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屬於中國第一代“紅領巾”外交家。從1963年到中國駐荷蘭大使館工作起，至2002年1月1日由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卸任歸國，從事外交工作長達38年。書中記述了作者在國內外的親身經歷和自己的許多思考。他對於東西方思維方式差異的認識，能給人以一定的啟發。

    50法郎與5000法郎

    東西方思維方式不同的一個顯著之處，就是雙方的價值取向的不同。一般認為，也就是重義與重利的區別。

    這不同的價值取向直接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特別在涉及生意與人情的關係時，西方人最講究“公私分明”，在他們的思維方式裏，“友誼是友誼，生意是生意”。而在中國，做生意除了要有好的産品及服務外，關係是不可或缺的。中國人談判，往往會這樣開場：“某某先生，一回生二回熟，我們有緣分，我們已經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西方人在生意場上很少這樣來攀關係，頂多寒暄幾句天氣情況，便會直接切入正題。

    我在盧森堡任大使期間，有一次邀請了五對剛訪華歸來的朋友到使館做客，並設宴招待。席間他們暢談了訪問中國的觀感，大家都很愉快。告別時，這些朋友一再感謝中方的訪華邀請和當晚的豐盛晚宴。

    次日上午，國內一個級別較高的代表團從布魯塞爾過來，我去火車站迎接。因去得很早，就在火車站附近轉轉，徒步走進了一家書店，看到轉動式的書架上有不少當日報紙，便翻閱起來。正看著，有人過來同我打招呼，原來此店的老闆正是我昨晚宴請過的S先生。我們很高興地握手問好，他又興奮地談起了昨晚的情景，説他和夫人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希望改日邀請我共進晚餐以表謝忱。他還向我介紹了他這家書店的情況，並説他每月來書店兩次，今日與我在此邂逅，感到非常榮幸。談了一會兒，我一看時間快到了，便準備告辭，順手拿起一份剛才看了一半的報紙打算去付錢，他從我手中接過這份報紙，我以為他準備送給我，但沒想到他看了看報紙標價後，就快步走到收款處，拿了一張收銀機打的發票給我。我拿出錢夾，如數付給他50法郎，他很坦然地把錢收下，然後非常客氣地送我到門口。同行的司機兼使館招待員説：昨晚來使館赴宴的不就是這個胖子嗎？為什麼區區幾十法郎的一張報紙還要收錢，太不夠意思了。我説，老李呵，你不知道，他們就是這樣。

    時隔不久，我果然收到了他的請柬，邀請我們夫婦在盧森堡最著名的米歇爾飯店共進晚餐，其他客人還有盧森堡國務委員及一些社會名流約十余人。晚餐十分豐盛，龍蝦、紅魚片、香檳酒等應有盡有，其規格可以説不亞於宮廷的宴請。根據當地價格估算，每人花費至少要在5000法郎（約合人民幣500元）以上。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了那50法郎的報費。這倒不是我對50法郎耿耿於懷，而是從50法郎與5000法郎的對比中又一次體驗到那句“友誼和生意”的話。至此我才可以説，對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

    對禮品真的不感興趣嗎

    禮尚往來古已有之，在國際交往中互贈禮品也是通常的做法。作為禮儀之邦，中國的送禮有很多講究。一是送禮的名目繁多，除了婚喪節慶、生兒育女等，其他還有許多事情可以産生送禮的理由，如喬遷、升學等等；二是禮品較為貴重，兩相綜合可謂禮多人不怪。

    歐洲人的習慣基本上維繫了“禮輕情意重”的送禮初衷，不大講究禮品的實用或昂貴，但包裝務求精美，而且很注重禮物的觀賞價值和文化品位。一般情況下不送食品或生活用品，即使參觀他們生産家用電器的工廠，也很少送本廠生産的産品，而往往送帶有該公司標誌的鋼筆或畫冊之類。這並非是小氣，而是覺得將産品作為禮品來送有失對客人的尊重。

    我曾遇到過這樣一件事，其本身可説是極其平常甚至是司空見慣的，但事後的反應卻出人意料。一次，我國的代表團成功地結束了對荷蘭的訪問，臨行前舉行答謝宴會，宴會上賓主言笑晏晏，氣氛非常融洽。在宴會行將結束時，我代表團為感謝主人的熱情接待和週到的安排，給在座的四位荷蘭人分別贈送了禮品。對方當場將禮品的包裝紙細心地拆開，欣賞了禮品（中國傳統的真絲雙面繡），一陣嘖嘖稱讚後，他們表示了感謝。接著他們將幾份包裝精美的禮品也分別送給中方人員，中國人收下禮品後也表示感謝，但禮品被原封不動地放回袋子裏，宴會到此結束。

    次日，代表團啟程回國，荷方人員到機場送行。送走客人後，在步出機場時荷方人員突然問了我一句：“代表團對此次訪問滿意嗎？”我説：“很滿意。”他又説：“對禮品呢？”我説：“你們贈送的那些紀念品他們也很感興趣。”“真的嗎？”“當然是真的。”我見他一臉嚴肅，對此發問頗有詫異，於是反問了一句，“難道有什麼問題嗎？”他略微頓了頓，説：“昨晚我們送禮時，代表團為什麼沒有一個人打開禮品看一看呢？對我們來説，這只能理解為對我們的禮品不感興趣，或者有什麼意見。”我馬上解釋説中國人一般沒有當場看禮品的習慣，他們回到旅館房間後會仔細欣賞的。據我所知，他們很喜歡你們的禮物，請你千萬不要有什麼誤解。他聽後如釋重負。這使我聯想起頭天晚上陪代表團回旅館時，其中一位同志曾問道：“荷蘭人為什麼要當場察看我們的禮品呢？難道是對我們的禮品不放心？”我説這是當地的習慣，當場欣賞並致謝，這是表示對送禮人的敬重。

