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斯·伊姆雷（注：匈牙利人名習慣為姓在前名在後）1929年11月9日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家庭，父親是個小商人，但家境並不寬裕。5歲那年，父母離異，後來又分別再婚。凱爾泰斯日後回憶道：“我有四個父母，但我卻在教養院裏。”兒時的這種生活經歷與《無命運的人生》中少年柯韋什的經歷頗為相似。凱爾泰斯不懂希伯來語，不識猶太習俗，對於猶太教亦知之甚少，他始終強調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是被外界“強加”到他頭上來的。1944年，14歲的凱爾泰斯被投入奧斯威辛集中營，後被轉至布痕瓦爾德集中營，1945年，美軍解放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回國後，凱爾泰斯從事過體力勞動，當過報社的記者。在匈牙利極左路線統治時期，處於苦悶和無聊中的凱爾泰斯也曾迫於生計寫過一些娛樂大眾的輕歌劇。一次偶然的機會，凱爾泰斯接觸了托馬斯·曼的作品，心靈受到了強烈的震撼。他隨即四處收集並潛心閱讀這位德國作家的著作，很快，凱爾泰斯開始寫作了。對於許多問起他的集中營經歷的人，風度儒雅、人情洞達的凱爾泰斯只是講講他們想聽到的奧斯威辛，但從未觸及那傳達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有關種族大屠殺表述的最基本問題，即無法描述性及獨一無二性、歸根結底為可理解性的困境。凱爾泰斯，這位將幾乎所有的作品都貢獻給了回憶之持續的作家這樣寫道：“對於種族大屠殺這一無法理解、無法縱觀的事實，我們惟有借助於美學想像才能真正地建構想像。”可以説，《無命運的人生》這部作品正是通過實現奧斯威辛經驗的持續化而保持了對於大屠殺的被迫道德反思。

《無命運的人生》雖篇幅不大，卻令人百讀不厭。其中的妙處就在於，小説在鋪陳事件的同時，通過一個有著獨特身份及語言的講述者的聲音，對（生活）故事之關聯性、回憶與紀念物、話語與事物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話語和事物之間的關係提出了質疑，作者認為從個人與集體的記憶及評判道德問題的角度來説，這一點才是最為重要的。

在凱爾泰斯後來的自我分析文章中可以讀到，作家認為傳達奧斯威辛的首要條件不是進行真實的描摹，而是要找到一種語言使用形式、一種仲介，以便能使奧斯威辛作為一個過程、作為一個一步步實現的（從前因實際上是推導不出來的）事件顯現出來。《無命運的人生》旨在搭建一個考察對於奧斯威辛的態度、重新思考其意義（無意義）、發掘各個不同視角的潛在意義並使之相互對照的平臺。作品挑戰了語言的承載能力，展示了美學經驗的力量。

《無命運的人生》的主人公是一個14歲的猶太少年柯韋什·久爾吉。他以一種特有的、猶疑而迂曲的方式講述了1944年春他的家庭送父親去勞動集中營、兩個月後他本人在上班途中被抓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然後轉往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又從那裏去了蔡茨集中營，後來被遣送回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最後於1945年春與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一起返回匈牙利的故事。

《無命運的人生》是一部自傳式成長小説。主人公是第一人稱的敘述者，少年人命運的形成則大體上符合成長小説的基本結構。成長教養類小説或記錄少年如何經歷時間的磨練演化為成人的過程，或追索個人如何在歷史變遷中與歷史一同成型，直至完全脫胎換骨，個性在順從中獲得理性的昇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柯韋什的社會化過程卻是在集中營的世界裏完成的，他在個性形成過程中所學得的實質上是這個世界的秩序，並與之形成了特有的和諧。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一種學習——順應的過程中發生的。在小説中，柯韋什要學習的不是歐洲文化中一脈相傳的人文知識，而是奧斯威辛的世界，是“支柱”的轟塌，是與此前世界經驗的粗暴決裂，是文化摧折的認知體系，是宣告了先前之道德考慮通通無效的“謀殺”準則和“倖存”策略。通過少年柯韋什的個性形成的遭遇，奧斯威辛的歷史存在展現在了我們眼前。

與角度切換密切相關的是人物的身份問題。《無命運的人生》與其説是一部奧斯威辛小説，毋寧説是一部無命運的小説。柯韋什·久裏無命運的人生在家的時候就開始了：一方面，他不能夠自由選擇自己家庭中的親人，另一方面，在猶太人身份的問題上他也被剝奪了決定權。後來混雜在集中營的囚徒群體中，柯韋什·久裏的猶太人及匈牙利人身份仍舊是個問題。像父兄一樣關照著久裏、幫助他在集中營裏生存下來的檸檬邦迪執著于自己的匈牙利人身份，並以此作為自己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而久裏卻不能夠從匈牙利人的身份中獲取力量。但那些同樣來自匈牙利、總在做著買賣、遵奉猶太教教義的“芬蘭人”（注：對集中營裏的正統猶太教徒的戲稱）也讓他感到陌生，這些人則對他的猶太人身份表示了質疑。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醫院裏，語言與命運上的相同顯現出相對性，身份的交叉、溝通的無法實現成為了突出的問題。柯韋什·久裏感到，此時他不是因自己的猶太人身份，而是因匈牙利人的身份而受到了歧視，但他對於這種身份的排斥卻又只能通過“殺人犯們的語言”進行傳達。在自我身份確認的問題上，有一點值得一提，在小説中，讀者從未“聽到”過柯韋什·久裏親口説出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每次都只出現在引語裏：一次是他爸爸與他親媽通電話時提到了他的名字，還有一次是他在工作通知書上讀到了自己的名字，第三次是在集中營的醫院裏，他很困難地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又經護士用“集中營的語言”改寫成了“克維什傑爾德”，至此他的名字及其中所包含的民族性已經變得不可辨認了。重返布達佩斯後，久裏在與鄰居們的一番談話中指出，“猶太人”的沒有命運其實並非必然：“現在我已經能夠告訴她，‘猶太人’有何含義：沒有任何含義，至少對於我來説，起初它並沒有任何含義，直到開始走那些路為止。全都不是真的，沒有別的血統，也沒有其他的東西，只有……一定的境況以及存在於其中的一定的新境況。我也從頭至尾地把一個一定的命運經歷了一遍。那不是我的命運，但我從頭至尾地把它經歷了一遍……”

《無命運的人生》採用了日記式的敘述角度，在敘述過程中大量使用了準現在時。敘述的我不是站在後來的角度闡釋被敘述的我的經驗，而是通過儘量地靠近並與被敘述的我同一的方法來重現當時的觀點。準現在時的運用隔絕了後來的知識視野，限定了主人公的歷史漸進經驗，同時消除了讀者預先的（準確地説是後來的）意識形態的考慮，逐步將其“領進”了奧斯威辛的機制中。凱爾泰斯本人將《無命運的人生》稱作“語言批判小説”，因為它顛覆了奧斯威辛的意識形態話語。同時，作者也很清楚，語言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因此並不試圖尋找到一種恰當的奧斯威辛情節形式，也不企圖直接為讀者提供真理，而是嘗試著在（語言的）運動中、形成中捕捉到一種可怕的機制，並使之為讀者理解。

《無命運的人生》這部小説以其出人意料的主題和形式、不同的準則、開放性以及充滿疑懼的玩笑給它的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也為匈牙利及歐洲歷史記憶的更新構建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無命運的人生》/〖匈〗凱爾泰斯·伊姆雷著許衍藝譯/譯文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2004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