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分眾時代，什麼書都有人讀，垃圾氾濫，知音難尋，所以書不敢讀；這是一個速食時代，書成為紙做的快餐，令人興味索然，所以書不屑讀；這是一個功利時代，出書只以銷量計，讀書只為稻糧謀，所以書不會讀；。當書籍從一種近乎神話意義的精神食糧變身為大眾消費品時，中國人的閱讀生活，到底經歷了一場怎樣的變革？

2300多年前，亞裏士多德和弟子散步在林蔭道上，喟嘆：無書可讀。

於是，他一邊做著馬其頓王的太子太傅，一邊動手寫下了《物理學》、《詩學》、《尼各馬可倫理學》、《政治學》、《形而上學》等書，留給後人；

2200多年前，生活在秦始皇和秦二世手下被焚書坑儒凈化過的環境裏，儒生們無書可讀。世間只剩下種樹和占卜等寥寥幾種。有關秦朝的片羽鱗光，只能從歌功頌德的碑文上找；

500多年前，史上最出色的實踐科學家達芬奇抱怨無書可讀。於是，他畫了《蒙娜麗莎》、《最後的晚餐》和《岩間聖母》，雕刻了許多著名的雕塑，主持建造了許多龐大的建築，寫下了好多科學論著，解剖了很多具屍體，還設計了歷史上最早的飛機模型；

400多年前，貧窮的磨鏡匠斯賓諾莎在宗教神學的縫隙裏悲哀地發現，無書可讀。教會禁止一切不服從它的書面世，他用昏聵的雙眼寫下的反神學道德的《倫理學》也幾乎不行於世；

200多年前，戴震、段玉裁和王念孫們在那個“維民所止”、“清風不識字”都被族誅的年代裏，無書可讀。既然不能説話，這些乾嘉時代的考據學大師只有把自己埋進故紙堆裏，終生以名物訓詁為樂；

100年前，陳寅恪負笈海外，遍訪日本、瑞士、法國、德國、美國諸名校二十多年之後，無書可讀。他學會了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臘、日、梵等十幾種語言，窮盡其可能的知識，回到中國，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個學位；

60年前，錢鐘書號稱“橫掃清華圖書館”，讀到無書可讀。他的房間裏據説只留下當工具用的百科全書，別人的贈書，他都論斤地稱去賣了。他只需反芻他的學問，便滿口錦繡；

30年前，顧準在中國物質和思想都極度饑饉的土地上，無書可讀。他只能在有限的報紙虛虛實實的報導中尋找線索素材，在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活裏冥想他的“希臘城邦”；

3年前，張五常大言不慚地説：“無書可讀。”這個據説離諾貝爾經濟學獎距離最近的老頑童，最懂得用淺顯的筆調來著述經濟論文，甚至自得于自己曼妙的詩文；

……

獨孤求敗躲在山裏，在世間只流傳著他的名字和他的憂傷。無人可以與之比肩，無劍值得舞，是這個劍客一輩子的痛。不過，有許多塵世中的高人，也和他一樣地享受這種高處不勝寒的寂寞：無書可讀。

那些傳奇都在風中吹散了，一代一代的紙頁也被蠹蟲優先品咂過了。書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少，那個孤獨的讀書時代經已隱沒，現在的每一個人都識字，每一個人都讀書，然而，每個人都不得不一起分享這個無書可讀的時代，分享這種所有人共同的孤獨。

這是一個分眾時代，書不敢讀

“那年，我們在飯堂裏排隊打飯，聽見廣播裏在播放著劉心武《愛情的位置》這部小説。每個人都對它耳熟能詳，沒有別的書，全國人民都在讀同一本書聽同一個故事。”資深出版人黃集偉這樣説。今天是幸福的，每天有新書面市，《親歷歷史》和《哈裏波特：鳳凰社》天生就一副大眾情人相，《血酬定律》在文化人那裏口口相授，楊絳的《我們仨》在書市的銷售額小數點溫和地往後移，楊爭光的《從兩個蛋開始》讓小説讀者嘗到一種瓷實的快樂……

