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4期《文學自由談》上刊登的朱健國的《深圳會晤魏明倫》一文,著實把我逗樂了。魏明倫説:“《文學自由談》基本上隔兩期就打我,而且從來不給我寄刊物。”魏先生還説:“他們罰誰、打誰,又不讓誰看到——你打人至少得寄雜誌給人看一下啊,看不到的。”這話的潛臺詞是,你批評我,要先打個招呼,還要把刊登批評文章的雜誌寄給我。
“打誰又不讓誰看到”?天下不可能有這樣的編輯部。辦刊物不説發展先進文化,就是從掙錢的角度講,也是希望讀者越多越好,何來“不讓誰看到”這樣莫名其妙的邏輯?《文學自由談》是全國發行的刊物,以我生活的魯南小鎮尚且能買到該雜誌,現居成都的魏明倫不會買不到該雜誌吧?況且還有滿世界滿中國飛來飛去的優越條件,難道中國的報攤就沒有《文學自由談》?不可能的。
這些年,大作家、名人的大傻話俯拾即是,隨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有餘秋雨寫魏明倫的文章《大匠之門》。文中寫道:“自從寫雜文成名後,魏明倫的處境發生了有趣的變化,他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安全了。本來很想對他的作品和人品繼續居高臨下地指手畫腳的評論者,突然發現這個‘靶子’竟然具有如此強大的‘發射’功能,不禁都望而卻步了。奇怪,怎麼有那麼多人欺軟怕硬?”不幸據我看來事實並沒有那樣樂觀。很抱歉,就在余秋雨説這些話的時候,我就在報紙上刊發過《文壇鬼怪多》,對“鬼才”進行過嘲弄,當了一回“紅小兵”,望而何曾卻步乎?余秋雨的文章,豈不錯蓋無疑了,可上海的金文明,還有許多不知名的作者紛紛與之過招,完全不像被余秋雨嚇著的樣子。按説魯迅的雜文寫得很好了,但他遭到的文字圍攻還少嗎?胡適那樣的博士也不免遭北大遺老的挖苦。雖説文字有殺傷力,但畢竟不是真的投槍、匕首,它的威力是有限的。因此説,魏明倫因了寫雜文而安全,純屬子虛烏有的傻話。
文人之間鬥鬥嘴,把文壇弄得生氣勃勃,是一種好現象。只要不寫“我X你娘”之類的粗話髒話,冷嘲熱諷一些,“酷評”一些,與人無損。在俄羅斯,普希金還對自己剛剛脫稿的作品發出這樣的讚嘆:“普希金,這個狗娘養的……”我們應當有這樣的雅量:人家説得在理,但聽無妨;説得沒道理,表示沉默或索性來個“華山論劍”。總之不必以不打招呼不給雜誌為藉口,拒絕文藝批評,採用堵嘴術。嘴是堵不住的,你能説,我也能説,你會寫,我也會寫。最後我想改寫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的最後一句話説:“人們啊,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不要説傻話啊!”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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