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你知不知道有一個地方叫馬爾地夫，那裏椰林樹影，水清沙幼，是位於印度洋上的世外桃源……媽媽，你什麼時候帶我去馬爾地夫呀？”

按劇情，麥兜上了一當，囊中羞澀的麥太，只是帶他“早機去，晚機返”地在本地玩

了一天。説實話，那些不是急著排隊乘纜車上太平就是忙著到銅鑼灣購物的觀眾究竟是否真能看懂香港小市民的夢想和辛酸，我是有點懷疑的。不過，好在也就是一卡通，而且還是盜版，也就不必認真，然而認真值得欣慰的，是今日的麥太和麥兜們已不再為馬爾地夫而煩惱，因為他們大都幸福地直奔深圳“旅埠”而去。

通縮持續，經濟蕭條，除了赤貧階層，香港人的日子都不好過。作為消費主力，中産和小資早已淪為比無産階級更慘的“負資産階級”。在這種情況下，深圳便成了一個經濟實惠的“出外遊”之全民首選。港人進出深圳的方式先是單槍匹馬，獨自偷歡，而後呼朋喚友，結伴過崗，進而拖家帶口，扶老攜幼。也就是説，北上消費的人群，已從男性擴大到女性，再延展至闔家之歡(適合女性及家庭消費的項目，有量體裁衣，吃飯飲茶，做頭髮，購正版書，買翻版名牌手袋、波鞋、內衣褲，等等，就連傳統上只向男性提供的按摩業，也順應潮流地推出了家庭套餐)。網上説，香港名作家李碧華在節假日“最熱衷的一件事，就是一身便裝呼朋喚輩，齊齊到深圳，先去書城揀書，然後開著車在市區繞來繞去，尋覓美食，她説深圳什麼菜都吃得到，且物美價廉，在深圳吃什麼去哪吃，她比一般深圳人都清楚”。

據港府統計，2001年香港居民前往內地達5200萬人次，較1996年增加80%，年度在內地的消費為276億元，其中單在廣東省的消費已達203億元，佔內地旅行消費總開支大半。從羅湖入境的年人流量已逾7000萬人次，平均每天有20萬人次。聯檢大樓附近的羅湖商業城日均客流量高達2萬多人次，節假日高達七八萬人次，顧客中九成以上是港人。很顯然，與其説是去深圳旅遊，不如説是去消費;與其説是消費，不如説此事正在內化為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其實，地球上有不少國家和地區之就近的“境外”都存在著一個“深圳”，例如直布羅陀之於西班牙人，澤西島之於英國人，當溫哥華市民于週末紛紛越境涌入美國，美國人則紛紛越境涌入了墨西哥。雖説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不過，天下的此類“旅遊者”相信也不都是會為了買便宜貨而來來往往，香港人應該也不例外。深圳的物價低是低，但是加上旅費和時間這兩樣最珍貴的東西，賬一點也不難算，遑論新界地區的同類消費品價格正在向下趕超深圳。再親眼看看羅湖那“爆棚”的人潮，切膚地想想人潮中的百般皮肉之苦(今年復活節假期，21萬人經羅湖進入深圳，擁擠中，6旅客當場暈倒)，任何正常的旁觀者都有可會生出與我一樣的疑心:欲養成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壯遊”精神，除了賬面上的利益，想必還另有所圖。

一個專程到深圳做頭髮的香港女人承認，如今在香港做個頭髮，也不過六七百元，但她還是寧願上價格差異不大的深圳去做，因為心裏“舒服”。有一些重要的背景資料這個女人沒説出來，或者，她自己心裏也不很清楚:深圳的髮型師，月薪幾千，而他在香港的那個同行的月入，隨便就是數萬。這很可能就是“舒服”的根源。中文大學市場學系今年進行的一份問卷調查顯示，北上消費的市民主要分三類:“享樂一族”、“面子一族”及“節儉一族”。其中“面子一族”的族群最為龐大，佔43%，並以低收入人士為主。其北上消費的主要動機是“為了追求被尊重的感受”。受訪者在小組分享時透露，他們在香港消費時很有挫折感，不受尊重，例如不滿小費少、光顧金額低等，但他們卻在深圳重拾這些尊嚴，感覺自己“是一個大款”。一名長者説，在香港做腳底按摩，給(按摩者)20元小費，“唔該(多謝)都沒一句”，深圳卻“當我是老爺，鞠幾個躬都不止”。

性別研究專家指出:只有當一個女人混得不如另一個女人，這兩個女人才有發展親密友誼的基礎。消費者和市場之間的關係雖然不盡如此，但是，如果我們仍相信股市和樓市都是“信心”産業，那麼20世紀以來的旅遊業，就很有可能與“自尊心”有著密切的關聯。上世紀40年代末，眼見歐洲遊客群起涌入巴西，列維-斯特勞斯(C.Levi-Strauss)在《憂鬱的熱帶》一書中斷言:“旅遊的時代已經結束。”事實上，旅遊的時代非但未曾結束，反而因利維史陀深惡痛絕的那種“賓主互相之間的做作”而蒸蒸日上。聖誕新年在即，羅湖橋頭，鵬城內外，想必又是一番人山人海的萬民歡騰。在此衷心地敬祝賓主雙方各得其所，聖誕快樂。

《三聯生活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