什麼人讀什麼書。全民一起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圍城》，一起吟誦汪國真，一起讀拉美爆炸文學的歲月已經過去了。而今天，除了《臨床醫學》、《高等數學》、《中國文學批評史》是老師開列的必讀書以外，還有什麼書是不可不讀的？引車賣漿者有他們的趣味，哲學教授有自己的偏好，張三愛俏，李四愛鬧，什麼蘿蔔栽什麼坑，沒有人敢越俎代庖地給出結論。讀什麼好？

在新華書店的“世界名著”櫃檯前，大把充滿求知欲的高中生還在惡補《戰爭與和平》、《巴黎聖母院》、《嘉莉妹妹》；而漫畫書店裏，《全職獵人》、《高達》則成為那些穿著巨大的校服的孩子們翻舊了的口袋書。

剛剛入職的都會白領一般會拈起《我動了誰的奶酪》、《富爸爸窮爸爸》權當職業培訓；資深一點的則同時包裏裝著《GRE紅寶書》、《哈佛MBA教材》、《經濟學》：他們是一群正往“IF族”上狂奔的候補；有時，他們也愛看溫和的《月亮忘記了》作為調劑。

小資們看了村上的《挪威的森林》、《看不見的城市》，頂多再讀讀《上海的前世今生》；只有那些純粹文人才會再接再厲看《舞舞舞》、《尋羊曆險記》和卡爾維諾文集，除非他是自虐狂。廣西師大版的《閱讀史》、《科學史》是專門供應給那些求知若渴的知道分子的，他們才有這樣龐大而無所不能的胃去消化。

7月份某個小辦公室裏的購書清單是這樣的：《漢娜·阿倫特》、《窗邊的小豆豆》、《攝影大師對話錄》、《女巫師》、《歐洲洗浴史》、《修道院紀事》……那些拉拉雜雜的趣味裏雜糅了一切可能的審美傾向。

肖復興的枕邊書有《音樂辭典》、《音樂聖經》、《西方現代藝術史》，劉震雲臨睡前看《聖經》、《古蘭經》、《扎哈爾經》、《白氏長慶集》……作家與作家之間沒有雷同，不知誰比誰的書更好。

然而，世事無絕對，只有真情趣。專講時事、時尚和八卦的口水佬竇文濤愛看古書，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嚴鋒平時愛研究天文和打遊戲。而據説，妓女們的小坤包裏，通常放著安全套和《文化苦旅》。誰適合讀什麼樣的書？人有時是盲目的，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以，不敢讀。

這是一個速食時代，書不屑讀

剛剛閉幕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儘管長袖善舞的新主席搞了聲勢浩大的“文學與電影”的主題活動、意圖創下吉尼斯紀錄的繪畫活動、拳王阿裏親來宣傳、君特·格拉斯做詩朗誦，甚至有俄羅斯迪斯可音樂會，但一樣沒有挽回書市低谷的頹勢。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書展把力氣放書之外，就是一個寓言：書的靈魂，成了買櫝還珠裏那顆被遺棄的珍珠。

暢銷書越來越多 只有大眾購買的書才可能是暢銷的，只有人人都懂的簡單道理才是大眾都能接受的。這種因果關係註定了暢銷書多是注水肉，一篇文章可以説清楚的觀點非要放大成為一本五百頁的書，例如《彼得原理》。看看吧，2001-2002年，5%的圖書品種，其銷售佔整個市場圖書銷售49%~52%的份額。擠掉水分還剩多少值得一讀的書？

書出得越來越快 黃山谷盛譽其友人詩文“公詩如美色，未嫁已傾城”，而今這種絕色已罕見矣。都是些剪刀+漿糊，戴安娜、張國榮、伊拉克戰爭、“神舟五號”，一時漫天遍野鋪開，從事件爆發到書籍面市不多於三天，與“兩句三年得”的苦吟相比，質地粗疏，面目可憎。

