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經部分中央領導人提議，發起組織“童懷周”編輯出版《天安門革命詩抄》的汪文風，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他剛進中紀委，恰逢中央決定把公審林彪、“四人幫”兩集團前的審理工作交由中紀委辦理，他便被任命為“兩案”審理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兼二組（負責“四人幫”案）審訊組組長，開始和“四人幫”主要成員頻繁過招。

1976年10月6日，最初將“四人幫”隔離起來的時候，他們的順序是按照其所擔任的職務排列的。即王洪文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號；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號；下面是江青、姚文元。雖然，有人認為他們中張春橋最為陰險，老奸巨滑，一旦篡黨奪權陰謀得逞，他一定會弄死江青的；也有人推測，毛遠新可能會成為這個集團的頭面人物。

但是，從歷史事實來看，根據當時國內、國際上絕大多數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四人幫”其他成員是圍著江青轉的。經過我們後來的訊問和大量的事實印證，證明廣大群眾的看法是符合實際的。

王洪文、張春橋在公開職務上固然比江青高，但他們都稱江青為“中央首長”。她這個“中央首長”在他們那幫人中，也是最有“權威”，最有力量的，也是定弦的。誠然，這裡存在著這幫傢夥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內心裏並不一定看得起她。不過，從政治能量上掂量，她終歸是他們的“中央首長”。

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在審理工作展開時，專門就此進行了研究。後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實際情況，讓江青挂了頭號；張春橋作為“智囊”和“軍師”，挂二號；姚文遠製造篡黨篡權的奪權輿論，算三號；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搶活動起家，雖當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個吃喝玩樂，成事不足的人物，放在了第四位。這種定位，是符合“四人幫”陰謀信團的實際，合情合理的。

一、 江青：斯文不了多久便胡攪蠻纏

在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遠新等“四人幫”集團主要成員訊問的過程中，我們多次來到對他們實施隔離的住處。那裏背靠青山，林木環繞，鳥語花香，環境相當不錯。

“四人幫”主要成員在這裡的待遇也超出我們的想像。他們每餐有一葷一素一湯；每星期發給二斤水果（蘋果、梨、桃、橘子），喝兩次奶粉衝的牛奶，吃一頓餃子，餐餐都供應大米飯和白饅頭，任其自選，管飽。他們的伙食標準是每月30元，約高於當時我們這些機關幹部食堂伙食費的兩倍，加之地處農村，農産品和魚肉雞鴨價格都很便宜。

談話前，我們先通過隔離房外的了望孔，對“四人幫”主要成員做了一番觀察。

江青的頭髮是墨黑墨黑的，很多，很濃，完全不是外面所流傳的説她是個禿子，戴著假發；她的體態豐滿，看上去只有50多歲，也不是像外界所流傳的她在自己身上，這裡用了橡皮墊子，那裏用了橡皮墊子。社會上流言之謬誤，社會上流言之不可信，雖則反映著廣大幹部、群眾對江青的仇恨，但終歸是不合乎實際的。

後來在一些聚會上，常有人因為得知我的這段歷史，向我詢問有關江青的情況，凡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傳聞，我都給予了實事求是的説明。我認為跟“四人幫”的鬥爭，是政治鬥爭，是嚴肅的事情，搞那些敗壞對方的小動作沒意思。

被隔離的江青用餐時，總是用瓷勺盛了米飯，再用筷子夾一箸葷菜，一箸素菜，蓋在勺裏的飯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頗似上海飯館裏吃蓋澆飯那樣的吃法，且吃的非常香。後來在詢問過程中，江青對我們説，她之所以要吃好養好，為的是跟我們的“修正主義”進行鬥爭。

整個訊問談話期間，和江青的交鋒是比較多的，那情景難以淡忘。每次找她談話時，她都要換上乾淨衣服，總是抱著一疊材料，拿著水杯。到場後，先把材料放在左邊，再把水杯放在右邊，然後端坐在專門為她準備的瓷凳上面，然後用雙手往後捋一捋頭髮，搓搓面頰，還以兩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溝處擠一擠，稍稍仰起下巴，開口説：“開始吧。”仿佛是她在主持會議一樣。然而每次都這樣斯斯文文地開始，可説著説著就無理取鬧起來。

