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初，聽説上海譯文出版社要全面系統地譯介米蘭昆德拉，我心裏真的很高興：為中國有今天這樣開放的社會政治環境而高興，更為廣大讀者能有機會進一步了解昆德拉而高興。但當趙武平兄邀我重譯昆德拉的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時，我心裏卻很猶豫，一是因為當時正忙著寫《翻譯論》一書，擔心出版社催得太緊，時間沒有保證；二是韓少功十幾年前主譯的這部書紅遍了兩岸三地，擔心自己的翻譯沒有什麼突破，為廣大讀者帶不來什麼新的東西；三是自己在幾年前曾參與過國內有關《紅與黑》漢譯的大討論，對文學名著的重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文學復譯應該有所超越，至少應該對原著有一點新的理解，新的闡釋。

    猶豫之中，對比英文本、法文本，重讀了韓少功先生的翻譯，又讀了國內哲學界、文學界和比較文化界一些學者寫的有關這部書的文章，不料竟被昆德拉給纏住了，竟然放下寫了一半的《翻譯論》，由理論探索轉向了翻譯實踐，試著翻譯了一些章節，趁去珠海參加譯林出版社組織的世界文學名著翻譯研討會的機會，向譯界名家討教，受到了施康強等大家的鼓勵。後來，又在《南方週末》夏辰君的幫助下，有機會向韓少功討教，就翻譯的觀念、障礙、方法等重要問題與韓少功先生作了一次很有意義的筆談，覺得文學翻譯決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的變異，而是原作生命時間上的延續和空間上的拓展，是原作的再生。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翻譯不可能有定本，在前人的基礎上，在文學接受環境大大改變的今天，推出一個新的譯本，會有其價值。

    在昆德拉的法文本的扉頁上，標著這樣一段話：“該書的法文翻譯于1985和1987年經作者本人作全文校訂，與捷克文本具同一的真實性。”看來，昆德拉對其作品的翻譯有著一個首要的原則，那就是文本的真實性。而要保證翻譯的真實性，首先要保證原文本的可靠性和翻譯的忠實性。正因為如此，昆德拉要求翻譯必須“忠誠”，至少不能有主觀意義上的“背叛”。然而，如韓少功所言，“文字不光是字典上定義了的符號，其深層的文化蘊含超乎字典之外，在詞源、語感、語法結構、修辭方法、理解和使用習慣等多方面很微妙地表現出來，因此用譯文嚴格地再現原作幾乎不可能。”確實，翻譯是一個脫胎換骨，靈魂轉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語言的轉換，原作的語言土壤變了，原作賴以生存的“文化語境”必須在另一種語言所沉積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構建，而這一構建所遇到的抵抗或經受的考驗則有可能來自於目的地語的各個層面：文化層面、語言層面、讀者的心理層面以及讀者的接受層面等等。語言變了，文化土壤變了，讀者也變了，譯作由此為原作打開了新的空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著名哲學家德里達認為：“翻譯在一種新的軀體、新的文化中打開了文本的嶄新歷史”。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説譯作為原作拓展了生命的空間，而且在這新開啟的空間中賦予了原作新的價值。在新的文化語境之中，作為原作生命的延續的譯作，面對新的讀者，便開始了新的閱讀與接受的歷史。但是，不管怎麼説，譯作與原作有一種割不斷的血緣關係，尊重原作，傳達原作的精神與風貌，應該是每個譯者所努力追求的。

    翻譯昆德拉的困難絕對不僅僅限于文字轉換的困難。作為復譯者，我充分認識到，文學復譯是一個文化積累的過程，韓少功的翻譯為昆德拉在中國的接受與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文本經由廣大讀者的接受而融合了中國文化的語境。作品的譯名，有些關鍵詞的處理，一旦被讀者接受，就難以改變，哪怕當初譯得並不貼切。在這個意義上，我在翻譯中，應該説是充分尊重讀者的選擇的，像書名，儘管就意義與精神的傳達而言，用“存在”遠比用“生命”準確，但我還是保留了“生命”的譯法。但由於“生命中……輕”與“生命之輕”在意義上有著巨大的差異，就如“生命的長與短”，並不能等同於“生命中的長與短”一樣，我還是冒著對“讀者不敬”的危險，作了改動，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改譯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以傳達昆德拉直面生命的拷問，但願廣大讀者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常有記者朋友問我，“你的翻譯與韓少功的到底有什麼不同？”要真正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有紮實的文本比較為基礎。我不可能在電話採訪的倉促作答中或千把字的文章中作一令人滿意的回答。但簡要地談，我想至少有三個方面的不同：首先是韓少功與我所依據的版本不同；第二是影響與制約翻譯的社會、政治環境和對翻譯産生直接影響的一些重要因素，如意識形態因素在今天已經不同，換句話説，今天的翻譯環境較之韓少功翻譯時已有很大不同，翻譯的可能性增多了，當初出於種種原因必須刪改或作委婉處理的文字，也許今天就不用刪改或處理了；第三是文學翻譯是一種再創造，韓少功與我對原文的理解、領悟和闡釋必然會有所不同。這種種的不同，想必在翻譯文字上會有明確的體現，相信有心的讀者會有自己的發現，會有自己的體會，也會有自己的評價。既然文學復譯是一種文化積累，前譯與後譯不應該是一種對立的關係，而應該是一種互補的關係，是一種繼承與拓展的關係。韓少功先生的譯本為國人了解昆德拉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這次重譯若能為廣大讀者進一步了解昆德拉提供新的可能性，就是譯者的大幸了。

    《文匯報》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