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習慣於從單一的文化視角看待和處理問題。由於人類不同文化代表了不同的神話，一旦某種文化處於諸文化的“優先”地位，人們就想當然地認為該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也是其他文化中的人必須接受的——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地接受。

當今以西方文化為主體的技術統治的文明已經成了人類最強大的文明形態。這一文明被先知哲學家雷蒙·潘尼卡視為第四世界的文明。潘尼卡發現，技術統治是一個“人工世界

”，它不只是初級的工具，而且是一種要求並強加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對於技術統治的性質，潘尼卡把它歸納為九點，其中包含：技術統治屬於第四世界，處於人、自然和諸神之外；它基於機械論的和力學的世界觀，導致了機械統治一切；它預設了人是主宰自然的君主，預設了物質沒有生命。

技術統治具有它自己的時間，這一時間潘尼卡稱之為技術編年，是建立在加速的基礎之上的。人類要在這個世界生存就必須適應這種加速。在這樣的世界裏，我們只能是巨大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不合用就會馬上被置換。

潘尼卡敏銳地意識到，這種文明是自殺性的。因為現代意義上的科學需要我們作一反思。潘尼卡説，許多人會同意，我們不能讓自己受制于機器，我們應該在心智和精神上取得進展，以跟上物質發展的步伐。但幾乎沒有人敢觸犯現代科學之忌諱，因為科學讓我們取得大量無法否認的成就。我們可以把一切都相對化，惟獨科學例外。但是，經過反思後潘尼卡做出了如下斷言：科學不是惟一的；科學不是知識，“科學之外無拯救”的信念是成問題的；科學是暴力性的。我們無需低估理性的價值，人是理性的動物被認為是亞裏士多德首先提出的，實際上這是對他的原話的誤譯，他的原話是：“人，在所有動物中，是惟一用語言交流的動物。”

潘尼卡通過反思技術統治的性質指出人類歷史已經到了終結的時期。我們如果不能從歷史的神話走向超歷史的神話，從歷史意識轉向超歷史意識，人類就只能是毀滅。人類想跳出技術統治遲早會帶來滅頂之災，必須進行文化裁軍。

潘尼卡把文化裁軍理解為：我們必須放棄由起源於西方的“現代”文化所挖掘並固守于其中的戰壕，因為西方現代文化把它的價值觀念視為天賦的和不容置疑的，如進步、技術、科學、民主、世界經濟市場，還有管理組織等。文化裁軍首先是要裁當代主導文化的軍。它要求根本轉變當今人類的主導神話，因為人類的這部分神話最活躍、最豐富和最有影響力，並且控制了世界政治的格局。我們人類命運的改變基於我們的神話的改變。

潘尼卡説，文化裁軍要求我們放棄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進化論。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科學進化論相信一切都是可理解的，人類歷史是線性進化的。在這一進化中，一小部分人的發展要以無數人的犧牲為代價。

我們今天要進行的不是一般的裁軍，而是人類神話的根本性轉變。這一轉變關係到人類的生死存亡。一方面，我們看到這一轉變的極度艱難和所謂的代價；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轉變的跡象。

要實現這一革命性的、生存論上的、也是人類學上的轉變，我們首先要重新理解和平的含義、和平的神話。潘尼卡説，神話是我們理解的視域，和平是我們當今最迫切的神話，它的地位已經勝過傳統的上帝。和平的根基在於一種宇宙性的信心，這信心承認實在是真實的，也是和諧的。

由於我們人類已經從前歷史時期進入了歷史時期，從前歷史意識轉向了歷史意識，我們不可能再回到以前。但我們也看到，歷史意識自身已經創造了摧毀自我的一切。打破了原子，我們的一切都變了。

當今曆史意識的動力被潘尼卡概括為五點：(1)信徒頭上的天堂(拖延生活的價值)；(2)進步主義者前頭的歷史(把價值轉到未來)；(3)現實主義者所從事的勞動(泛經濟主義)；(4)征服理智者的“大者”(對技術世界干預的迫切要求)；(5)幾乎每一個人具有的對成功的渴望(流行的人類學觀念)。但潘尼卡説，我們的歷史意識已經發展到了它的盡頭。我們如果不能從歷史意識轉向超歷史意識，這就意味著我們人類歷史的終結。

潘尼卡指出，當今的生態意識是一個轉變的跡象，如今人們對默觀的興趣的增強也是一個跡象。不過，他仍然憂心忡忡，因為我們的世界事實上為技術統治所控制。我們在這裡那裏做修補已經無濟於事。只有人們的根本性覺醒，只有人類的歷史神話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才能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出現和平的曙光。

潘尼卡想到的出路是文化裁軍，並將通向文化裁軍創造和平的道路上，我們面臨的幾個最大障礙，概括為三個方面：(1)軍隊的墮落。他認為我們花太多的金錢在軍事上，而同時又有無數的人在過非人的生活，所以他倡導廢除軍隊，而不廢除警察。(2)技術統治的文明。軍隊墮落的原因在潘尼卡看來是因為現代技術統治。技術統治摧毀了人類的尺度，代之以機器的尺度，這使和平也墮落。而在潘尼卡看來，技術統治的性質根本不適合於人的生活，我們人類六千年的文化主題需要徹底改變。(3)進化的宇宙論。在進化的途中，絕大部分人僅僅成了一條鏈上的一個環節，而在這條鏈上有一天會出現超人。人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當今世界，到處可以看到戰爭和暴力。9·11事件告訴我們，世界恐怖主義的根源就在現代性的結構之中。技術統治越發展，武器越先進，人民越感到不安全。事實上，恐怖主義和世界性的苦難、文化間的敵視緊密聯繫在一起。如巴勒斯坦問題不僅僅是經濟的、政治的問題，也是宗教的、文化的問題。

潘尼卡説，我們要和平，需要寬恕，因為只有寬恕才能消除彼此的隔閡，才能打破業報律(the law of karma)。我們需要學習歷史的經驗，從內心接受：敵視、衝突、戰爭不能走向和平。尋求某個替罪羊也於事無補。我們需要彼此的復和，需要彼此進行持續的對話。潘尼卡指出，尋求和平的願望即為尋求對話的願望。當今人類的種種難題只有通過持續的對話才能解決。而在走向真實的對話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意識到我們的主流文化需要裁軍。否則，這世界的秩序不是適宜人生存的秩序。我們不會有和平安寧之日。

《文化裁軍》一書的出版表明瞭我們人類自我意識的深度。文化裁軍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不僅僅是一種刺激性的口號，而且是具體的實踐問題。先哲王陽明説，真正的知(理論)是和行(實踐)合一的。我們也認為，文化裁軍代表了第二軸心時代意識的呈現。在這一意識中，個體意識開始轉向全球意識。凡事都相互關聯，世界的問題成了自身的問題。我們不再可以停留在個體意識中，只考慮個人的自我實現，相反，我們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價值和他者(苦難的他人、受難的地球)的命運聯繫在一起。要改變人類的種種危機(生態災難、全球苦難、難以消除的恐怖主義等等)，我們不可能依靠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也不可能依靠頭痛醫頭的方式，我們必須著手轉變人類的歷史意識。

光明網2003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