最初見面時，江青見我們幾個人衣冠尋常，也沒有哼哼哈哈的官樣腔調，就先向我們擺起譜，端起架子來：“你們要問‘文化大革命’的事麼？告訴你們吧，我所參與的，都是黨和國家的高級政務；我所經歷的，都是黨和國家的高級政治生活，這些都是高級政治人物的活動。這些，你們能問麼？敢問麼？我説出來，你們敢聽麼？所有這一切，你們敢干預麼？敢管麼？敢麼？敢麼？敢麼？

我當時感到，一定要震懾住她的囂張，以後的訊問才能順利進行，便嚴詞指出：“江青，我們是中央派來審查你這個案子的，這個問題首先你必須認識清楚。因此，有關你和你的同夥的一切罪行，你必須老老實實地向我們交代。你不交代別人要交代，別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們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節，我們都有權利問，有權利聽，有權利管。“她的氣焰被壓住了一陣，可過了一會兒又發起進攻：“毛主席説了，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産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你怎麼看？”

“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還專門為他拍了假裝學習毛主席蓍作的照片，你怎麼説呢？”我們反問。“我是反對林彪的！”她嗓門提高了。我們隨即點出：“那是因為後來你們互相爭奪權位！”她頓時語塞。

接著我們説：“按照你講的，你總是正確的，可是為什麼你連一個朋友都沒有呢？”她急促地喘著大氣，不服氣地自言自語地説：“哼，這是毛主席説我的話，你們又用毛主席説我的話來整我！”

“我還是有朋友的，我還是有知心朋友的！”她又嚷嚷起來。我們問：“哪一個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想想，撒潑耍賴説：“我不能告訴你們，告訴了你們，你們又可以去抓人啊！劊子手！” 雖然談話時這種情況居多，但也不全是如此。有時候江青會突然軟下來對我們説：“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毛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你們打狗也得看主人啊！”其中含有乞憐的意味，當然也含有把責任往毛主席身上推的用意。

儘管江青的態度惡劣，但審理領導小組還是盡最大努力，爭取她能好好交代自己的問題。為此，幾位審理領導小組的成員，如中紀委副書記張啟龍，30年代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李士英、曾漢周、于桑等人在我們陪同下，一起去看江青。

張啟龍已經80多歲了，曾是延安時期高級黨校一部主任。江青曾是黨校的學員，張啟龍可以説是她的老師和領導。見面時，張啟龍要江青實事求是地認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災難，坦白自己的問題。

不料江青馬上蹦了起來，伸出拳頭高呼：“打倒走資派，打倒走資派，我就是要打倒你這個老走資派！”她清楚張啟龍的歷史。他原來是湖南的一個小學教師，在秋收起義前參加革命，後參加朱德、陳毅在湘南領導的暴動，隨之到井岡山，又經過長征到陜北，始終就給他定性為走資派。

我見江青近乎瘋狂的舉動，怕她傷害到老人，就吩咐看管人員：“馬上把江青帶下去。”幾個女警衛戰士隨即把她押送回她的房間。

説到女警衛戰士，我們發現江青最記恨的就屬李紅了。她幾次向我們提出要把李紅從她身邊調開。原因是李紅威脅、謾罵過她。我們經過調查，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有一天，江青對李紅説：“搞修正主義，主要是你們上頭的人搞的。至於你們下面的，是個執行的問題，我對你們並沒有什麼意見。”繼而她就開始誣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形成的中央領導，説某某某“搞了天安門反革命事件，那還不是修正主義嗎？”

李紅當即對她進行了反駁，並對江青説：“你現在首要的是老實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江青被激怒了：“我看你就是個參加天安門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紅哪吃這一套，反斥江青：“你是流氓、叛徒、壞東西。”

