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海塑的毛主席像，小的有大拇指那麼大，大的一米五六高。泥塑的造型完全顛覆了我們的思維定式，毛主席像的面部表情也與歷來的作品大不相同，但這些恰恰造就了王文海獨特的風格。

王文海有三大理想，在他人眼裏是不可思議的：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紀念塔；從楊家嶺到王家坪的山上塑二萬五千個雕像以紀念長征；以山為依託，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像。

大山子的798工廠曾經是老工業時代的遺留物，如今已經成為各色藝術家和藝術展的新聚集地。在一間寬大的廠房裏，一個名為“二萬五千里文化傳播中心”的組織正在舉辦一場展覽，展覽的名字叫做“民間的力量”。

有“延安泥塑王”之稱的王文海就是這“民間力量”中的一支。當展覽的舉辦者在延安看到他家中觸目皆是、蔚為壯觀的千尊毛主席泥塑時，都不禁驚奇不已，於是王文海帶著他的毛主席泥塑像進北京了。

人們恐怕要詫異眼前的一切，毛主席的泥塑像在他的手中已經超出我們司空見慣的傳統寫實造型。他會認真地詢問前來參觀的外國人：“這是誰？”老外們拖著尾音回答：“毛澤東。”問孩子，孩子們用稚氣的聲音説是“毛爺爺”。他感到滿意，因為有專業人士評價他做得不像，他卻有自己的一套藝術理論：“老百姓一看就認得是毛主席，認得就行，為什麼要像呢？學院派的特長就是做具像的，我反而不喜歡，一看就沒有什麼想頭了，似像非像才有意思。”

王文海覺得社會上的毛主席像多年來都沒有變化，人們看多了，情感上也趨於平淡了。想辦法把毛主席打扮得美一點，讓他看著更可親、可愛、可敬，如果能讓年輕人覺得有味道，耳目一新，繼而進一步去了解這個人，這才是泥塑背後他更深遠的意圖。對於那些不同的手法，王文海則解釋那是自己跟毛主席開個玩笑，提個問題。

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工作至今的王文海，不折不扣與毛主席打了一輩子交道，難怪他稱毛主席是他最親近的人。從講解員到泥塑王，儘管轉變了角色，王文海卻依然堅持宣傳毛澤東思想，那是他從18歲起就選擇的人生目標。

從那時起毛主席就成為王文海最熟悉、最熱愛和最崇拜的人，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

1969年，延安革命紀念館的老講解員都上五七幹校鍛鍊去了，館裏決定招收新一批的毛澤東思想宣傳員。招收的條件非常嚴格，人員要由各縣推薦，而且家庭成分必須是貧下中農，歷史清白。18歲的王文海是黃龍縣兩個推薦人選之一，他少時隨父親從河南落腳到陜西，父母都是貧苦出身。70個年輕、按捺不住興奮的男男女女經過挑選、培訓和試講，最後留下了29個，僅剩的4個男性裏就有王文海一個。他形容當時的自己：“扎著個武裝帶，長得也比現在帥，神氣得很。”他初中畢業，從農村走出來自視優秀，再看看周圍一大群的女孩子，更感到無比的自豪。試講的那天，他的題目是《重慶談判》。

講解員的工作就是了解毛主席思想、宣傳毛主席思想。從那時起毛主席就成為王文海最熟悉、最熱愛和最崇拜的人，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毛主席那時在我心中就是神聖的。我們經常接待外賓，從農村來的孩子誰見過外國人呀，用當時的話説真是‘帶著深厚的無産階級感情來宣傳毛澤東思想’。”他每天要背很多關於毛主席的故事，好在“文革”期間農村發了許多小冊子，介紹毛主席的生平和語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了解。

初到紀念館，一下子接觸到那麼多的歷史照片和歷史人物，對王文海來説需要學習和記憶的東西太多。每個週末，館裏都開展毛澤東思想講用會，館員們彙報自己是怎樣學習和怎樣實踐的，王文海成了講用會上的紅人。

“因為女同志多，她們都不好意思上臺，所以一開會她們就説讓王文海發言去。”於是他只好晚上加班寫講稿。第二天講完後，女同事們都拍手説講得好，他自己也不知講得好壞，就知道害羞，女同事們一拍手他就臉紅。

大會小會都被推薦上臺發言，這促使王文海不得不苦讀毛主席的著作，毛澤東選集他讀了四五遍，畫滿了紅、藍、綠各色的杠子。因為老家是河南的，四聲發音不準，他就天天練習。這些無形中都提高了他的講解技巧，也使他成為擔任講解工作時間最長的人———很多男同事隨著年齡的增長都漸漸被淘汰掉了，而他卻講了十幾年。

“當時參觀的人多，又不賣門票，我們確實飽含感情從早講到晚，不漏一個觀眾。”從楊家嶺到棗園，又到王家坪、南泥灣紀念館，因為講得好，延安的所有革命舊址館王文海都待過。哪講得不行就會有人提議：“讓王文海去吧。”