書的選題越來越弱智 有《北京人在紐約》就有《上海人在東京》；有《誰動了我的奶酪》後面就跟著《我能動誰的奶酪》；“哈佛女孩”一齣，但凡國外呆過兩天的阿貓阿狗都開始寫書了；痞子蔡紅了，就有更多的人想從網上跨回真實空間……狐假虎威、跟風、炒作，第一個吃螃蟹是勇敢的，第二個只能算是饕餮客，而且，吃相難看。

看書的機會成本越來越大 從前，出書難，總量少，好書就像沙灘上的鵝卵石一樣顯而易見；而現在，牙牙學語的都開始寫書並學會簽售了，如6歲就出書的豆蔻。書籍的總量在無限擴張，而佳作卻無法迅速膨化，好書便如埋在沙礫裏的金粉一樣細屑不可尋，一讀便上當。讀一本壞書，就像飯裏的沙粒一樣硌得人牙齦發酸，敗壞胃口。

書本的替代性選擇越來越多 從前的讀書人是兩腳書櫥，他們滿腹詩書氣自華，自得其樂，而今自有人代替我們讀書。這些知道分子們早上看到的消息和警句，傍晚就會寫進他的文章裏，熱愛掉書袋搬弄資訊，我們就啜飲著他們的唾余消化著他們的二手資訊。誰高興再去讀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原理》？讀讀張五常、林行止或者薛兆豐的專欄足矣。

惠特曼憂心忡忡説：“到哪去找回我們在知識裏丟失的思想？到哪去找回我們在資訊裏丟失的知識？”顯然，今天出的垃圾書不能擔此重任，因此，不屑讀。

這是一個功利時代，書不會讀

碼滿了字的書常會讓我們心裏暖和：1990年的出書品種是80224種，到2001年，已經發展到出書品種154526種（含新版、重版），總印數29億冊。北京單是一座圖書大廈年銷售額達15700萬元，而上海書城是12000萬元、廣州購書中心是17000萬。但正如青年學者孔慶東所説，現在出的不叫書，叫出版物。除去那些沒有營養只有功能的印刷品，還有什麼書可以讀？

人們不再讀書，只願意用書 默默地賺錢的不一定是大牌出版社，而很可能是那些中小學教材出版社。在大學的書店裏，鮮明而個色的好書無人理會，大家都在挑四六級英語參考教材和電腦教材。譚浩強的《C語言程式設計》賣了400萬冊，同濟大學版的《高等數學》全國數十萬理科大學生幾乎人手一冊，都十幾年了。

人們不再看書，只願意買書 街頭的一折書仍在賣，那些裝幀精美，但錯字比正確的字還多的禮品書，本來就不是用來讀，而是用來擺的。

人們再沒有看書的時間，只有抱怨的時間 文藝評論家李公明説自己每月買書一百多冊，“可是，我總覺得自己不夠時間去讀。”美國學界歷來有“不發表則自斃（publish or perish）的説法，只有一篇一篇地趕論文的份，哪有閒情逸致來品啜書香？

看書不再是快樂與修為，而是任務 在深圳購書中心，各種階層的人推著購物車，都在一籃一籃地往外搬書，可是，多年過去了，深圳人仍在自嘲：文化沙漠。光長見識不長文化。準確地説，來店人中具有明確購書目的者比例顯然增大了，但那種舍得花時間泡在書店裏，把瀏覽本身當成一件樂事的人卻已越來越難找到。帶著職業性本能去讀書，哪還容得下自娛的悠閒。

在中山大學圖書館裏，常常翻閱到一些佈滿蠹痕的線裝書，書卡上顯示它們的上一個閱讀者來自1940年代甚至更早。可惜，這種不帶功利目的的閱讀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書還在，人去了。如何找回讀書的單純意義的快樂？

於是掩卷。無書可讀。

《新週刊》 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