這下把江青氣急了，撲上來就要抓扯。李紅也不示弱，順手拿起一把大掃帚，喝道：“你敢再胡鬧，我就把你掃到歷史的垃圾堆裏去，變成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江青被李紅橫眉立目的樣子震懾住了，忙改口説：“好了好了，我剛才是跟你説著玩的。我們有意見分歧，但還是好同志麼。”

從那以後，江青再沒和李紅直接衝突，但背後反覆向管理部門要求不要李紅當值，説李紅來她就不放風、不吃飯。但管理部門沒理她那一套，當然，她也沒因此而放棄了吃飯、放風。可得著機會，她便重提調開李紅的事，我們也沒有答應她。

除了胡攪蠻纏外，江青還常向我們告別人的狀。一次她説起在隔離審查初期，曾對她搞了武鬥。我們聽聞後十分重視這件事，嚴肅地認真地進行了調查了解，查清了事情的真相： 那是在“四人幫”剛被隔離的時候。當時負責專案的人，組織原來在江青身邊工作的秘書、警衛人員、醫生、護士、廚師、司機等，對她進行了一次面對面的揭發批判。

當然，這些同志不可能揭露出江青等人犯下的什麼嚴重的政治問題，只是例舉出她平日如何飛揚跋扈，壓迫淩辱身邊工作人員的劣跡。從未遇到過這種待遇的江青忍不住了。當她的秘書劉玉真指責她往日的惡劣作風時，她伸手就打了劉一個耳光。

殊不知彼一時此一時也。過去毛主席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藹可親，寬厚仁慈，誰家有困難，都給予關心和幫助。江青當著主席的面，也不敢對工作人員耍威風；即便她是背著毛主席發淫威，工作人員們都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對他忍讓、遷就。而此刻，江青已變成了被揭發者，還動手打人，豈能容忍。大家群情激憤，便一擁而上，發生了與江青撕扯的情況。 批判者人多勢眾，江青孤家寡人，撕扯中肯定是要吃點虧的。雖然事情的緣起是江青先動手打人，但動手終歸有違背黨的一貫政策，我們遂視此為一個教訓，以後不再面對面的揭發批判會了。

為了查清問題，我們一次次地與江青面對面地交鋒。依我看她當時是很願意談的，因為一個風光一時的人，突然與世隔絕，沒人作她宣泄的對象，她很不習慣，很寂寥。

一般情況下，談話時江青説什麼話，我們都不打斷她：她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我們也讓她講完，看她怎麼歪曲、怎麼顛倒的。只是對於我們已經充分掌握事實、掌握證據的問題，才在關鍵時刻點她一下，使她自感矇騙不能得逞的難堪，自感狼狽。對她對我們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誣陷、謾罵，則嚴肅指出，用事實予以批駁，據理打掉她的僥倖心理。對她的挑撥，甚至意欲搞思想上的“策反”那一套，則給予回擊。

江青這個人，從過去上海的十里洋場，帝國主義分子、冒險家的樂園熏陶出來，臉色善變。不論在訊問過程中她顯得多兇，撒潑何等厲害，臨到鬧完了，她就恢復了平靜，站立起來，一絲不茍地收拾起她帶來的材料，夾在身上，端起水杯，向我們一鞠躬，面露微笑地道一聲“謝謝”，才轉身離去。

二、張春橋開始也並非一言不發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張春橋總是以“左”的面目出現，誣陷我們的許多幹部是叛徒、特務；但另一方面，卻利用其篡奪的權力，夥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叛徒、特務、漢奸文靜，讓文靜擔任了“上海市革委會”辦公室材料組、聯絡組的負責人，抓動態，管專案。

他的妻子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的平山縣工作時，被日本侵略軍俘虜，自首叛變，充當日軍特務，到處為日軍做策反工作，破壞解放區的抗日鬥爭。張春橋對此心知肚明。他的妻子文靜交代説：“這段歷史，我曾寫信告訴張春橋，對他絲毫沒有隱瞞。張與我于1946年結了婚。

