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4日上午，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支部在中南海懷仁堂西廳召開的第22次整黨會議上，楊獻珍作為中顧委委員在做對照檢查時，就過去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錯誤做了沉痛地反省，並概括為兩句話：“忠誠的愚蠢，愚蠢的忠誠。”

    楊獻珍何以對自己做出如此犀利嚴苛、驚世駭俗、自貶、自省之詞，要了解其中的原委還必須從40年代初他調到北方局出任秘書長和到北方局黨校專職從事黨校教育工作講起。

    1940年1月楊獻珍奉命調到中共北方局擔任了兩年秘書長。1942年2月時任北方局書記的彭德懷為了加強北方局黨校的領導工作，決定將楊獻珍調到北方局黨校擔任黨委書記兼教務主任。在此之前，楊獻珍出任北方局秘書長不久，時任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的陸定一經請示彭德懷批准，就將他原來為北方局黨校講授《蘇聯共産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聯共黨史》）的任務交給了楊獻珍。

    當時的北方局黨校三個月舉辦一期學習班，條件非常艱苦，名曰北方局黨校，實際連一間正式課堂也沒有，學員宿舍也是向群眾借來的民房，不論學校領導還是學員，大家睡的都是土炕。上課時，有時在山坡上，有時在農民草屋裏。參加學習的人員，有軍隊的，有地方的，軍隊是團一級的軍政幹部，地方是縣委書記、縣長一級的幹部，也有部分地委書記和專員一級幹部。楊獻珍自接手講授《聯共黨史》的任務後，便將這項工作當作黨交給他教育提高黨的軍政幹部思想政治素質的一項神聖任務去對待去完成。

    1943年冬冀南區黨委把冀南大批幹部共約700多人集中到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編成六個大隊，名曰後梯隊，由區黨委書記李菁玉親自領導進行整風學習。

    黨中央對北方局黨校的整風運動十分重視，校長由在延安的朱德同志兼任，黨校的實際領導工作由北方局書記鄧小平負責，楊獻珍作為教務長負責組織領導日常的教學任務。楊獻珍根據學員的學習進度和提出的問題，隔幾天給大家輔導一次。

    正當北方局黨校的整風學習按照計劃正常、順利地進行時，在延安整風審幹中，出現的那場背離黨的整風精神，違背黨的幹部政策的“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風暴刮到了太行山，刮進了北方局黨校，北方局黨校和後梯隊相繼轉入了審幹運動。審幹由北方局派張際春代表北方局住在黨校領導這一工作。校方由楊獻珍和幾個大區在黨校學習的高級幹部組成“審幹委員會”，具體負責在學員中開展反特除姦“搶救失足者運動”。後梯隊的審幹工作由李菁玉直接領導。冀南後梯隊的審幹運動開始後，由於領導運動的負責人對幹部隊伍的情況做了完全錯誤的判斷，無根據地誇大了敵情，對審查對象採取了極不正當的逼供信手段，以致在短短一兩個月內，幾乎把後梯隊幾百名幹部都打成了特務，最後在你咬我、我咬你互相廝咬的情況下，連李菁玉也被咬成了特務。北方局黨校看了由組織部送來的後梯隊的材料，便認為是組織上轉來的正式材料也就信以為真，就拿著這些材料對當事人進行逼供，將他們當作“失足者”去進行“搶救”，於是就使很多在北方局黨校學習的冀南幹部被打成了特務。

    1944年，黨中央做出了關於糾正“搶救運動”錯誤，甄別冤假錯案的指示。這個指示由延安傳到太行山根據地後，在北方局的領導下，北方局黨校和冀南後梯隊的領導，根據指示的精神，很快就對蒙冤受屈的同志逐個進行了甄別平反，恢復了名譽，對逼供信時所産生的材料全部焚燬。只有劉建章和李爾重二人，北方局負責甄別工作的同志認為他們的問題一時難以搞清，要求把他們送往延安，由中央來解決。在延安經過黨中央組織部審查，于1945年“七大”以後中央組織部對他們二人的問題先後進行了公開平反，做了“沒有政治問題”的結論。至此，震驚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的北方局黨校和冀南後梯隊的整風審幹“搶救失足者”運動的一段公案才算最終落下帷幕。

    然而，帷幕雖已落下，但蒙在楊獻珍心靈上的幕布卻永遠難以落地。長期以來，他每每想起此事，便深感悔恨，深感內疚，尤其當他步入晚年時，他的靈魂更因此而常常受到嚴厲的拷問。