從進館開始，軍代表就要求這些年輕的思想宣傳員天天“早請示，晚彙報”，怕他們見異思遷，鼓勵他們向蘇聯和朝鮮的講解員學習，做一輩子的講解工作，宣傳一輩子的毛澤東思想。於是當一名“白髮蒼蒼的講解員”也成為王文海心中一個神聖的理想，除此以外沒有一點私心和雜念。

因為年輕吃得多，糧票常常不夠用，老父親就把家裏多收的玉米賣了換成糧票給王文海送來，他為兒子有這樣一份工作也感到自豪。至今回想起那段生活，他依然覺得：“吃的是玉米麵饸饹，但精神上非常愉快。”

然而歷史的一頁終究要被翻過去，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重心的轉移，紀念館昔日的光芒在暗淡，來紀念館參觀的人越來越少了，而且人們似乎也不再需要什麼講解，這讓王文海産生了一些失落和困惑。“也許是環境造就了一切，當初來參觀的人和我一樣崇拜毛主席，聽完講解後他們覺得受了教育，認為我們給他們上了生動的一課，日本、美國來的外賓更是非常感謝我們。”毛主席去世和一系列的變化，讓沉靜在精神世界裏的王文海顧及不暇，難以理解。

“王文海沒學過怎麼就能捏得像呢？”

為了懷念自己“最熟悉的人”，王文海開始塑泥像。儘管他是一名兢兢業業的講解員，但藝術對他來説並不陌生。西安美術學院的老師和學生經常到紀念館裏畫油畫、做雕塑，許多有名的大畫家也來這裡臨摹寫生。與他們的接觸，引發了王文海一直深埋心底的興趣。“我從小愛畫畫，小時候家裏的被面上印有《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的圖案，我就把被子拉到院子裏畫，那時的美術書籍太稀少了。”王文海至今都相信，如果當年他不去紀念館，後來會成為一名畫家。

紀念館請最好的照相師傅來館裏放大照片，最好的畫家來畫毛主席像，最好的雕塑家來塑革命人物。跟著他們砸泥、和泥，看他們拿著照片遠看看、近看看，揮灑畫筆，嚮往藝術的王文海對他們也産生了崇拜之情。為來延安采風的畫家靳尚誼、錢紹武做模特更讓他感到無比榮幸。在美院老師的鼓勵下，他捧起了黃泥，塑造的主人公當然是與他朝夕相伴的毛主席。

王文海覺得自己與毛主席有緣分，一看他的照片就喜歡、親切得很。衝相師傅把那些放大或曝光不好的照片扔了，他都把它們拾回去，保存下來。只要是毛主席的肖像，不管是全身的半身的，他都收藏。也許是因為毛主席的形象看得多了，沒有專業基礎的他一齣手就能抓住特點，一捏一拍就讓周圍的人感到驚奇：“王文海沒學過怎麼就能捏得像呢？”人們的誇獎和鼓勵讓他一發不可收拾，剛開始做半身的，後來做全身的，小的有大拇指那麼大，大的一米五六高，越塑越多，1988年還辦起了家庭泥塑展覽。美院的師生，延安的老鄉，還有外國人紛紛前來參觀。泥塑的造型並不嚴謹，毛主席像的面部表情也與歷來的作品大不相同，但這些恰恰造就了王文海獨特的風格，也給人們帶來前所未有的感受。

他的工具就是一把竹刀，“泥塑是有靈氣的，我不喜歡精雕細琢，刻來刻去把靈氣都磨損掉了。”他也試過按照美院裏教的那樣做骨架、反覆雕刻，進行人物寫生，但最終覺得不行，沒味兒，“臨摹太拘束，不臨摹的反而比臨摹的要像，非要像現在這樣捏不可。”很多好心人對王文海説：“你塑毛主席像，我家裏有陶瓷的、石膏的，你拿去。”他看看就罷了，自信還沒有自己塑的神氣、有味道。

在王文海的影響下，沉默寡言的妻子也開始跟著他捏泥人，而且悟性很好，塑出的泥像經王文海稍稍修改就成型了。他們的創作速度很快，第一次舉行家庭展覽時就有幾百尊毛主席像了，沒幾天就能做出十尊八尊。夫妻倆沒想著出名，更沒想著賺錢。王文海的工資不高，但他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有麵條喝、饅頭吃就滿足了，直到現在他也沒想要改變這種生活方式。社會的競爭日益激烈，人們對金錢趨之若鶩，而他宣傳自己崇敬的人、信仰的思想，沒有改變。

然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為，單位領導一度認為他不務正業，還停發過他一年的工資。他調到舊址管理部門以後，周圍的人都説：搞個維修，開工完工，能吃點喝點不是挺好。但他對這些都不感興趣，他自認為：“升不了官也不想陞官，發不了財也不想發財。只要給我時間，讓我塑毛主席像，宣傳他就對了。”

1990年他和妻子向亞運會贈送了一千匹彩塑的泥駿馬，是他們夫妻倆辛辛苦苦花了兩年的時間做出來的。用他的話説：“延安沒有錢，能貢獻的就是藝術品。”這個舉動為革命老區爭了光，地區領導開始支援他。

