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南開大學是國內史學重鎮之一。幾十年來，薈萃了一大批史學名家，吸引了無數年輕學子。不久前，中華書局推出一套“南開史學家論叢”，共8冊，是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精心組織的該係8位著名老學者的論文集。這裡發表何茲全等8位學者對這套叢書的簡短評論，讀者定能從中感受到南開史學的非凡風采。

    鄭天挺師的為人和學問——讀《及時學人談叢》

    毅生（鄭天挺）先生是我的老師。1931—1935年我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讀書時，毅生先生是北大史學系的教授。當時，明清史課由孟森先生講授，所以我和毅生先生接觸不多。1938年，我跟隨陶希聖先生在重慶工作。他離渝後，我陷入半失業狀態。幸得毅生先生和傅斯年（孟真）先生推薦，我取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專款協助，每月160元。這在當時已是不少的收入。1950年我回國前，我的恩兄何仙（思源）先生曾給時任北大史學系主任的鄭先生寫信，討論我回國後參加學習的問題。解放初回國參加工作，都是要先參加學習的。他這樣作，也有希望我能去北大工作的意思。回國後，我和鄭先生的聯繫就多起來。特別是1958年，全國教材工作會議後，鄭先生和翦伯讚先生負責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我分擔古代部分第二冊戰國秦漢資料的收集。在編輯過程中常向鄭先生請示、彙報。這段時間是我和鄭先生接觸最多的時候，也是我對鄭先生了解最多的時候。鄭先生對人誠懇、親切、謙虛、謹慎，真是大家、長者風範。

    鄭先生是明清史專家。就以中華書局出版的“南開史學家論叢”鄭天挺卷所收明清史論文來説，即可看出他對明清史功力的深厚和見識的高明。

    在我看來，界定一位史學家的學術地位有兩個標準：一是學術見解的創始性；一是突破性。任你寫多少本書、多少篇文章，如果都是人云亦云，還不如一篇有創始性、突破性、有真知灼見的文章。鄭師的文章，都是在創始性、突破性方面有貢獻的文章。譬如，他關於滿族早期歷史發展的幾篇文章，不提辯證法而有辯證的觀點，不提唯物史觀而有唯物史觀的觀點，這讓我特別讚佩。（何茲全）

    自成體系的史學大師——《伯倫史學集》讀後

    雷海宗字伯倫，是20世紀中葉馳名中外的史學大師，以博古通今、學貫中西、自成體系著稱。20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我在清華大學歷史系曾選修雷先生講授的三門課程，聽聆教誨，受益良多。可惜，雷師于1962年不幸辭世。他的著述多為論文，散載于當時的報刊，現在已難尋覓。所幸者，雷師晚年的弟子王敦書把雷師的重要史學著述編成《伯倫史學集》一書，作為“南開史學家論叢”之一種最近已由中華書局出版，確實為後學了解雷海宗先生的生平與治學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伯倫史學集》的特點可概括為廣、專、精三個字，它比較全面地反映出了雷先生博大精深的治學特色。

    廣，既指本書的內容在寫作時間上包括了雷師生前發表的從第一篇到最末一篇等重要的學術論文；更指雷師在研究領域上探討了中外歷史、史學理論、宇宙人生觀、哲學宗教、家庭社會、經濟商貿、政治外交、軍隊戰爭、農業曆法、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和多種層次；也指在表達形式上收集了論文、講義、書評、講話乃至以英語撰寫的史作。

    專，本書雖範圍廣泛，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幾乎無所不包，但有專門的主題，始終貫穿一條主線，那就是集中展示雷師在中國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他的中國文化形態史觀和中國通史體系。例如集中所收《中國的兵》、《無兵的文化》、《歷史的形態與例證》、《中國與世界》等基本上反映了雷師的治學特色。

    精，本書選編了雷師著述中的學術精品，有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能突出地體現他的學術觀點、史學思想、創新精神和文化修養，至今仍具學術價值，富有啟發意義，引人深思。有些篇章如《中國通史選讀綱要》和《世界上古史講義選錄》，從未正式出版，今收入集內，殊為寶貴。（齊世榮）

    元史大家楊志玖——讀《陋室文存》

    楊志玖教授是享譽國內外史壇的著名學者。他的論文集《陋室文存》一書，集中反映了他在史學研究方面的令人矚目的成就。

    蒙元史是楊先生用力最勤、成績最大的領域，而他對馬可孛羅的研究又最為人所稱道。眾所週知，馬可孛羅其人與事，在學界一直存在爭議，眾説紛紜，是國際學術界公認的難題。早在1941年，楊先生便以元《經世大典站赤》中的記載為據，肯定馬可孛羅到過中國。他的發現，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此後楊先生一直關注這方面的討論。1979年以後，他又接連發表論文，就一些有爭論的問題（如馬可孛羅是否懂漢語，是否做過揚州總管，馬可孛羅遊記的版本等）提出自己的看法。楊先生的蒙元史研究還有兩個重點，一是探馬赤軍，二是回回人。在這兩個問題上，他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探馬赤軍是元代軍制史的一大難點，其名稱、組成、地位與作用都存在難解之謎。楊先生對此一論、再論乃至三論，將討論推向深入。回回人在元代有特殊的社會地位，對後世有重要影響。楊先生對元代回回人的狀況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是繼陳垣先生、白壽彝先生之後在這個領域中貢獻最大的學者。其中如《元代的吉普賽人——羅哩回回》一文，首次提供了有關中國吉普賽人早期活動的可靠資訊，無論對民族史研究還是中外關係史研究，都是很有價值的發現。