    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向全黨轉發了中央書記處批准的中央黨校《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復查報告》，宣佈推倒一切強加在楊獻珍頭上的不實之詞，為楊獻珍徹底平反、恢復黨籍、恢復名譽。198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黨校為楊獻珍召開了平反大會。在平反大會上，楊獻珍沒有去訴説他自己長期以來蒙受的種種不白之冤和橫遭林彪、“四人幫”和康生一夥的瘋狂打擊和殘酷迫害。相反，卻用了大量篇幅去主動地反省自己過去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錯誤。他説：“我在工作中不是沒有缺點和錯誤的，相反，不論是在高級黨校工作的17年，還是1948年以前，我都有過不少缺點錯誤。我這個人學了一點唯物主義，也講過辯證唯物主義課，但在實踐中還是有些地方離開了唯物主義原則。例如1944年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審幹中，我曾傷害過一些同志，現在回想起來，心情仍很沉重。1952年的‘三反’運動開始後，由於當時領導運動的同志離開了唯物主義原則，給黨的工作造成損失。我當時作為機關黨委書記，沒有採取有效措施加以糾正，表現了小資産階級的軟弱性。1957年‘反右’運動時，仍然表現了軟弱性。黨校‘反右’運動沒有抗住擴大化，我是有責任的。借此機會，我向在這些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的同志和他們的家屬，表示歉意。……”

    “吃一塹，長一智”。由於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審幹“搶救運動”中推行的一套極“左”路線給楊獻珍心靈打上了沉重的烙印，因此，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就採取實事求是、謹慎從事的態度，盡可能地做到不再誤傷自己的同志，不再使幹部職工無辜蒙冤受屈。

    1983年10月黨中央召開了十三屆二中全會，做出了關於整黨的決定，開始全面整黨。楊獻珍作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出席了這次會議。會後，楊獻珍聯繫整頓黨的作風問題，不禁又勾起他對自己過去在政治運動中所犯錯誤的回憶，而其中在太行山根據地整風審幹運動中，北方局黨校在“搶救”劉建章時，他犯的錯誤尤其使他感到不安。為了懺悔自己的錯誤，為了當面向劉建章賠禮道歉，1983年12月24日他讓秘書與中顧委委員張策聯繫，約張策一塊去劉建章家中向劉建章賠禮道歉。不料劉建章得知楊獻珍要到他家去的消息後，卻約張策搶先趕到楊獻珍家中，看望了楊獻珍。這天，三位革命老人見面後，個個心緒激動、感慨萬千。楊獻珍對劉建章説：“在太行山北方局黨校我領導整風審幹時，北方局組織部轉來材料，説你是托派、是特務，我們就信以為真，就對你搞逼供信，我還動手打了你。趁現在我們都健在，把是非弄清楚，我錯了就應向你賠禮道歉。我記得列寧説過一句很經典的話：‘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可是，我們常常是自己的腦袋不是長在自己的肩膀上，而是長在別人的肩膀上，遇事也不用自己的腦袋去分析、去考察，就一味地聽從當局者的號令，便去橫衝直闖、盲目蠻幹，以致幹了許多誤國誤民的傻事、蠢事、壞事，最後還認為這是自己對黨的忠誠。像這種錯誤在我的一生中曾發生多次。總結經驗教訓，我寫了兩條叫作：‘忠誠的愚蠢，愚蠢的忠誠。’”聽了楊獻珍這一番語重心長髮自肺腑的自我批評後，劉建章説：“當時發生的錯誤，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個人之間不存在什麼恩怨，那完全是一種左的路線造成的，因此我對當時相處的同志事先事後都是抱著同志的情誼，並沒有産生過反感。”張策接著説：“回顧我們黨幾十年走過來的歷史，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很多，而左的思潮、‘左’的路線，對我們黨和國家、人民的危害，尤為慘重。我們黨的高級幹部，在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中，既挨過整也整過人的人很多，但許多人只記住別人整他而記不得他整別人。而楊老對自己過去工作中的過失這樣認真地去反省、檢討，真值得我們很好學習。”這次會面之後，楊獻珍為了表示對劉建章來訪的敬意，于1984年元旦他又約張策一道到劉建章家中，回訪了劉建章，看望了他的夫人劉淑清。至此，長期壓在楊獻珍肩上的這個歷史包袱才算卸了下來。

