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新寫實主義代表作家，主要作品：《一地雞毛》、《單位》、《溫故1942》，1999年，出版200萬字長篇巨著《故鄉面和花朵》，2001年，出版長篇《一腔廢話》，2003年12月5日將推出最新電影同名小説《手機》。

“小説會更走心，電影會更好看”

《新京報》：你即將出版的小説《手機》跟你編劇的電影《手機》同名，是把電影劇本改編成小説了嗎？

劉震雲：雖然先寫了劇本，但實際上電影是根據小説改編的。小説跟電影結構上有非常大的不同，小説是三部分，而電影主要用了中間的部分，第一部分的內容只在片頭用了一點。我一開始就考慮寫一個小説，完全可以等小説寫完再改劇本。但有些原因要求要先寫劇本，我跟馮小剛導演談了我小説的設想，他覺得可以用中間的部分改劇本，我就先寫了劇本。

從結構上來講，小説從1969年開始，寫到當下，再回到二三十年代，是一個非常後現代的結構，很時尚。但我覺得它不是淺層次的寫了時尚的生活、用品和語言，它是一個走心的小説。我和馮導演力圖讓電影也能夠走心，但是方式上有點不同，因為電影的社會接受度跟小説是不一樣的。總之，小説會更走心，電影會更好看。

《新京報》：在完成小説創作和劇本創作的過程中，你覺得小説這種藝術形式和電影有什麼不同？

劉震雲：影視有點像白天喧鬧的酒店大堂，各種人都有，出來的聲音很嘈雜。小説就像兩個好朋友在燈下談心，能談得很長，很深入。小説主攻一個事物背後的東西，寫大海就寫海下面洶湧的潛流、渦流。打比方説好像做飯，影視關注的是桌面上菜的色香味，但對小説來説菜只是一個由頭。小説關心的是做菜的過程，要寫的是廚房裏剝蔥剝蒜、菜下鍋冒出了煙和火、做飯的人是什麼樣的人、為什麼要做這個菜、今天誰來了……寫到做菜、吃菜的人還不行，還要寫他們過去的事、現在的事、將來的事。在小説裏一個菜背後有很多很多東西，而影視只是桌上的菜。

“它是一個關於説話的故事，作品里長出了許多嘴”

《新京報》：聽你介紹了小説《手機》的故事，我覺得它和電影《手機》以及我們對這部小説的想像完全不同，我一直以為會寫成一個很時尚的故事，這是你作品的又一次大轉型。

劉震雲：我覺得《手機》是個非常好的發現，這個發現就在我們身邊，只是我們沒有意識到。它是一個關於説話的故事，作品里長出了許多嘴，都在説話，有不愛説話的，有説假話的，還有説實話的，還有話中有話的，還有説心裏話的。但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有可能把這些嘴都表演完。一個人在有的場合不愛説話，在有的場合説的是實話，有的時候説的是假話，有的時候話中有話，有時候説心裏話。

我開始寫作的時候寫非常介入生活的小説，像《一地雞毛》、《單位》、《溫故1942》這類的。後來，我覺得生活不是這樣的，佔據我們大多數時間的是我們腦子裏的胡思亂想和嘴裏的胡説八道，就寫出了《故鄉面和花朵》和《一腔廢話》。現在我覺得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的全部應該是高山大河、崇山峻嶺、城市山莊這樣一個全貌的東西，為什麼我過去的寫作老是把羊趕到衚同裏，利用這個衚同來説全貌呢？現在，我覺得都是不對的。一開始寫得瑣碎平實，接著寫得非常張揚，《手機》突然回歸到那種一句頂一句的寫法，全部使用的是短句子。我覺得這都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新京報》：從《一腔廢話》開始，你好像一直非常迷戀説話這個題材。

劉震雲：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形的東西隨處可見，無形的東西最多的是我們嘴裏説出來的話，它們看不見摸不著，但聽得見。一個人一天從早晨醒來到晚上睡覺，要説3000多句話。如果晚上説夢話，還要再加上幾十句。話語在世界上充斥的這麼厲害，是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説出來的話跟心之間形成一種非常微妙的關係，它們之間有很多灰色地帶，並不僅僅是口是心非。一句話經過這樣那樣的彎曲變形才被説出來，走的路程特別有意思，我對這個現象很迷戀。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新京報》：談到創作的問題，你不止一次地説到“上帝的召喚”，這是指什麼？

劉震雲：我們在生活裏經常有靈光一閃的時候，但在我們的靈感中，95％都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只有極少一部分靈感，在已經創作完了的時候發現它還是有價值的。這種可遇不可求的靈感可以説它是“上帝的召喚”，也可以説它是“生活的召喚”，“心靈的召喚”。

