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4期《文學自由談》上刊登的朱健國的《深圳會晤魏明倫》一文，著實把我逗樂了。魏明倫説：“《文學自由談》基本上隔兩期就打我，而且從來不給我寄刊物。”魏先生還説：“他們罰誰、打誰，又不讓誰看到——你打人至少得寄雜誌給人看一下啊，看不到的。”這話的潛臺詞是，你批評我，要先打個招呼，還要把刊登批評文章的雜誌寄給我。

“打誰又不讓誰看到”？天下不可能有這樣的編輯部。辦刊物不説發展先進文化，就是從掙錢的角度講，也是希望讀者越多越好，何來“不讓誰看到”這樣莫名其妙的邏輯？《文學自由談》是全國發行的刊物，以我生活的魯南小鎮尚且能買到該雜誌，現居成都的魏明倫不會買不到該雜誌吧？況且還有滿世界滿中國飛來飛去的優越條件，難道中國的報攤就沒有《文學自由談》？不可能的。

這些年，大作家、名人的大傻話俯拾即是，隨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有餘秋雨寫魏明倫的文章《大匠之門》。文中寫道：“自從寫雜文成名後，魏明倫的處境發生了有趣的變化，他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安全了。本來很想對他的作品和人品繼續居高臨下地指手畫腳的評論者，突然發現這個‘靶子’竟然具有如此強大的‘發射’功能，不禁都望而卻步了。奇怪，怎麼有那麼多人欺軟怕硬？”不幸據我看來事實並沒有那樣樂觀。很抱歉，就在余秋雨説這些話的時候，我就在報紙上刊發過《文壇鬼怪多》，對“鬼才”進行過嘲弄，當了一回“紅小兵”，望而何曾卻步乎？余秋雨的文章，豈不錯蓋無疑了，可上海的金文明，還有許多不知名的作者紛紛與之過招，完全不像被余秋雨嚇著的樣子。按説魯迅的雜文寫得很好了，但他遭到的文字圍攻還少嗎？胡適那樣的博士也不免遭北大遺老的挖苦。雖説文字有殺傷力，但畢竟不是真的投槍、匕首，它的威力是有限的。因此説，魏明倫因了寫雜文而安全，純屬子虛烏有的傻話。

文人之間鬥鬥嘴，把文壇弄得生氣勃勃，是一種好現象。只要不寫“我X你娘”之類的粗話髒話，冷嘲熱諷一些，“酷評”一些，與人無損。在俄羅斯，普希金還對自己剛剛脫稿的作品發出這樣的讚嘆：“普希金，這個狗娘養的……”我們應當有這樣的雅量：人家説得在理，但聽無妨；説得沒道理，表示沉默或索性來個“華山論劍”。總之不必以不打招呼不給雜誌為藉口，拒絕文藝批評，採用堵嘴術。嘴是堵不住的，你能説，我也能説，你會寫，我也會寫。最後我想改寫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的最後一句話説：“人們啊，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不要説傻話啊！”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