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世紀50年代在新疆的原野上
《當代》第1期,編輯部隆重推薦董立勃的《白豆》!一部長篇小説在刊登之前,全編輯部的男女老少都傳看且都叫好,已經很難得了。這部把編輯部男女老少都感動得銘心刻骨的西部經典,竟出自名不見經傳的作者之手,就更難得了。《白豆》的確寫得好,我是編輯我也會亢奮。但現在我是讀者,而且是那種潑皮讀者,豈肯輕易被人擺平?所以,我要先説《白豆》的不好。
《白豆》的不好其實緣于它的好,它太好看,它也太想好看了,就不免有點急煎煎。故事逢到緊要處,總要花拳繡腿地賣關子,招呼看官:來呀,過來呀,下邊還有好的呢!每到此時,在下就心生歹念:俺偏要不去呢?你要強拉不成?
當然,天下沒有逼著人看的小説,董立勃也是好心,他急於調動和維持我們的閱讀慾望。一個小説家,寫小説時立志讓人們看下去,別走開別放下,這説明他有旺盛的敘事本能,非常自然和正當。實際上,現在很多小説家失去了這種本能,欲練神功,揮刀自宮,你常常覺得他的講述沒有對象,或者即使面對著對象,他也無從著力。
小説的寫與讀,這件事其實也沒有多麼玄奧,和飲食男女之理相通:作者冷若冰霜,那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畢竟你可以馬上換一本書,犯不著受單相思之苦;反過來,作者過熱過急,女追男,一層紙,通常就會成其好事,但好事來得太快、太輕易,一場風花雪月的事,又覺得它不持久。
《白豆》的毛病就在太急,反覆引誘反而削弱了小説的敘事力量,我的感覺倒像是逛商場碰見了過度熱情的售貨員,她破壞了我“逛”的興致,把我的閱讀簡化為直奔目標。所以,我斷定《白豆》不會成為“西部經典”。且不説成為“經典”要經過漫長“婚姻”的考驗,就事論事,我覺得《白豆》尚不至於“刻骨銘心”。讀完它我是快樂的,但我並無留戀。所見即所得,我輕易掌握了該小説的所有要素,再沒有什麼讓我不安,讓我困惑和好奇。作者太想講故事了,結果他把故事講得塞天塞地,不容你事後回想。
這些話是對《當代》編者説的,既然編者把事情提到了如此高度,我忍不住就要在這個高度上刁難。但這對董立勃很不公平,作為“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寫出《白豆》確實“難得”,那種華麗、暴烈的戲劇性甚至依稀有幾分莎士比亞的風采,人性中一些基本因素:愛、貞潔、嫉妒、權力、復仇,呈現得燦爛、簡明、強悍。在閱讀過程中,我覺得《白豆》如一台盛大歌劇,它的惟一缺陷可能就是服裝晦暗。
所以,我願意以稍低於《當代》編者的“隆重”推薦這部長篇:在上世紀50年代,在新疆的原野上,一個名叫白豆的女人遇上了她命裏註定的三個男人……
2.讓所有的浮辭偽飾小輕鬆小傷感見鬼去
話又説回來了,中國現在的好小説其實大多是無名之輩寫出的。如果你是個老練精明的讀者,打開一本文學雜誌,先順著不熟悉的名字往下讀,失望的概率總比看“名家新作”低得多。
原因之一,説起來比較刻薄:“名作家”的生涯嚴重地磨損人。在咱們這兒,當一個人被認為是個“名作家”時,他的“偽生活”就開始了———種種情狀茲不贅述,總之根本症候就是沒了“現實感”:他真的不知道窗外的人們是怎麼想事兒的,也不知道什麼是陳詞濫調,什麼是確確鑿鑿的“真實”。
不知道但自以為知道,當功成名就的小説家講述關於我們生活的故事,事情就常常變得尷尬可笑。我常常懷著無限同情注視著那勉為其難的敘述,我想他真是累了,真該歇歇了,還是去看那些新人,懷著新硎初發的敘事本能,懷著生命和生活中猛烈痛切的激情和洞見,懷著不曾磨損的文學理想和雄心——比如董立勃,比如須一瓜、粲然。
在須一瓜的中篇《蛇宮》(《人民文學》第2期)裏,兩個女人困守“蛇宮”——動物園裏一幢密封的玻璃房子,無數條蛇在她們身邊和身上蜿蜒爬行,如同我們心中躁動的慾望和誘惑,華麗、陰險;人被封閉其中,為了某種妄念:兩個女人將打破人蛇共處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蛇宮即是人心,女人孤獨地凝望著外邊:最初的喧囂已經消散,外邊遊人寥寥。終於有一天,孤獨的男人走來,隔著玻璃,拿起話筒,與兩個女人交談,講述一個來自DVD的故事……
當然,我們很快知道,那不是DVD上的故事,是這男人自己的故事,是他的慾望、良心和在掙扎逃遁中毀壞的命運。小説強悍地推進,終於,“蛇宮”崩潰了,在激越而恐怖的高潮中,人或者瘋狂,或者贖了他的罪。
對須一瓜來説,寫小説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她絕不會溫良恭儉讓,她是果斷的捕快,幾乎是蠻橫粗暴地剝開了我們生命中遍佈的虛妄,讓所有的浮辭偽飾小輕鬆小傷感以及一錢不值的“同情”統統見鬼去,留下的是礁石般的苦難,是人心中的“罪與罰”。
