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角度上説,失地農民的大量增加,也是一個地區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但是,目前大多失地農民都是屬於沒文化、沒資金、沒技能的弱勢群體,往往被排擠在現代工業大門之外,他們的生活和生存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2000余萬農民“下崗”
浙江省瑞安市委農辦副主任陳建光接受記者採訪時,對失地農民的今後出路問題表示擔憂。最近他對瑞安的失地農民情況作了一次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從1992年至2002年底,瑞安共徵用土地29785畝。按1991年瑞安市農民每人平均耕地面積0.52畝,勞均耕地面積0.95畝計,可以推算,從1992年至2002年,全市相當於有5.7萬人,3.1萬個勞動力失去土地。目前,瑞安全市土地全部被徵用的有25個村,涉及農戶1.1萬戶,農民4.1萬人。隨著瑞安經濟開發區南岸拓展區、北工業園區、東工業園區的建設,失地農民數量將會大量而迅速地增加。
有關資料表明,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十幾年來的圈地運動至少造成我國農村2000余萬農民“下崗”。對2000余萬農民“下崗”這個數據,有人認為這還是一個保守的説法。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全國大搞開發區,最高峰時開發區達8000多個,當時全國每年流失的耕地數量為1000萬畝以上,人為徵佔為500萬畝,按每人平均2畝耕地計算,13年間全國失地農民數量起碼達6500萬人次。東部一些發達地區,每人平均耕地只有幾分,失地農民的系數就更高。因此,由此可以推斷,從1990年至今製造的失地農民已經遠遠超過2000萬人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提供的數據表明,1987年至2001年,全國非農建設佔用耕地3394.6萬畝,其中70%以上是徵地,這就意味著至少有2276萬畝耕地由原來的集體所有變成了國家所有。按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佔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這意味著失地農民的隊伍還將繼續龐大。
徵地補償標準太低是農民蒙受損失的最主要原因
解決失地農民的出路,不僅是當前解決農村問題的一個難點,也是人們普遍關注的一個社會性問題,它事關農村和社會的穩定。
據有關專家分析,要解決失地農民的出路問題,首先要提高徵地補償標準,徵地補償標準太低是農民蒙受損失和陳情的最主要原因;其次要整治徵地過程中的腐敗行為,減少對土地資源的浪費;此外,還要建立一套失地農民生活和就業的保障機制。
瑞安市農辦副主任陳建光告訴記者,瑞安市一類地區的土地補償費與安置補助費每畝為1.6至5萬元,二類地區為每畝1.4—4萬元,三類地每畝為1.2—3.5萬元,四類地為1.1—3萬元,五類地為1—2萬元。從7個典型村土地徵用款發放情況來看,平均每畝土地徵用補償費僅4.7萬元,而有的地方付給農民的每畝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費只有1.2萬元。土地徵用補償標準太低,難以解決失地農民的後顧之憂。
記者在浙江溫嶺採訪時,當地農民向記者訴苦,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們被徵用的土地價格每畝地補償費只有500—600元。
更讓農民難以接受的是,許多地方圈下來的土地,並不是進行開發,不少人圈地的目的是做土地投機,“圈而不開”。
有關部門對1999年以來76個新建園區的統計表明,已開發面積僅佔規劃總面積的13.51%,土地閒置現象十分嚴重。
圈地是房地産市場最大的泡沫,有業內專家估計,80年代末以來,土地出讓、轉讓所造成的國有資産流失最保守的估計每年也達100億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損失還要大”。不僅如此,“圈地運動”還引發了各地招商引資的惡性競爭,導致國有資産流失。
“圈地運動”的四大誤區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早期,國家對失地農民採取就業安置,安排農民在國有企業裏上班,使失地農民沒有後顧之憂。而後期採取了貨幣安置方式,一次性補償,一些失地農民拿著一點少得可憐的補償費坐吃山空,這種“一腳蹬”的做法因此遺留了許多社會問題。
就此,瑞安市農辦副主任陳建光分析説,目前各地在徵用地過程中存在不少操作方面的誤區,根據他對瑞安失地農民實際調查情況來看,主要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政府沒有將失地農民納為城鎮居民社會保障範圍。失地農民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考慮的是今天能分到多少錢,很少考慮今後的出路問題,因此也沒有一個村將土地徵用款用於解決農民社會養老保險。
第二,缺乏對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培訓機制。失地農民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偏低,就業難問題比較突出。許多農民因徵地從農業轉産後,主要從事一些技術要求不高的體力勞動。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力市場逐步由單純的體力型向專業型、技能型轉變,素質低的失地農民就業難度大,部分農民還存在著“高不成低不就”的就業觀念障礙。一些農民分到土地徵用款後,很快就花光,他們中一部分人將成為沒有土地、沒有資金、沒有生活保障的“流民”。目前瑞安徵地典型村約有20%的勞動力待業在家。
第三,集體資産管理制度不健全。一方面由於村級集體資産管理跟不上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即使村集體有土地、有資金,但不知如何去發展,怎樣壯大集體經濟,集體資産難以得到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由於部分村幹部素質差,經營管理不善,導致集體資産嚴重流失,或個別村幹部腐敗吃光用光,造成群眾對幹部不放心不信任,農民要求分發現金的要求更加強烈。
第四,留用地使用不規範。從1992年開始,瑞安開始實行留用地政策,按10—20%的比例向土地被徵用的村返回建設留用地,主要用於村發展二、三産業,以實現失地農民的當地就業。但從實際情況看,大部分村沒有按規定利用留用地政策來發展二、三産業,以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大多數村的返回地以宅基地的形式分配到戶,部分農民又將分到手的宅基地轉賣出去,這雖然增加了他們的收入,但不能效地解決他們就業和生活保障問題。
針對以上這些情況,陳建光認為,只有建立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改進和完善徵地政策,提高徵地補償標準,健全基層組織建設,強化村集體資産管理,切實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這樣才能解決失地農民的後顧之憂。
探索徵地補償制度的改革
有專家指出,一些地區土地資源短缺與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需要徵用大量土地之間的矛盾,的確讓政府主管部門感到頭疼。但徵地不能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把農民排斥在土地利益體系之外。如何解決失地農民就業和基本生活保障應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1月12日作出批示,要求國土資源部對各地以各種名目非法佔用、轉讓土地的行為要進行嚴肅查處。於是,今年2月20日,國土資源部召開“全國進一步治理整頓土地市場秩序電視電話會議”,並出臺《進一步治理整頓土地市場秩序工作方案》,規定從2003年2月-7月,集中半年時間,對全國土地管理、土地交易和使用情況,特別是各類園區用地、非法圈佔集體土地、違規違法交易等行為進行全面治理整頓。
失地農民的出路問題的確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近年,一些地方政府就如何解決失地農民出路等問題進行了研究,並作了不少有益的嘗試。
瑞安市委在今年年初組織多個部門,就瑞安市土地徵用及“失地農民”生産、生活出路問題進行專題調研,並組成調研組赴江蘇、廣東等地進行考察。日前,瑞安市委、市政府召開解決失地農民出路問題的緊急會議,決定將徵地補償、勞動力安置、規範村級管理三者結合起來,重新修訂徵地補償辦法,多形式做好徵地補償工作;打破村(居)、企業的區劃限定,做好被徵地後農村勞動力的培訓與安置;抓緊建立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制度,設立單獨險種,供農民自主選擇,同時對村級返回地、徵地款等資産進行有效管理。
《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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