因為長期閉門在家做泥塑，有一段時間王文海的頸椎病特別嚴重，以致無法再進行創作了，醫生警告如果不好好治療就會癱瘓。兒子還沒立業；老婆又跟著自己捏了半輩子的泥疙瘩，什麼也沒有；而“讓毛主席走進千家萬戶”的理想更是遠遠沒有實現，他當時感到很悲觀。為了治病，他忍痛放棄了一段時間的創作，每天讓妻子給他按摩，自己還天天走一里路，到延安大橋擔水。周圍人説他是怪人，家裏有自來水不喝，他美其名曰要喝“礦泉水”。這樣擔了三四年，病竟然慢慢好了。

全家人都跟著王文海沉浸在泥塑的小天地裏，妻子為他砸泥、和泥，星期天他又拉著兒子跟著他上山挖泥。特別是妻子，沒有她的支援，王文海知道自己根本做不了這麼多。別人都説他娶了個好老婆，要是換了別的女人誰願意跟他過這種日子？“我們的房子什麼裝修都沒有，家裏除了擺滿了泥人，其他啥也沒有。老婆不打扮，多少年也沒給她買一件新衣裳，她也不計較，就是跟著我做泥塑。”

做泥塑真是做得沒有個年月，沒有個節日。一次過年，第二天就是年三十，王文海這才想起來去割些肉，結果老鄉都趕著回家，只剩下一塊，稱了稱2斤8兩。

“當時老婆就哭起來，説她自己沒什麼，可老媽媽還在呢。可我老媽媽也好，説用蘿蔔幹包餃子好吃得很。兒子也好，只要花兩塊錢給他買炮放，他就滿足了，不要其他的。”

王文海成了“泥塑王”

不串門、不打牌，甚至連鄰居住的是誰也不清楚，一家人自塑自樂，成了氣候。《毛澤東像》、《嘎小子》、《女英雄》、《魯迅》等等百餘尊泥塑作品陸續刊登在中外的報紙雜誌上。為紀念毛主席誕辰100週年，1993年舉辦的“千尊毛主席塑像展”引起各界的關注，延安的文藝青年把他的泥塑搬出來展覽，開作品討論會，學校的師生也邀請他去講課，王文海成了“泥塑王”。1995年，陜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他“陜西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的榮譽稱號。

好事的人不能理解：王文海家裏什麼也沒有，一些泥疙瘩還招來這採訪那採訪？當地群藝館評價他：既非民間，也非專業。但王文海的妻子驕傲地對別人説：“我們家裏‘人’最多。”

王文海有三大理想，在他人眼裏是不可思議的：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紀念塔；從楊家嶺到王家坪的山上塑二萬五千個雕像以紀念長征；以山為依託，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像。為此他也跑動了一些地方，但發覺實現起來的確很困難。有人嘲笑他：王文海你在替市長、省長考慮問題。“那麼將來我就籌些錢在延安打一座土窯洞，把我的泥塑全部放進去，這總可以實現。”

20年來，無數人問王文海，你為了什麼？兒子小時幫他和泥就説：爸爸這太苦了。現在兒子也會問：爸爸你看你在藝術上這麼撲騰，吃這麼多苦，得到什麼？有時間他就看看書，搞自己的創作，他認為在這個賺錢的時代，別人不會理解他。不理解就不理解吧，他歸結這就是他的天性。

“小地方環境壓抑，不是我意志堅定，早就自生自滅了。”到了北京，他驚喜地發現很多人能夠理解他，稱他為“老師”、“大師”，他感嘆到底是這裡人的眼界不同，視野開闊，而且“這裡的麵條、饅頭也特好吃”。53歲的他，希望在北京讓更多的人看到他的作品，而他也要好好利用這個機會發揮出自己的藝術天資。

很多觀看他作品的人問他：你是以藝術為重還是宣傳你的思想？王文海回答：還是宣傳思想，通過我的泥塑宣傳我的信仰追求，我的視角，我所熱愛的人。他認為毛澤東思想至今仍舊是人類最美好的思想，如果人們真的如他所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那麼人類的前景將非常美好。

“現在有的人自私貪婪，甚至不如動物，老虎吃飽了就不再襲擊其他動物了，但人不行，有了一百萬，還要掙一千萬、一億。”王文海的想法與周圍環境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兒子也常常和他吵架，但他不以為然：毛主席思想把我培養成了這樣也就這樣了。儘管藝術形式在變，但他對毛主席的感情沒有變。他最反感年輕人沒有親身體驗，也不讀毛主席的著作就妄加評論，不過“跟他們辯論，也就宣傳了毛澤東的思想”。

還有人問王文海：如果毛主席在世你會不會塑泥像？他想了想笑著説：“毛主席是個哲學家，會辯證地看問題，他也很幽默，雖然我將泥塑變了變形，但他會理解我是在跟他開個善意的小玩笑。”

《北京青年報》2003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