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上，關於發明歸屬權，産生了無數的懸案、紛爭和醜聞（偉大的牛頓就曾為微積分的發明優先權與萊布尼茲“大打出手”，鬧得兩敗俱傷）。指紋斷案科學的歷史也是這樣一個故事。我們可以憑藉小小的指紋跨越時間與空間追蹤那些駭人案件的兇手，但不知是否能夠準確地將每一項榮譽歸於應得之人，而將“冒領”之人剔除出來呢？ ——編者

    事情發生在上個世紀初。英國的一個小鎮上有一天發生了一起兇殺案，一對老夫婦遭人殺害，而現場只留下了一個油漬漬的指紋。《指紋斷案》以這樣的故事開頭，多少使這本書有了些偵探推理小説的色彩，不過作者的主要意圖顯然並不在這起駭人案件如何被偵破，因為這只是此書的線索之一。歷史是如何被虛構的，又是如何恢復了它本來的樣子，這是遠比一個兇殺案的偵破更為引人入勝的情節。

    1874年發生了一起離奇的繼承權案。為了甄別這位“繼承人”的真偽，司法工作者們真是費了不少腦筋。但是在城市化社會中，當一個人的身份不再由他們的居住地所標明之後，要想鑒別一個人的身份實在太難了。茫茫人海，那麼多陌生的面孔，誰能説得清誰是誰？我説我是誰我就真的是誰嗎？靈感也許在瞬間點亮，“從那時起，鑒別問題作為法醫學上一個緊迫的科學問題，一直縈繞在我的腦際”，亨利福爾茲後來這樣回憶。這位蘇格蘭醫生不久以後便發現了古代陶器上的指紋並由此開始了他的研究，然後在1880年的時候，他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一封信，第一個公開倡議利用指紋鑒定罪犯。6年後，他又開始了一次新的努力：説服倫敦警察廳採用指紋這種鑒別手段。

    按理説，福爾茲大夫本該是“指紋先驅”了，但是事情似乎總要有些曲折才有味道，雖然這種曲折對於福爾茲來説太不公平，因為在那以後的幾十年中，他的經歷怎麼看怎麼像個冤大頭。在福爾茲的悲劇中，那位作為反面主角登臺亮相的人名叫弗朗西斯高爾頓——這個人的名字總是與災難攪合在一起。高爾頓小時候是一個被家庭寵壞的孩子，這種天生優越的地位使他堅信，“智力和體力都很好的家庭的孩子天生就高人一等，因此，一個人的出身背景顯得格外重要，相比之下，是否有成就是第二位的”，要説明這一點也不難，他的表兄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就是證據。這是他的“優生學”誕生的理論基礎，也讓他終於和福爾茲大夫結下了梁子。福爾茲的成功“激起高爾頓惡毒的忌妒，尤其是當這種成功是通過努力工作而不是出身取得的時候”。於是高爾頓抬出了威廉詹姆斯赫舍爾。後者自1858年即在印度開始了他的指紋研究，並且在1880年發表于《自然》雜誌的一封信中也討論了他在印度運用指紋代替簽名的情況。不過，這並不能與福爾茲大量而豐富的研究成果相提並論。

    按照高爾頓和赫舍爾商量好的版本，歷史改頭換面地出現在了1894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中，這份報告説，指紋“現在和弗朗西斯高爾頓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但“第一次提出建議，在某種程度上實際運用指紋的是威廉赫舍爾爵士”。這份報告長達67頁，但卻沒有福爾茲大夫什麼事兒。虛構的歷史像催眠術，赫舍爾越來越相信自己才是指紋先驅；對於高爾頓而言則像打著聚光燈的舞臺，他終於可以甩掉福大夫一個人站在這個顯赫的位置上，雖然他實際上援引了福大夫的觀點。在這幕虛構的歷史劇中，福大夫是惟一的輸家。

    但是事情到這裡卻並不算完，以後的發展頗有一報還一報的意味。就像當初高爾頓甩掉福爾茲一樣，站在高爾頓肩膀上的愛德華亨利後來又把高爾頓甩了，而一個人背起了成功的金鍋：一種與包括福爾茲、高爾頓在內的許多人的貢獻有關的指紋分類法最終卻與亨利的名字連在了一起。那個當初由高爾頓硬塞給福爾茲的苦果就這樣掉進了高爾頓的嘴裏。

    直到辭世57年後的1987年，福爾茲才終於得到了本該屬於他的東西，那是一個重建的墓地和一塊新修的墓碑，那上面寫著“紀念指紋鑒定科學先驅亨利福爾茲”。一段被改寫了的歷史恢復了它原來的樣子，但是一場有關指紋的馬拉松卻遠未跑到終點。

    英國小鎮上的案子最終破了，這得益於那個油膩膩的指紋。從那時開始到現在，快100年過去了。儘管指紋作為一種偵破案件的工具，其作用越來越大，方法也越來越精細，但是福爾茲大夫當初最想為他的指紋鑒定體系添加的一項內容卻遲遲無法實現，這就是要證明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指紋（就像詩人寫下的，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顯然，要證明這一點就必須把曾經、正在以及將要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的指紋一一加以比較，而這本身是不可能的。但是無法證明“任何一個指紋都是獨一無二的”卻並不能説明這個命題就是錯的。書讀到這裡愈發像一場智力遊戲，與前面那些實實在在發生的故事相比，這個結尾給人的感覺更加回味悠長，也是此書抖出的最精彩的包袱兒。

    （《指紋斷案》，（美）科林比萬著，素樸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13.20元）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