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藍英年先生寫了許多關於蘇聯的文章，都是我喜歡讀的。在他最近寫的《聽老歌》一文裏（載《文匯讀書週報》2003年5月30日），藍先生説到兩種讓他聽了覺得“不是滋味”的歌曲。一種如《三套車》，問題出在翻譯上，為心愛的姑娘傷心錯譯成為老馬傷心，讓藍先生難受。另一種如《祖國進行曲》，“有些蘇聯歌曲雖在20世紀50年代極為流行，但與當時的蘇聯現實相去甚遠，現在聽起來不是滋味。”“蘇聯優美歌曲很多，何必非唱《祖國進行曲》不可呢？”大概由於年齡關係吧，我也喜歡聽老歌。藍先生文章中提到的《三套車》和《祖國進行曲》，都是我所熟悉並且喜歡的歌曲；不過我聽這些歌曲時腦子裏出現的想法，卻與藍先生不盡相同。

藍先生説他非常喜歡《紅莓花兒開》這首電影插曲，聽見它便會回想起全班蹺課看《幸福生活》的情景。然而，早在蘇聯解體以前，已經有人對《幸福生活》（俄文原名直譯應該是《庫班的哥薩克》）這部1949年拍攝的電影提出過批評，指出它粉飾現實，集體農莊的生活實際上並不像它所展示的那樣“幸福”，電影“與當時的蘇聯現實相去甚遠”。從史達林到赫魯曉夫再到勃列日涅夫，直至在戈巴契夫手裏終結，農業始終是蘇聯歷任領導人的一大“敗筆”。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大學生，大概都學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知道蘇聯是靠工農業産品價格“剪刀差”、用剝奪農民的辦法來積累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的。當然這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採取的特殊措施，不能簡單地一概否定；然而這樣的歷史大前提，也就決定了蘇聯的集體農莊絕不可能像《幸福生活》所展示的那樣美好。

蘇聯解體以後的1992年，我曾經到頓河下游去過一趟。莫斯科開往羅斯托夫的火車上挂著印有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男女主人公畫像的窗簾，提醒人們正在前往哥薩克的“大本營”。我去了新老兩個切爾卡斯克，諾沃切爾卡斯克（Новочеркаск，新切爾卡斯克）的哥薩克博物館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老切爾卡斯克村子裏哥薩克們在後院“自留地”裏勞作的景象則更令人難忘。解放之初，許多中國人正是通過《幸福生活》這部電影認識蘇聯的集體農莊、甚至認識整個蘇聯的，人們憧憬著“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1992年的中國當然還有許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當我站在頓河邊的麥地裏時，卻只能慶倖那句話沒有變成現實。

儘管《幸福生活》不真實，但我還是很喜歡《紅莓花兒開》這首歌曲。自從電影從無聲變為有聲，它就與音樂結下了不解之緣，而電影音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便是歌曲。有些歌曲與電影恐怕是很難分開的，例如《懷念戰友》、《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之於《冰山上的來客》，《孤獨的牧羊人》、《雪絨花》之於《音樂之聲》。唱起歌，人們便會想到電影；看到電影，人們也會想起歌。但是，也有一些歌曲實際上已經脫離電影而獨立飛翔，中國的如《邊疆的泉水清又純》，蘇聯的如這首《紅莓花兒開》，還有同一部電影裏的另一首插曲《豐收之歌》。歌曲很好，電影只算得上平平；甚至還像《幸福生活》那樣，屬於人們有理由“非難”的作品。對於曾經流行過，受到人們喜愛的歌曲，我主張寬容一點，不必過多考慮歌曲以外的因素，例如産生的歷史背景，有關的人和事。歌詞如果有不當的地方，不妨做些修改，俄羅斯國歌沿用了蘇聯國歌的樂曲，但是另寫了歌詞，這個辦法很可借鑒。