    由以上這件小事，我又一次感到，人和人之間，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真是“相識容易相知難”。一種文化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人們談論異國文化時，往往容易流於表面，其實能從正面看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如同冰山一角，而其真正博大精深的內容則如同水面之下深藏不露的大冰川。因此，同外國人打交道，從某種意義上講，就如航行在佈滿冰山的海面，要特別小心“觸礁”才是。

    最怕聽中國人説哪兩個字

    在荷蘭任職期間，我與荷方的接待單位一起去機場接過許多從國內來訪的代表團。遇到級別較高的代表團，荷方往往安排主要成員先去機場貴賓室休息片刻，並請團裏負責行李和機票的人去海關辦理入境手續。荷方常常利用這個空隙，徵求中方對外活動日程的意見（高級的政府代表團來訪的詳細日程都已預先談妥，不在此列）。在談話進行前，接待人員往往要先問大家願意喝點什麼飲料，中方人員往往會謙虛地回答説“隨便”或“什麼都行”，這令接待人員無所適從。也有的是團長先説了一聲“喝茶”，於是，一個接一個地，所有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説“茶”，這樣倒比較容易處理，但對方心裏難免會感到中國人在喝飲料方面似乎也要採取集體行動。

    接下去討論活動日程，有時也顯得不那麼順暢。有一次荷方人員對我們的一個代表團説：“大家今天初到此地，請先回旅館休息，倒倒時差，正式活動從明日開始。今天中午和晚上可以在你們下榻的賓館用餐，不過那裏只有西餐，賓館附近有不少中國餐館，如果你們願意也可以去吃中餐。不知各位意下如何？能否預先告訴我，以便我去訂菜？”對於主人的熱情接待，我們的代表團團長很客氣地説：“客隨主便吧”（譯成英文就是“up to you”）。在中國人看來，這本來是一種很禮貌、很得體的回答，不料對方聽後感到十分驚訝，他以為是自己沒有表達清楚，於是又重復了一遍：“你們想吃中餐還是西餐？”團長卻以為是翻譯沒有翻清楚，就對翻譯説：“你告訴他，什麼都可以，看他方便就是了。”荷方人員趕緊説，“都方便，都方便。”他怕中方産生誤解，就又補充了一句：“你們在荷蘭期間的吃住都是我們招待的。”團長也吃驚地説：“正因為是你們招待的，所以更要根據你們的方便來安排了。”談到這裡，氣氛有點僵了，荷方人員便不再打破沙鍋問到底了。事後，這位負責接待的荷蘭人私下告訴我，接待這個代表團一切都好辦，惟獨“up to you”，最使他頭痛。他苦笑著對我説：“我怎麼能根據我的喜好來安排他們的口味呢？”説著，還聳聳肩，攤開雙手，那副無奈而迷惑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後來這位荷蘭人對我説，他接待過許多國家的代表團，有兩種情況在接待工作中最棘手，一種是團內意見太分散，一盤散沙似的，捏都捏不到一塊，眾口難調；另外一種是不知道對方的真正要求是什麼，使人感到無所適從。中國來訪的團組中屬於後者的居多，以至於他一聽到“up to you”就頭痛。

    事實上，歐洲的代表團雖然人數不多，但接待起來也很麻煩，因為經常有人一味凸顯自己的個體性，有時十來個人的團倒要分五六批來，有的乘飛機，有的坐火車，把接待人員忙得不亦樂乎。訂房的要求也不同，有的住單間，有的住套房，有的非不吸煙樓層不住。有的客人提出要與有關部門進行工作會談，另一些人則要去博物院，去自由市場……

    與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更強調整體性和綜合性不同，西方人往往更強調個體化或個性化。這裡有宗教的背景，因為基督教的教義，人是上帝創造的，每個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因而都具有最高的內在價值和尊嚴。同時，這又有哲學和自然科學的背景，17世紀以英國的洛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潮就體現了個體主義在西方的發展；與此同時代的自然哲學家提出的機械自然觀，也強調了萬物可拆分為部分，而各部分又可重新排列組合。對此，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有過非常形象的比喻：“西洋的社會有些像我們在田裏捆柴，幾根稻草束成一把，幾把束成一扎，幾扎束成一捆，幾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個挑裏屬於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會亂的。在社會學上這些單位就是團體。我説西洋社會組織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們常常由若干人組成一個個的團體。”他同時把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作了比較：“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紮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係就具有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

    費孝通稱西方社會結構為團體格局，即個體在平等的原則上組成團體，按照一定的規則（法律）在社會中動作。他稱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為差序格局，即以親屬為核心，以人倫為基礎的差等關係的網路。在這個由血緣、親情、倫理道德和實際利益組成的社會網路中，人不是具有抽象意義，被一視同仁的一個個單位，而是處於各不相同的人倫位置，按各自名分要求行事盡責任的具體家庭成員。在這樣的網路中，整體性很強，往往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就其本質説，中國傳統社會是依靠差別、等級的人倫關係來維繫、動作的。

    有個外國人曾經尖刻地説：“中國人關心別人在幹什麼，卻往往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美國人不管別人在幹什麼，卻知道自己要幹什麼。”這話可能有失偏頗，但也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摘自《差異——一位中國大使眼中的東西方思維》盧秋田著　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1月版　14.00元）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