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徐志摩短暫的一生頗多傳奇色彩:他生於富商之家,不繼父業卻成了詩人;放棄唾手可得的經濟學博士學位而離美赴英;一生謝絕舊政府的邀請不願當官;與平民百姓交好甚至與乞丐做朋友;家中有樓房他不要住,偏要到窮山僻野的寺院中去住;與張幼儀合不來而與林徽因成為莫逆……凡此種種,和他的傳世作品一起,給後世留下許多懸念。首先,他是個詩人,要解開這一連串高深莫測的行為,我覺得應先從他早期是怎樣開始寫詩著手。徐志摩在他的《猛虎集》序言中曾説過:“……整十年前我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也許照著了什麼奇異的月色,從此我的思想就傾向於分行的抒寫,一份深刻的憂鬱佔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于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又他在《巴黎的鱗爪》中《吸煙與文化》一文中説道:“……我不敢説受了康橋的洗禮,一個人就會變氣息,脫凡胎。我敢説的只是——就我個人説,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這些都是真實的表白。可惜,人們往往忽略前面那段話,尤其忽略了“整十年前”四個字,以為徐志摩受到康橋(康橋)學術氛圍和自然環境的熏陶,又和林徽因相識而漫步初戀之林,這兩位未來的詩人在心靈碰撞下迸發了愛情和詩情的火苗,人們總是首先衝著愛情的畫面不去探求十年前的“風聲”和“月色”,也不去推敲“一份深刻的憂鬱”實質是什麼。更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寫下“佔定”二字,這使我心頭為之一震,他還用了“潛化了我的氣質”,又使我的心為之一沉,不禁喟然而嘆。字雖少,但分量很重——確確實實地貫穿了他的一生。
最近,我先睹了徐志摩在杭州一中(杭州府中)時所寫的《府中日記》(這日記是新發現的,尚未出版)。日記始於1911年入學之初,那年正是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為了推翻滿清帝制而發動的民主的革命戰爭達到高潮的時候。這年4月,由黃興直接指揮的軍事行動不幸失敗,黃花崗72烈士壯烈犧牲。徐志摩從報上見到革命軍受挫失敗時悲痛萬分,在日記中他説:“不禁為我義氣之同胞哭,為全國同胞悲痛”,深嘆“革命軍羽翼之已成,而中道摧阻”,他旋即在5月17日和20日寫下《自遣》和《感時》兩首詩:
《自遣》
人生歲月白駒過,
應事牢騷記咏哦。
書劍隨身聊復爾,
英雄得志又何如。
未能報國心空熱,
許作平民福已多。
竊嘆我廬真自在,
閒栽花木醉高歌。
《感時》
進進進,家破國亡不堪問,
生斯世兮男兒幸手執大刀兮誓將敵殺盡,
盡盡盡,也難消揚州十日嘉定屠城恨,
進進進。
追追追,血濺戰衣金刀揮頭乎斷兮決不歸,
誓將錦繡江山一鼓奪回。
死死死,不死疆場男兒恥,
拋卻美妻及愛子,
披衣開工去如矢,
不得自由毋寧死,
死死死。
約有半個月的時間,徐志摩寢食不安,無心上課,獨自去了西湖之濱憑吊岳飛墳墓,回來後在日記中默寫了岳飛的《滿江紅》詞,悲憤激昂,熱淚盈眶,無意間把個別字錯寫了,這正説明他當時憂心如焚的境況。他對自己悠閒的學生生活很感不安,恨不得投筆從戎,為民主自由去獻身,去戰死在沙場上。風有所聞,月有所明,這風聲就是這次革命失敗的消息,這月色就是當時我中華民族的命運,他的愛國愛民之心,就這樣清楚地袒露在人民面前,把滿腔的赤誠化成如火詩篇。誠然,康橋的環境催發了他的感官,但是論詩情,早在念中學時就萌芽了。“分行的抒寫”在那時就開始嘗試了,《感時》應該是最好的明證。用白話自由地“分行的抒寫”已使他從舊詩的格律中脫胎而出,正好寫在三天前的《自遣》還是一首七律,而《感時》則開始白話化了,以一種新穎的體裁問世。並且,我們能夠注意到,他是在自發狀態下亟欲將內心感受傾吐給民眾,自然而然地採用了通俗易懂的抒情方式。我們還發現,在疊字、環韻和句式等方面,幾乎與他後來寫成的許多詩歌如出一轍,是志摩式的。因此可以認為,這首《感時》無疑是徐志摩最早寫成的新詩雛形了。雖則還夾雜了個別文言字,這一點我們現今在寫白話時有時也會碰到。
我在這裡不想探討文學史上最早的新詩出於何人的問題,我只著眼于徐詩的起源和感情本質。記得茅盾在論徐志摩時曾説過:在當代文人中徐志摩是最需要加以研究的,我以為志摩的許多披著戀愛外衣的詩不能夠當作單純的情詩看的。茅盾提示一是研究二是入門。的確,要入門,就不要因門外墻面上的花飾看得走溜了眼,不要把詩人一生的傳奇故事都蒙上戀愛的外衣,其實他的戀愛情節也早已被訛傳而歪曲了。更有《人間四月天》電視劇,情節失實且多割裂,知情者不願一顧,特別是關於徐志摩和陸小曼的事。我只需簡單指出,徐陸的結合是有基礎的——兩人都非常的愛國愛民憂國憂民,因而都不計私利而胸懷大我。陸小曼從小有許多愛國愛民的表現,是平常人所望塵莫及的。他們兩人在相識之前就已生成了的共性——相識後自然會引起共鳴。這僅是基礎之一,其他的恕我在這裡不談了。茅盾指出了門,我以為還得配上憂患意識這把大鑰匙。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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