“文革”以後，張春橋與江青關係日益密切，常常深夜不歸。文靜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軼事的，出於這種完全屬於個人的原因，她對張春橋不放心。張春橋就安撫文靜説，他要通過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準備成則為王，敗則砍頭。由此可見王、張、江、姚的勾結，是出於一種什麼目的。

在公開審判時，人們通過電視轉播都看見了，張春橋自始至終一語不發，藐視法庭。但在最初訊問談話時，他可不是像在法庭那樣，以不語應萬語，而是談了一些事情。

例如，197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江青借“風慶輪”的問題，在政治局鬧事。當鄧小平不軟不硬地加以抵制時，張春橋陰冷冷地説：“鄧小平又跳出來了！”

會後，王、張、江、姚立即聚集到了釣魚臺17號樓，連夜密謀策劃，決定背著正在北京醫院治病的周恩來和政治局其他成員，由王洪文秘密赴湖南長沙，誣陷鄧小平要搞復辟；誣陷周恩平在醫院會見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廬山會議之勢”。

在我們找他訊問談話時，張春橋和姚文元、王洪文一樣，都交代説他們當時是看周恩來因病不行了，要全力“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

當張春橋説到這兒時，我們突然發問：“你們在準備搞了周總理、鄧小平以後、由誰來當第一副總理並在以後接替總理呢？”張春橋毫無戒備，吞吞吐吐説：“他們（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意思是要我來。”

張春橋這一漏嘴，我們頓時感到捕捉到了關鍵問題。因為説誰有錯誤，要打倒誰，他們一直都往毛澤東身上推，只承認是認識上的偏差，是執行中的錯誤；可這一名話，張春橋露出了他們拱倒別人，與安排自己位置相連，搞陰謀，想篡權的野心昭然若揭。

從這次交代以後，老奸巨滑的張春橋這才發覺自己對答有失。他怕再有不慎，授人以柄，從此緘默不言。

三、姚文元：把責任都往毛主席身上推

在那段日了裏，姚文元表現的特點，就是竭力把他們的一切問題，都推到毛澤東身上去。他把自己説成是一個完全是被動的思想、被動的行動、被動的執筆人物。

每問及一些和他相關的問題，他總是説毛主席怎麼指示他的，他就是怎麼做的，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怎麼去寫的。他的文章，都是送給毛主席修改，大段大段的增刪。因此，煽動十年內亂，亂中奪權的錯誤和罪行，似乎都不是他存心犯的，而只是個執行的問題。

他還故意在我們面前表現得對黨、國家、人民的命運和利益十分關心的樣子。他聽説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糧多了，肉多了，雞鴨魚蛋豐富了，一律敞開供應了，不像“文革”後期那樣，全國沒有肉吃，全保障北京，北京一人一月也只發二斤肉票，零售一個人一次只能買兩毛錢的肉。

對此，他貌似關切地説：“請代我向中央領導同志轉達轉達，這樣可不行啊，可不能敞開供應啊！敞開供應，幾個月吃光了，怎麼辦呢？不要造成形勢不穩啊！可不能出現1958年以後和文革後期的那種狀況啊！

姚文元的這一假面具，必須予以揭露。一次，我們專門以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和天安門運動為題，找他談話。我們問，“把許多人參加的悼念周總理的活動，定為反革命事件，你説是不是錯誤？”

開始他説：“是錯誤，當然是錯誤。”他還發揮説：“特別是還栽到鄧小平頭上去，跟他無關嘛，更是錯了。”可馬上他話題一轉説：“當時，是毛主席定下來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説的去做了，也沒有辦法。”