    楊先生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還注意史學的普及問題。他先後發表了不少讀史札記，這些作品集學術性、知識性、趣味性于一體，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楊先生很重視這類作品，認為這“實在是一件大費時間和精力的工程，但解決了不少歷史問題”。（陳高華）

    探尋中國文化之根 ——讀王玉哲先生《古史集林》

    繹讀南開大學王玉哲先生的論文集《古史集林》，使人獲益非淺。王玉哲先生去年剛度過他的九十華誕，中國先秦史學會為此特別在南開舉辦紀念性的學術研討會。確實，王先生已經將他的全部精力傾注于古史即先秦史的探索研究，他的成果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他的精神博得人們衷心的景仰。《古史集林》的出版，使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他鍥而不捨的前進歷程。

    先秦時期的歷史文化是中國歷史研究中一個最重要的領域。“先秦”一詞，本義是指秦代以前不太長的一段時間，後來沿用既久，就泛指遠古以至商周。這是中國文明由萌生以至形成的時代，特別是先秦時期的後段，中國久遠的傳統社會于之奠基，而作為傳統文化核心的各種典籍也于之出現。因此，任何人想研究中國歷史文化，不能不從先秦著手。

    近代學術史上一些標誌性的進展，常與先秦的研究相關。上世紀二十年代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便是以他本人對商周的研究為基礎的，從而奠立了古史的“新證”之學。隨後，郭沫若先生在1930年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開拓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古史的新路。王玉哲先生的工作，正是承續了他們的統緒，建立起自己的觀點和學説。

    我在五十年代開始讀到王先生的文章，頗受啟迪。“文革”以後，我有幸在南開兼職授課，便有了許多機會向王先生請教，並逐漸了解他對南開歷史學科建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不僅組織建立了博物館專業，即今天的博物館係，而且通過多年的言傳身教，培養了大批古史和文博方面的人才。王先生撰作和主編的古史書籍很多，但《古史集林》可視為他的成就的縮影。在此，希望關心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讀者都能細讀。（李學勤）

    中國美國史學科的奠基人——評楊生茂教授的《探徑集》

    捧讀楊生茂教授的近著《探徑集》，仿佛故友重逢，備感親切。生茂長我一歲，不僅在年齡上，而且在學問上都是我的兄長。我們雖不常見，但相知至深。我們幼時都在私塾讀四書五經，受封建教育；成年後先後都在燕京大學就學，繼而留洋，受西方資産階級教育；解放後接受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教育。可見我們長期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共同語言良多。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都在大學講授世界近代史，他攻美國史，我攻法國史。1960—1962年我們共同主編《世界通史近代史部分》，特別難忘的是1961年夏在“楊師令”領導下，我們一起在長春通稿七個月；1961—1962年又在中央黨校脫産修稿，日夕相處，為琢為磨，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生茂為人忠厚樸實，謙謙君子也，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但在原則問題上一絲不茍，正氣凜然。在半個世紀的教育實踐中，他在世界史特別是美國史的教學和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可稱這門學科的奠基人之一。

    收入《探徑集》的有關美國史的論文體現了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之嫺熟自然，恰到好處；還有幾篇評論美國歷史學家和史學史的論文則具有強烈的批判和時代精神。他對我國美國史研究的過去和現狀進行了系統的總結，並對其未來發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尤為可貴的是，他晚年撰寫的關於歷史認識論的短文頗具真知灼見。他承認歷史認識的相對性，但反對相對主義；尊重歷史的客觀性，但反對客觀主義。他重材料，重比較，重對話，“不讓主觀隨意擺布”。對於外國文化，他既不贊成全盤接受，也反對固步自封，而提倡“分析篩選，鑒別吸收”。他主張弘揚本國文化，以豐富提升世界文化。這些經驗之談對於一切人文科學工作者來説都是金科玉律，至理名言。（張芝聯）

    資料會通見識 ——讀楊翼驤先生《學忍堂文集》

    楊翼驤先生是研究中國史學史的著名學者，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輩。他的《學忍堂文集》（“南開史學家論叢”之一）一書共收錄他的論文25篇，其中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論文佔了絕大部分。這些論文以及楊先生的其他有關中國史學史的論著，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一份珍貴的遺産。楊先生雖已辭世，但他的學術遺産將永遠嘉惠後學。

