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上世紀50年代在新疆的原野上

    《當代》第1期，編輯部隆重推薦董立勃的《白豆》！一部長篇小説在刊登之前，全編輯部的男女老少都傳看且都叫好，已經很難得了。這部把編輯部男女老少都感動得銘心刻骨的西部經典，竟出自名不見經傳的作者之手，就更難得了。《白豆》的確寫得好，我是編輯我也會亢奮。但現在我是讀者，而且是那種潑皮讀者，豈肯輕易被人擺平？所以，我要先説《白豆》的不好。

    《白豆》的不好其實緣于它的好，它太好看，它也太想好看了，就不免有點急煎煎。故事逢到緊要處，總要花拳繡腿地賣關子，招呼看官：來呀，過來呀，下邊還有好的呢！每到此時，在下就心生歹念：俺偏要不去呢？你要強拉不成？

    當然，天下沒有逼著人看的小説，董立勃也是好心，他急於調動和維持我們的閱讀慾望。一個小説家，寫小説時立志讓人們看下去，別走開別放下，這説明他有旺盛的敘事本能，非常自然和正當。實際上，現在很多小説家失去了這種本能，欲練神功，揮刀自宮，你常常覺得他的講述沒有對象，或者即使面對著對象，他也無從著力。

    小説的寫與讀，這件事其實也沒有多麼玄奧，和飲食男女之理相通：作者冷若冰霜，那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畢竟你可以馬上換一本書，犯不著受單相思之苦；反過來，作者過熱過急，女追男，一層紙，通常就會成其好事，但好事來得太快、太輕易，一場風花雪月的事，又覺得它不持久。

    《白豆》的毛病就在太急，反覆引誘反而削弱了小説的敘事力量，我的感覺倒像是逛商場碰見了過度熱情的售貨員，她破壞了我“逛”的興致，把我的閱讀簡化為直奔目標。所以，我斷定《白豆》不會成為“西部經典”。且不説成為“經典”要經過漫長“婚姻”的考驗，就事論事，我覺得《白豆》尚不至於“刻骨銘心”。讀完它我是快樂的，但我並無留戀。所見即所得，我輕易掌握了該小説的所有要素，再沒有什麼讓我不安，讓我困惑和好奇。作者太想講故事了，結果他把故事講得塞天塞地，不容你事後回想。

    這些話是對《當代》編者説的，既然編者把事情提到了如此高度，我忍不住就要在這個高度上刁難。但這對董立勃很不公平，作為“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寫出《白豆》確實“難得”，那種華麗、暴烈的戲劇性甚至依稀有幾分莎士比亞的風采，人性中一些基本因素：愛、貞潔、嫉妒、權力、復仇，呈現得燦爛、簡明、強悍。在閱讀過程中，我覺得《白豆》如一台盛大歌劇，它的惟一缺陷可能就是服裝晦暗。

    所以，我願意以稍低於《當代》編者的“隆重”推薦這部長篇：在上世紀50年代，在新疆的原野上，一個名叫白豆的女人遇上了她命裏註定的三個男人……

    ２.讓所有的浮辭偽飾小輕鬆小傷感見鬼去

    話又説回來了，中國現在的好小説其實大多是無名之輩寫出的。如果你是個老練精明的讀者，打開一本文學雜誌，先順著不熟悉的名字往下讀，失望的概率總比看“名家新作”低得多。

    原因之一，説起來比較刻薄：“名作家”的生涯嚴重地磨損人。在咱們這兒，當一個人被認為是個“名作家”時，他的“偽生活”就開始了———種種情狀茲不贅述，總之根本症候就是沒了“現實感”：他真的不知道窗外的人們是怎麼想事兒的，也不知道什麼是陳詞濫調，什麼是確確鑿鑿的“真實”。

    不知道但自以為知道，當功成名就的小説家講述關於我們生活的故事，事情就常常變得尷尬可笑。我常常懷著無限同情注視著那勉為其難的敘述，我想他真是累了，真該歇歇了，還是去看那些新人，懷著新硎初發的敘事本能，懷著生命和生活中猛烈痛切的激情和洞見，懷著不曾磨損的文學理想和雄心——比如董立勃，比如須一瓜、粲然。

    在須一瓜的中篇《蛇宮》（《人民文學》第2期）裏，兩個女人困守“蛇宮”——動物園裏一幢密封的玻璃房子，無數條蛇在她們身邊和身上蜿蜒爬行，如同我們心中躁動的慾望和誘惑，華麗、陰險；人被封閉其中，為了某種妄念：兩個女人將打破人蛇共處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蛇宮即是人心，女人孤獨地凝望著外邊：最初的喧囂已經消散，外邊遊人寥寥。終於有一天，孤獨的男人走來，隔著玻璃，拿起話筒，與兩個女人交談，講述一個來自DVD的故事……

    當然，我們很快知道，那不是DVD上的故事，是這男人自己的故事，是他的慾望、良心和在掙扎逃遁中毀壞的命運。小説強悍地推進，終於，“蛇宮”崩潰了，在激越而恐怖的高潮中，人或者瘋狂，或者贖了他的罪。

    對須一瓜來説，寫小説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她絕不會溫良恭儉讓，她是果斷的捕快，幾乎是蠻橫粗暴地剝開了我們生命中遍佈的虛妄，讓所有的浮辭偽飾小輕鬆小傷感以及一錢不值的“同情”統統見鬼去，留下的是礁石般的苦難，是人心中的“罪與罰”。