在這件事情上，究竟是毛主席的錯誤決定影響了他們，還是他們的行為，影響到毛主席做出了錯誤決定，是一個需要弄清楚的關鍵問題。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他不可能洞察一切。當他對一些虛假的事物看不清楚的時候，當他聽信了虛假的彙報時，當他的指導思想脫離了實際時，他也可能産生片面性，産生偏執，把假像當成真相，從而做出錯誤的判斷，採取錯誤的決策。

據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交代，以及一些當事人的揭發，1976年4月4日下午和晚上，華國鋒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些人惶惑不安，時而在會上説幾句，罵幾句，時而透過大會堂的玻璃窗，觀看天安門廣場的現場。

到了夜晚，“四人幫”安插在《人民日報》社擔任總編輯的魯英，召來派到天安門廣場上的記者。他們反映天安門廣場上有人發表演説，痛斥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禍國殃民。

江青聽了，又哭又鬧，還拿一根棍子在會議廳裏東揮西打；張春橋、姚文元緊跟著張牙舞爪，要求鎮壓；王洪文跑來跑去，好像熱鍋上的螞蟻。於是，華國鋒定了性，説天安門運動是“反革命分子的搗亂破壞”。

於是，會議決定由毛遠新、華國鋒按這個調子，向毛主席作了彙報。毛澤東聽了彙報，才作出了把天安門運動定為反革命事件，認定鄧小平是這一事件的總後臺的結論；要吳德去講話，發佈了兩項顛倒是非、無中生有的決議案。

對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起初是準備派部隊鎮壓的。後來，才決定由×××調動民兵，組成棒子隊、棍子隊，四麵包圍，進行毒打和搜捕。姚文元説他們完全是在毛澤東指示下幹的，可就以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情況而論，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為了揭穿姚文元的謊言，我們當場出示了他在當年3月下旬所寫的日記。在那些日記裏，姚文元就把早在天安門運動發生之前，因為當時《文匯報》造謠：“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要把另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惡毒攻擊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而引發的南京市人民群眾的示威行動，以及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人民群眾“沉重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的活動擰在一起，斥之為‘反革命’”。他在日記裏惡狠狠地寫道：“要鎮壓！”“要殺人！”

我們還出示了4月4日晚，華國鋒、毛遠新在向毛主席彙報之前，姚文元親自批改的《人民日報》內部情況的文章小樣，這裡也早就把天安門運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據此我們指出，正是他們炮製的一系列歪曲事實真相的材料，導致了毛主席在這件事上的錯誤判斷和錯誤決策。

面對鐵案如山，姚文元滿面通紅，頭上熱汗淋淋，瞠目結舌，吱吱唔唔話不成句，不得不承認自己“罪行嚴重，罪行嚴重”，思想上是與“沉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的人民群眾對立的。

還需要説明是：在整個審查工作的談話當中，姚文元雖則是口吃而不能暢言，但他在答問時，不僅每句話都字斟句酌，而且是吐字清晰的。他一直只承認自己有錯誤，只有在這件事上，才自謂“罪行嚴重”。

四、王洪文：他人説得詳盡，自己避重就輕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説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産，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臺、人參、三鞭等名酒。

平日裏，他的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打撲克、下棋、釣魚、找獵、看黃色電影和淫穢錄影上頭。他還發明瞭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説：“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説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臺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説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説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説：“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説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説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説：“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劃下，上海的《時報》于2月16日、17日，《申報》于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産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産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辟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辟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産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説：“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借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説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説：“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説：“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五、毛遠新：先是抵觸，後有悔悟

積極參與了“四人幫”集團陰謀活動的、特別是在“文革”後期擔負著中央政治局與毛澤東溝通的聯絡員重要角色的人物毛遠新，社會上曾有一些關於他在訊問談話期間態度挺不好，盡把責任往毛主席身上推，自己什麼責任都不擔的傳聞，但這不夠準確。經過一段時間做工作，毛遠新的態度是比較好的，若不是他的配合，許多問題查起來就很麻煩，且要耗去更多的時間。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遠新在黑龍江省的伊春市，當時他還是主張對幹部的問題要實事求是，反對懷疑一切，及打、砸、搶、抄、抓的做法。後來，他發現自己的認識，同毛澤東基本錯誤估計形勢而形成的思想有矛盾。在和毛澤東交談時，自己對一些問題的觀點，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他的觀點隨之有所改變。