    《學忍堂文集》收錄的四篇“史學編年”涉及到先秦、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歷史時期。作“史學編年”是極為煩難的研究工作。要做好這件事情，必須有三個環節：一是廣泛閱讀，積累資料；二是善於採擷史料，即在積累的資料中選擇那些有意義的部分加以利用；三是精於考證，如年代不明、記載牴牾、前人所記訛誤等，通過考訂、辨析後載入“編年”，並作簡要按語。概而言之，這是博覽、善擇、考證三位一體的功夫。楊先生作“史學編年”，是前人不曾做過的事情，顯示出他在治學上的勇氣和深厚的功力。

    《學忍堂文集》所收十幾篇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專論集中反映了作者探索中國史學史發展路徑的旨趣。從這些專論和上述幾篇“史學編年”中不難看出，楊先生對中國史學史研究不僅在資料爬梳上有突出的貢獻，而且在“會通”考察上也極具匠心。作者論中國史學的起源，從文字産生、甲骨文記事和早期史官講起；論司馬遷，從“材料的收集”、“實地的考察”、“親身訪問”，講到“專心銳志完成著作”；論近代史學，從“思想的前驅”，講到新史學的建立、發展和“倒退傾向”的出現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和發展，涉及到自梁啟超至翦伯讚等一大批史學家，並對他們作了評價。這些文章讀來使人頗受啟發。（瞿林東）

    勤奮深思博學 ——讀來新夏先生《三學集》

    來新夏先生是一位知識淵博、造詣精深的學者。幾年前，我讀他的《北洋軍閥史》，敬佩他的功力深厚，取材豐富。後來知道，他撰寫此書自青年時代積累材料起，長期寢饋其中，三次成書，屢加修訂，厚積薄發，才能有此研究成果。

    來新夏先生研究領域之廣泛在同輩學者中鮮有匹比。他的文集取名為《三學集》，自稱“包括我一生致力於學術的三個方面，即歷史學，方志學，圖書文獻學”。一位學者在這三個廣闊的學術領域中能做出突出的成績，已非尋常，而他的成就還不止於此。他常寫散文、雜文，曾出版文集《冷眼熱心》、《一葦爭流》等，頗多精品，享譽文壇。他還寫過戲劇《火燒望海樓》，涉獵文史兩界，均有卓越成就。他的文章縱論古今，意境清新，文筆優美，具有學者的書卷氣。

    專與博是治學中的一對矛盾，一般學者難得兼有，而來新夏先生是一位既專又博的學者。他何以能達到這種境界？雖有家學淵源、名師授業等因素，但最重要的還是他個人的努力。他治學勤奮，鍥而不捨。你看他在輔仁大學攻讀四年，每年以全班第一名獲“勤”字獎章並獎學金；你看他二十五歲以前即潛心閱讀，博覽群書，先讀前四史和兩唐書，後讀其他正史，今世青年中誰能通讀全史；你看他在受審查下放勞動的日子裏，還孜孜不倦地修訂《林則徐年譜》，以排遣悶愁；你看他年近花甲才落實政策，迎來一生中的輝煌時期，兢兢業業，奮筆著述，終於寫下了許多精品佳作。由此可見，是勤奮推動來新夏先生不斷前進，是勤奮使得他在學術上取得成功。擺在我們面前的這部《三學集》就是來新夏先生勤奮研究的見證和勤奮治學的成果。他的勤奮精神值得我們敬佩，也值得後人學習。（戴逸）

    求真致用以史為鑒 ——讀魏宏運教授《鍥齋文錄》

    魏宏運教授將自己半個世紀以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術論文，擇其精要，圍繞五個方面的主題，編為《鍥齋文錄》，作為“南開史學家論叢”之一種出版，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讀完這部文稿，我覺得魏先生的史學研究，在學術風格上有三個極為鮮明的特色：一是求真求實的態度；二是關注現實的態度；三是辯證分析的態度。

    讀《鍥齋文錄》，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尊重歷史、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治學準則。為了反映抗日戰爭的全貌，作者既對中國共産黨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開闢了一個頗具特色的“華北區域史”的研究領域，又較早地將研究視野擴展到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戰場以及國統區的社會狀況，寫作了《南京保衛戰述論》、《臺兒莊戰役述論》等一批文章，在史學界産生了較大的影響。

    讀《鍥齋文錄》，可以看出作者在自己的學術活動中，傾注著對社會現實的強烈關注。如《南京淪陷時期日軍在寧滬杭之間的暴行》一文無異於對日本某些堅持軍國主義立場的右翼政要不斷散佈美化侵略謬論的直接回擊，《民初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和工人階級的成長》則有力地澄清了有人散佈的辛亥革命阻礙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荒唐觀點。這種旗幟鮮明而又堅持説理的文章，讀來令人神往。

    讀《鍥齋文錄》，還可以感受到作者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始終堅持辯證分析的方法。如對學術界頗有爭議的“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口號，作者的分析就頗為中肯，充分顯示出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李文海）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