上帝是非常吝嗇的，不會把召喚弄得遍地都是，而且這種召喚總是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許多事情可遇不可求，但你必須把“求”放在前頭，你每天都在求這個東西，突然遇到這個東西，才知道它是好的。上帝還特別狡猾，一個非常好的靈感閃現時往往並不那麼光芒四射，一般來説外麵包著泥土、雜草，我們要有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發現和堅持的過程。

《新京報》：我覺得這是你對寫作一種非常深刻的感悟，你講的是一個發現寫作的源頭和起點的過程，它會最終決定小説的質地。

劉震雲：實際上，每一次靈感帶來的創作你都覺得它是新發現，但寫完之後你發現自己找的不是它。等你又有一個發現，寫完了覺得挺好，結果過了幾年，你發現你找的也不是它。一個創作者的艱難是在不斷否定自己的這個過程，而不是他寫不出東西來。這種較量的過程，對心理承受能力要求非常高。我從事寫作這麼多年，這是我最深刻的體會，也是我第一次跟別人説。

《新京報》：不斷地懷疑自己、推翻自己，是一個很難以忍受的過程。

劉震雲：而且，這個不斷否定自己的過程你無法對人言説，因為説出來別人也理解不了。《手機》裏有一句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常常有這樣一種想法，會讓我稍微有些悲涼的感覺。這種感受無法告人，又沒有什麼不可告人，解釋就顯得很矯情，好像沒有什麼説不明白的，但開口説話又確實不容易。更大的麻煩是，你覺得它不是你，但別人已經框定它就是你了，你不但較量不過自己，也較量不過別人。現在，説起劉震雲大家就是想起寫過《一地雞毛》，還寫過一個特長特長的看不懂的《故鄉面和花朵》，我自己覺得特別擰巴。這些年來我心裏總是有一種聲音在説：繼續找吧，你能夠找到它。我模模糊糊知道它是誰，我也試圖接近它，但我還沒有機會説：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一定能夠找到“它”嗎？

劉震雲：我希望在三五年之內抓到它，我預感到它在哪了。這個預感不是憑空想像，而是在不斷探索的寫作過程中，走過了很多彎路，慢慢、慢慢地在接近它。也許在集市上找遍了沒有，在村莊裏找沒有，在大飯店裏找還沒有，但轉過頭來發現，它就在村莊的一個小角落裏。我説：兄弟找了你多少年，你原來在這裡呆著呢。真正找到它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會聲淚俱下。

劉震雲自述《手機》故事梗概

第一部分

主人公嚴守一的表哥在礦上挖煤，好長時間沒回家。他帶著表嫂到鎮上打電話，那個時候電話剛接到鎮上，打電話的過程非常艱難，打通很不容易。電話終於打通了，接電話的老頭説：你什麼事？嚴守一説，我叫嚴守一，小名叫白石頭，我嫂子叫呂桂花，我嫂子問一問礦上挖煤的表哥牛三斤還回來不回來？老頭説：這事還用打電話？然後，就把電話挂了。整個礦上就一部電話，全部通過廣播喇叭播出去。老頭打開廣播喇叭説：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婦叫呂桂花，呂桂花問一問最近你還回來嗎？當時傍晚天上下著雪，好多工人剛從礦井下鑽出來，聽到這個聲音就覺得特別好玩，全都笑了。廣播聲音在山裏不斷的往復，後來就成了大家的傳唱的歌曲：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婦叫呂桂花，呂桂花問一問最近你還回來嗎？

第二部分

故事跳到了現在，小時候的白石頭成了著名的主持人嚴守一，他是一個以説話為生的人。他成了名人之後，全國人民只有嚴家莊的人不理解：他爹一天説不了10句話，這個王八蛋居然每天拿説話當飯吃。嚴守一的節目以説真話見長，但他的生活中卻四處埋遍了謊言。這些謊言和一個現代化的手機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手機就變成了手雷，手雷就爆炸了。嚴守一從小死了娘是奶奶養大的，他奶奶是他惟一説心裏話的人。

第三部分

故事跳到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寫嚴守一奶奶的故事，但從頭到尾又沒寫他奶奶，只寫了他的爺爺。他爺爺在口外販牲口，家裏人覺得他該娶媳婦了，就託人往口外帶了一個信讓他回家娶媳婦。這章寫了這條口信的曆險，一個驢販子到這個村裏來，家裏人托他給兒子（嚴守一的爺爺）捎個口信。驢販子經歷了非常大的困難，走不下去了，就托了一個唱戲的捎這個口信。唱戲的又走不下去了，就托了一個修腳的捎這個口信。經過幾年這個口信飛越了高山大河，完全變形了。

《新京報》2003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