我斷定《蛇宮》是重要的小説,因為當很多作家以庸人的好心腸和軟弱、麻木把生活中的失敗和不幸簡化為黏糊糊的鼻涕眼淚時,它讓我們看到人心中還有不能被鼻涕眼淚所遮蓋的更為嚴峻的疑難。
3.小説家的困境:在故事氾濫的時代講故事
當《蛇宮》裏的男人在玻璃的這一邊講故事時,他面對著對故事有明確預期的聽者:是美國大片嗎?是警匪片還是槍戰片?這個聽者經驗豐富,腦子裏裝滿了“故事”的碎片和元素。
這也隱喻著中國小説家的困境:在故事氾濫的時代講故事,面對著一群見多識廣的難纏的讀者。《當代》第1期就有一個這樣的例子:在《當代》文學拉力賽的評選中,三位文學界之外的評委都提到了麥家的長篇小説《解密》,不約而同地把它和美國電影《美麗心靈》相比較,一位斷言“我不相信這是巧合”,另一位更説:“仿製品儘管不影響消費,但它與原汁原味的真品給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我真是忍不住要為一個中國小説家喊冤。據我所知,麥家早在1997年8月就發表了中篇《陳華南筆電》,《解密》的基本要素在那時就已全部到位,按常理推斷,它和《美麗心靈》應該並無“仿製”關係;何況兩者的相近之處也就僅止于主人公都是數學家,都以天才、理性和癲狂為主題。
是的,沒有什麼嶄新的故事,人所面對的基本問題少有變化,中外同慨;對小説家的考驗在於,他能不能以飽滿的具體性重新提出和分析問題,能不能讓“老問題”與我們發生靈魂和血肉的關聯,能不能以他的洞見呈露我們嶄新的複雜境遇,能不能在“人”的長征中見證此時此刻的英勇和困苦。比如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生活的繁雜選擇中那條隱蔽、遊移的界限究竟何在?這是老問題,無數故事由此展開。但是,當我看到2002年北京的深夜,一個女孩子正在奔波時,我的心中依然緊張危懼——
這是粲然的短篇《戰線的夜晚》(《人民文學》第2期),電影學院的女生在那個夜晚經歷了成功的誘惑和幻滅。我想像這個故事在很多“名作家”手中會是怎樣?哦,當然,他們會把它寫成墮落或不墮落的故事,在他們眼裏人生通常只有上下兩個方向,他們沒準還會替這孩子編出個貧寒而高尚的家庭;或者他們會以中老年男人或女人那種不甘落伍的心情,寫出又一個浮華的都市神話,一邊寫一邊在心裏欣羨而嫉恨地叨咕:這些孩子真是能“作”(讀作zuo)呀,他們啥都敢幹啊!
但是粲然知道,一種界限感、一種苦澀而真切的倫理焦慮困擾著這些年輕無畏的“戰士”。他們並非天外來客,他們也是人哪,他們當然有無窮無盡的新經驗,但正是這經驗之“新”使得他們面對的基本疑難變得更為迫切、更為複雜難解。
4.一場21世紀的“雷雨”
在嚴歌苓的《花兒與少年》(《十月》第1期)裏,那條險象環生的“戰線”延伸到了大洋彼岸。讀這部長篇時,我一直想著《雷雨》,如果曹禺此時20多歲,他可能已離開清華,正在美國的某所大學裏讀書,他會怎麼寫這個時代的《雷雨》?
純屬臆斷,我覺得嚴歌苓也一直在想著《雷雨》。《花兒與少年》與《雷雨》依稀相似:枯燥乏味的資産階級家庭,專橫的老人和激情的少婦,溫情脈脈的面紗下對生命的嚴酷壓制,逃脫的衝動和反抗的惡意,曖昧的天倫險境……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再有《雷雨》那種歷史目的感,在《花兒與少年》中,結局隨時可能來臨,讀者時時屏息等待,但結局永遠不會來臨。
嚴歌苓非常機警,她敏銳地意識到人的處境中有古典力學不能解決的吊詭:為了尋求“幸福”,一個女人離婚,再嫁,來到大洋彼岸。但是她真的愛她原來的丈夫和孩子,於是,在10多年間,孩子一個一個來了,前夫也來了,這個女人有了兩個家庭,過上了危險的雙重生活。
這一切並非預謀,我們看著她一步步失去控制,我們知道這不是她想要的,但是,我們卻很難為她找出一個明確的“敵人”:她不是主動加入這個遊戲的嗎?她不是已經像簽訂條約一樣接受了遊戲規則嗎?當她破壞規則時,她不是已經變成了一個懷著卑瑣快感的欺騙者嗎?
是的,這裡有一種窩囊的、並不壯觀的憤怒。當嚴歌苓在21世紀觀察“雷雨”時,已沒有曹禺那種青春激情,她不相信有雨過天晴的最終結局,她的“雷雨”其實是梅雨連天,一切都在鬱悶地腐爛……甚至,那個遠方來的“兒子”都不再是“復仇者”,那孩子是柔弱無助的,沉默的,不構成威脅和傷害,他的母親只祈求這個“強者”的世界能夠給他平靜生活的權利。
——《花兒與少年》,這是“弱者”的長歌。我認為,只有重溫著《雷雨》,我們才能充分領會它,才能看清面對“老問題”時,我們已經走了多遠,走到了哪。
同時,它也證明在2003年,人性有多複雜,人的境遇有多複雜,寫小説有多難,小説家必須穿越多少暗影憧憧的危險地帶。
《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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