這以後，他去吉林省延邊地區，就指揮造反派和軍隊，血腥圍剿和鎮壓了持不同觀點的群眾，狠整朝鮮族的各級幹部，成為“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罪魁禍首之一。他當上了瀋陽軍區政委、遼寧省革委會負責人後，實際上成了東北地區的太上皇，甚至陳錫聯、曾紹山等人，也要唯毛遠新的馬首是瞻。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就已經開始對毛遠新進行保護審查。由於當時的專案組在審查中襲用了“文革”中的某些做法，大哄大嗡，硬擠硬壓，嚴厲斥責等，儘管毛遠新搞這套名堂也是老手，但別人用類似這些他熟悉的手段對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段時間裏，他一言不發，採取了硬頂的態度。

我們接辦這個案子後，嚴格遵照審理領導小組的指示，採取黨內審查的談話方式。對清查的問題，一律從他們犯錯誤和罪行時的特定環境、條件出發，實事求是，不強加於人；在與之談話的過程中，採用探討的方式，説理的方法，既耐心聽取他的意見，也説出我們的看法；我們與他有了不同的觀點，寧可等待下次、以後再繼續談清楚，也不頂牛，不爭吵。

經過若干次交鋒，毛遠新不僅開口説了話，而且動筆寫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結論：“文化大革命錯了，完全錯了，徹底錯了。”

他在談論自己的實際感受時説：“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貫穿著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和廣大群眾所堅持的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與完全脫離實際的錯誤路線的鬥爭。這種鬥爭，有時是公開講話中就有差異，更多的時候採用各人都引用毛澤東的話，但引用的內容不同，説出的道理不同，結果是以各説各的，各幹各的方式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顛倒了，使國家落後的15年到20年，使廣大幹部、群眾受害遭殃，使黨和國家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

在整個訊問談話期間，我們對江青和其他被隔離審查對象的正當的、合理的要求，還是遵照領導上的指示，盡理予以解決的。

我們不僅在談話時，主動過問他們吃得怎樣，睡得怎樣，學習怎樣，還需要什麼；而且叮囑管理他們的同志，把他們的生活按規定標準搞好，晚上要關掉刺激眼睛、影響睡眠的強光燈。管理人員也經常徵求這些人對伙食、衛生、醫療方面的意見，不斷改進工作。我們了解到他們對報紙、雜誌的需要，就增發了報紙的雜誌。

許多重要的審查對象，他們對黨在生活上、學習上的關懷和照顧都表示感激，痛悔他們過去對我們許多老紅軍、老幹部、高級民主人士的折磨。

對於一些一時難以馬上解決的生活問題，我們也向他們做解釋説明。如江青提出奶粉衝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鮮奶，當時供應鮮奶還不能産即實現，只能讓好先將就一段。

然而對他們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們也説明情況，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間，休閒活動和曬太陽的場所，各14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求擴大到各28平方米，共56平方米。我們明確告訴她，這辦不到。但是，對於她要求從家裏拿些衣服來穿，拿些東西來用，我們還是滿足了她的。

還有一次，江青在談話時突然對我們喊道：“我要平等！”我們問：“誰對你不平等啦？”她説：“那為什麼我的桌子、椅子、床都矮一截？”我們告訴她：“那是為了安全，怕你從上面掉下來摔壞。”

“給我換掉！”江青聲調更高了。“那不行，所有的人都如此，否則不安全。”“什麼安全不安全，給我換！”“不可以。”我們平心靜氣。“不給我換就是不平等。我要平等，不要什麼安全！你們混蛋！你們是鄧小平的幫兇、劊子手！”她儘管這樣嚷嚷，但我們是絕對不會遷就這種無理要求的。

中共黨史網 2003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