《紅莓花兒開》和《祖國進行曲》，都是蘇聯著名作曲家杜那耶夫斯基（ИсаакОсивичДунаевский，1900－1955）的作品；而且兩首歌曲都既受群眾歡迎，也得到文藝界領導者的好評，使他兩次獲得史達林獎金（《紅莓花兒開》是二等獎，《祖國進行曲》則是一等獎）。《幸福生活》的兩首插曲都由伊薩可夫斯基（МихилВасилиевичИсаковский，1900－1973）作詞，他作詞的另一首歌《卡秋莎》，同樣既受到蘇聯人民喜愛，也為中國人民熟悉，伊薩可夫斯基並因此在1943年獲得史達林獎金。《祖國進行曲》的詞作者是另一位蘇聯著名詩人、以詩歌《神聖的戰爭》獲得1941年史達林獎金的列別捷夫－庫馬奇（ВасилииИвановичЛебедев－Кумач，1898－1949）。值得注意的是，杜那耶夫斯基另外兩首廣受歡迎的電影插曲，《快樂的人們》（1934）和《快樂的風》（1936），也是列別捷夫－庫馬奇作的詞。《快樂的人們》電影一上映，插曲幾乎一夜間就唱遍蘇聯城鄉，而且不久就由塞克（《救國軍歌》、《二月裏來》的詞作者）翻譯介紹到中國來。《祖國進行曲》是1936年拍攝的電影《大馬戲團》的插曲，影片末尾“五一節”遊行群眾齊聲高唱著它前進；那場景與氣氛，就像我們在天安門前高唱《歌唱祖國》。杜那耶夫斯基有一點像我國的作曲家雷振邦，以留下許多為人民喜愛的電影歌曲而在音樂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他寫的歌曲，則有一點像我國施光南、谷建芬的作品，節奏明快，好聽易唱，有一種朝氣蓬勃，樂觀向上的精神，充滿對祖國的熱愛與自豪。《祖國進行曲》很快就不再只作為電影插曲，而作為一首有自己獨立翅膀的歌曲在蘇維埃大地上飛翔，這決非偶然。而且它還越過國界，飛到中國。半個世紀前，正是它，伴著許多中國學子踏上了前往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旅程。在國內旅客列車上也能聽到它，並且讓人覺得我們祖國也同樣遼闊廣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祖國進行曲》還唱道：“我們驕傲的稱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稱都光榮。”在中國，現在已經不大聽到人們彼此以同志相稱了，有的地方更不得不做出黨內以同志相稱的規定。懷念“同志”，是我懷念《祖國進行曲》的另一個原因。蘇聯建成以後，人們相互之間便不再使用“господин”（老爺，先生）、“госпожа”（夫人，女士）這樣的稱呼，改用“гржданин”（公民），黨內則稱“товарищ”（同志）。後來漸漸都稱同志了，據説在這個過程裏《祖國進行曲》無意中起了推動作用。是否如此，研究蘇聯和俄羅斯問題的同志如果有興趣，或可做些調查。俄語名詞是要區分性別的，“гржданин”有其陰性形式“грждана”，表示“女公民”。“товарищ本來也有相應的陰性形式“товарка”，但那個詞只在女子之間用來稱呼伴侶；在蘇聯，後來是無論男女都稱“товарищ”。這不但體現了從事不同職業的人社會地位的平等，各民族的平等，也體現了男女平等。而且，蘇聯人還把一些到訪的外國人也稱為同志，包括一些並不信仰共産主義、僅只對蘇聯不抱成見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美國水手通過大西洋上血與火的洗禮，把一船船戰爭物資運送到蘇聯北方港口摩爾曼斯克的時候，碼頭上歡迎的人群便熱情地稱他們為“товарищ”。這些美國人當然不會個個都懂馬列主義，更非人人都贊成那些稱他們為“товарищ”的人所走的道路，但在明白這個俄語詞的意思以後，也欣然接受了這個稱呼。

《中華讀書報》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