    1984年7月4日中顧委第三支部召開整黨會議時，楊獻珍在支部會議上首先做了對照檢查，檢討了自己犯過的“左”的錯誤。他説：“1944年我在北方局領導整風審幹的時候，犯有錯誤。當時從延安刮來一股‘搶救失足者’運動的歪風，一時間搞得氣氛十分緊張，似乎所有參加整風學習的學員人人都有問題。後梯隊的‘特務’寫材料，供出劉建章當時在北方局黨校擔任組織科長是特務。材料送到北方局組織部，北方局組織部把材料一發給北方局黨校，我們見到材料不加分析其實也不懂對這種材料需要進行分析，就信以為真，對劉建章進行逼供，如他不按照材料供認，就粗暴對待，甚至動手打他，我就打過他。後來想起這件事，當時真是愚蠢，而這種愚蠢事，還是出於對黨的忠誠做出來的。”

    對楊獻珍如此認真誠懇地懺悔自己的過失、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以老邁之軀親自去向直接或間接受到他傷害的人士賠禮致歉，作者作為長期陪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曾向他提問道：“幾十年來，‘左’的東西給我們黨和民族造成了沉重的災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幾乎把中國所有的人都卷了進去。有的害人，有的受害，有的則是既害人又受害。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贏家，他們靠搞極左’、搞運動整人成了‘大紅人’，但在‘文革’中卻也未能逃脫挨整的命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卻難得聽到或看到有誰給自己下‘罪己詔’，公開懺悔在哪次運動中整人、害人的錯誤。惟有你吃盡了‘左’的苦果，不但不去訴説自己遭受的苦難，反而自覺、主動地給自己下‘罪己詔’，懺悔自己的錯誤，你這樣做不怕有損你的形象，影響你的威信嗎﹖”楊獻珍沉思片刻，説：“不能説只有我能給自己下‘罪己詔’，懺悔自己的錯誤，只能説推行了‘左’傾路線，犯了‘左’的錯誤的人能夠認識錯誤、對自己進行懺悔的人很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懺悔是需要很大勇氣和自覺精神的。懺悔就是要把自己的靈魂展示給世人去看，沒有勇氣和自覺精神是做不到的。懺悔是一個人生命力向上的表現，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是否具有生命力的表現。它是衡量一個人是否是憑著良知誠實地生活在這個世上的一個重要標誌。有句格言説得好：‘自重者而人重，自愛者而人愛。’一個不知自重自愛的人和民族是不會受人尊重和愛護的，也是沒有希望和前途的。人而無恥不知其可也。不知羞恥、缺乏恥辱感的人和民族是很難讓他們自省和懺悔的。現在的問題是一些犯了極‘左’錯誤的人在對待自己的過失和罪責時，大都不是直面事實，在事實面前低頭認錯、低頭認罪，而是採取回避、抵賴或如魯迅先生説的‘瞞和騙’的手法，藉以達到掩蓋的目的，把一切都推給客觀，推給運動的發動者而拒絕自省、拒絕懺悔。如此下來，非但‘左’的東西不能克服和糾正，而且更重要的是戕害了整個社會的道德人心，其後果將不堪設想。懺悔、自省是不會損害一個人的形象，不會影響一個人的威信的，它不會對你産生負面影響，而只會産生正面作用。古往今來不乏自覺主動自省懺悔的人士，法國人盧梭寫了一本《懺悔錄》，記述了自己平生見不得人和有損他人格的事情，但並沒有影響他的人權思想和資産階級政治哲學在法國和世界的傳播。毛主席在延安整風審乾大會上公開向所有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的無辜者致以三鞠躬賠禮道歉，不僅沒有使他的形象和威信受到絲毫損害和影響，反而從這件事情上，更加體現了一個偉大人物的博大胸襟和馬克思主義者實事求是的精神。與此相反，只有那些犯了錯誤根本沒有懺悔意識，躲避自省、躲避對自己的靈魂進行拷問，一味文過飾非，寡廉鮮恥的人，才真正會自損形象，自毀威信。”楊獻珍接著又説：“我們每個人在自己漫長的一生中，都不可能不犯錯誤，一貫正確、永遠正確的人是沒有的，不犯錯誤的人只有兩種人：一個是在娘肚子裏還未出生的人；一個是已經離開人世的人。犯錯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錯了，卻沒有勇氣去承認、去改正、去彌補。而比這更可怕的是，有些人明知自己錯了，非但不懺悔、不改正，反而還在那裏裝腔作勢，洋洋得意。這種人，輕點説，是政治上的投機倒把；重點説，是混在我們革命隊伍裏的蛀蟲。”

    楊獻珍對作者這一番擲地有聲的金石之言，正是他作為一代哲人所具有的社會良知和道德文章的完美體現，也是他一生剛直耿介、光明磊落、無私無畏的真實寫照！

    （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9期）

    《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