他的意識。

在這幅圖景中,我們就會看出,這部小説的真正力量不在把“官員”當成了“人”,而是揭開了“官員”這個身份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在現代化進程和窮困的鄉土經驗之間難以安頓的複雜處境。王祈隆是現代化的最熱切的推動者,但在他的身上、在他內部頑強地隱藏著難以泯滅的鄉村,對這個“市長”來説,城市是“我”的,但在骨子裏、本質上卻是“他們”的,他對“他們”又愛又恨,就像他強大的自我同時也無比虛弱……

所以,“我的生活品質”註定不高。這也是宿命,一個古老農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必然遭遇的宿命。

《中華讀書報》 2004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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