    我斷定《蛇宮》是重要的小説，因為當很多作家以庸人的好心腸和軟弱、麻木把生活中的失敗和不幸簡化為黏糊糊的鼻涕眼淚時，它讓我們看到人心中還有不能被鼻涕眼淚所遮蓋的更為嚴峻的疑難。

    ３.小説家的困境：在故事氾濫的時代講故事

    當《蛇宮》裏的男人在玻璃的這一邊講故事時，他面對著對故事有明確預期的聽者：是美國大片嗎？是警匪片還是槍戰片？這個聽者經驗豐富，腦子裏裝滿了“故事”的碎片和元素。

    這也隱喻著中國小説家的困境：在故事氾濫的時代講故事，面對著一群見多識廣的難纏的讀者。《當代》第1期就有一個這樣的例子：在《當代》文學拉力賽的評選中，三位文學界之外的評委都提到了麥家的長篇小説《解密》，不約而同地把它和美國電影《美麗心靈》相比較，一位斷言“我不相信這是巧合”，另一位更説：“仿製品儘管不影響消費，但它與原汁原味的真品給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我真是忍不住要為一個中國小説家喊冤。據我所知，麥家早在1997年8月就發表了中篇《陳華南筆電》，《解密》的基本要素在那時就已全部到位，按常理推斷，它和《美麗心靈》應該並無“仿製”關係；何況兩者的相近之處也就僅止于主人公都是數學家，都以天才、理性和癲狂為主題。

    是的，沒有什麼嶄新的故事，人所面對的基本問題少有變化，中外同慨；對小説家的考驗在於，他能不能以飽滿的具體性重新提出和分析問題，能不能讓“老問題”與我們發生靈魂和血肉的關聯，能不能以他的洞見呈露我們嶄新的複雜境遇，能不能在“人”的長征中見證此時此刻的英勇和困苦。比如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生活的繁雜選擇中那條隱蔽、遊移的界限究竟何在？這是老問題，無數故事由此展開。但是，當我看到2002年北京的深夜，一個女孩子正在奔波時，我的心中依然緊張危懼——

    這是粲然的短篇《戰線的夜晚》（《人民文學》第2期），電影學院的女生在那個夜晚經歷了成功的誘惑和幻滅。我想像這個故事在很多“名作家”手中會是怎樣？哦，當然，他們會把它寫成墮落或不墮落的故事，在他們眼裏人生通常只有上下兩個方向，他們沒準還會替這孩子編出個貧寒而高尚的家庭；或者他們會以中老年男人或女人那種不甘落伍的心情，寫出又一個浮華的都市神話，一邊寫一邊在心裏欣羨而嫉恨地叨咕：這些孩子真是能“作”（讀作zuo）呀，他們啥都敢幹啊！

    但是粲然知道，一種界限感、一種苦澀而真切的倫理焦慮困擾著這些年輕無畏的“戰士”。他們並非天外來客，他們也是人哪，他們當然有無窮無盡的新經驗，但正是這經驗之“新”使得他們面對的基本疑難變得更為迫切、更為複雜難解。

    ４.一場21世紀的“雷雨”

    在嚴歌苓的《花兒與少年》（《十月》第1期）裏，那條險象環生的“戰線”延伸到了大洋彼岸。讀這部長篇時，我一直想著《雷雨》，如果曹禺此時20多歲，他可能已離開清華，正在美國的某所大學裏讀書，他會怎麼寫這個時代的《雷雨》？

    純屬臆斷，我覺得嚴歌苓也一直在想著《雷雨》。《花兒與少年》與《雷雨》依稀相似：枯燥乏味的資産階級家庭，專橫的老人和激情的少婦，溫情脈脈的面紗下對生命的嚴酷壓制，逃脫的衝動和反抗的惡意，曖昧的天倫險境……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再有《雷雨》那種歷史目的感，在《花兒與少年》中，結局隨時可能來臨，讀者時時屏息等待，但結局永遠不會來臨。

    嚴歌苓非常機警，她敏銳地意識到人的處境中有古典力學不能解決的吊詭：為了尋求“幸福”，一個女人離婚，再嫁，來到大洋彼岸。但是她真的愛她原來的丈夫和孩子，於是，在10多年間，孩子一個一個來了，前夫也來了，這個女人有了兩個家庭，過上了危險的雙重生活。

    這一切並非預謀，我們看著她一步步失去控制，我們知道這不是她想要的，但是，我們卻很難為她找出一個明確的“敵人”：她不是主動加入這個遊戲的嗎？她不是已經像簽訂條約一樣接受了遊戲規則嗎？當她破壞規則時，她不是已經變成了一個懷著卑瑣快感的欺騙者嗎？

    是的，這裡有一種窩囊的、並不壯觀的憤怒。當嚴歌苓在21世紀觀察“雷雨”時，已沒有曹禺那種青春激情，她不相信有雨過天晴的最終結局，她的“雷雨”其實是梅雨連天，一切都在鬱悶地腐爛……甚至，那個遠方來的“兒子”都不再是“復仇者”，那孩子是柔弱無助的，沉默的，不構成威脅和傷害，他的母親只祈求這個“強者”的世界能夠給他平靜生活的權利。

    ——《花兒與少年》，這是“弱者”的長歌。我認為，只有重溫著《雷雨》，我們才能充分領會它，才能看清面對“老問題”時，我們已經走了多遠，走到了哪。

    同時，它也證明在2003年，人性有多複雜，人的境遇有多複雜，寫小説有多難，小説家必須穿越多少暗影憧憧的危險地帶。

    《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