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鍾情于平常

    我在“文革”之前得以擠進了復旦本科，當時的中文系主任是朱東潤先生；在“文革”結束不久我又擠進了研究生的行列，系主任仍舊是朱東潤先生。

    《雨後》是1962年全國高考的作文題之一，閱卷結束前後，滬上報端披揭了朱先生的閱卷感受。自然以獎掖居多，他説有一位考生寫雨後的茄子“像涂上了一層油”，非常的有生活。兩年後，在朗然的秋陽撫照下，我識得了朱先生，第一次看清了這位居然懂得茄子在雨後像涂上了一層油的教授，也叫我第一次結實地懷疑起來：讀書人真的全是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人嗎？

    我剛進復旦的一段時間，週末有電影，在登輝堂前很容易劈面撞見挽著夫人鄒蓮舫的朱先生，夫人難説漂亮，風聞知識程度也不高，而他們的婚姻還是舊式的，由老母和大哥作伐。掃興嗎？有點兒。直到後來，發生了一連串的非常事件：朱夫人敢於在校園內張貼大字報為自己的夫君請命，年復一年地支撐著身處水深火熱中的丈夫，最後竟以命相抵，表達了自己對當時世道的神聖憎惡。

    時序逼近七十年代，我們不能如期畢業。不知怎的，忽然鬧出了“準備打仗”的命令，喪妻的朱先生也隨我們疏散到寶山鄉下。他和我是一席稻草鋪上的一對老少。晚間，清冷的月色灑滿半間屋子，他睡不著，我也睡不著，於是説起“悄悄話”。説到老夫人，他一如孩子，“鄒蓮舫是我親愛的人”，“她才是我的真正領導”之類，一遍又一遍。他甚至還向我諷勸：“你們青年人找愛人，不必有過高的陳義，我孩子們的母親我覺得很好。這個經驗你們以後也會有的。”

    在夫人棄世後，朱先生忍受著難以想像的慘烈的傷痛為她寫下了一部傳記，當時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他謝世後八年由他的孫女邦薇女士整理出版了《李方舟傳》，我們才明白了先生的精神不特雄健，于情于義還有相當纏綿繾綣的一面。讀到朱夫人對一家老小所費的心血，“行所當行，為所當為”，令人肅然起敬，也因此多少懂得了夫人在“文革”中非凡操行的由來。當然我也注意到朱先生二十年代最後一年裏贈給夫人的二十首《古意》，一派青春意氣，最見先生精神。我更驚訝于1931年發生在武漢的一段故事，先生寫道：“這個月是他們夫婦間的蜜月，因為沒有閒雜事件打擾，敦容（東潤化名）除了每週六小時功課以外，可以整天陪著方舟（朱夫人化名），方舟也因為有了廚師，自己連灶臺也不去了。這樣夫婦之間，可以兩張藤椅接連對坐三四個小時。”

    朱東潤先生能夠盡其所能用溫暖的眼光凝視人世間的一切美好。他把五角場浴室中的兩位老工友視為知己，用方言和他們擺龍門陣。他老先生有一次被“小將”逐出大門，淒楚地躑躅在鄉間野外，在考究生死重事時居然還能夠揮發他繪景設色的才能。他寫道：“天晚了，我從場地回來，一輪明月當頭，天上沒有一點塵滓，下面是一潭清水，澄凈極了，水波盪漾，只看到水中皓月來往的波動，四週寂靜。偶然也有人過，但是一陣腳步聲去後，一切的一切仍然是沉靜到空寂的妙境。月色水光，渾然一片。”如許的敏感於自然，如許的與自然相湊泊，在那些風雨如磐的日子裏，在隨時可能命歸黃泉的迫壓下，惟極有修養並鍾情于平常的人才能如此參透“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的堂奧。

    陳子展：依然楚狂人

    新中國成立後，如果我的記憶無誤，曾于1938年起擔當十年復旦中文系主任的陳子展先生卻一直“賦閒”寓中，不作鶴舞，故而“文化大革命”一齣頭，最早的一批大字報已經説這位老先生是“寄生蟲”、“吸血鬼”。但是私下裏好像誰都不懷疑陳子展有經歷，有學問。説來有趣，毛澤東在“書生意氣”時節，和後來的“右派分子”陳子展還玩過足球呢，也因毛澤東説“陳子展有真才實學”，才由中央統戰部出面給他摘掉了帽子。

    最早見得陳子展先生，還是在那幾個不平常的年頭。建國初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後，在復旦園內已經難以見到陳子展的身影，工宣隊進校後，師傅們一揮手，中文系的老頭們紛紛來到我們學生中間。我住四號樓，陳子展活動在六號樓，僅是見到幾回的緣分。平心而論，無論遠觀還是近視，陳子展都不像是有學問的人，一如邯鄲路200號復旦老校門那位捧著茶杯的看門老頭。

    十餘年後，我二度進得復旦，系主任胡裕樹先生找我談話，慎重其事地叮嚀我應該懂得“轉益多師”，可以多去請教陳子展先生。陳子展先生不願意或者説非常不願意教授青年人，早已四下風聞。説起來也讓人難受，陳先生歷年來所受到的傷害中有一些正來自青年學生。

    八十年代初，北京《新文學史料》連載曹聚仁的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有一節《楚狂老人陳子展》，寫得很是有趣。我不能忘記胡裕樹先生的關照，找著這個由頭敲開了陳子展先生寓所的大門。我面前的陳先生依舊看門老頭的樣子，但顏面好像黑中略透紅色，與秋霜下的重棗相倣。“什麼事？”——沒有任何方式的寒暄問候，老先生直愣愣地擲下了這幾個字，聽來中氣很足。當我問到三十年代的《濤聲》週刊，他朝我看看，指指茶杯，不答一詞；當我問及他的那些傳誦一時的《還我頭來》、《新愛國歌》、《孔明主義的葬歌》和《不抵抗主義》等詩作時，他雙眼直盯著我，指指茶杯，還是不答一詞。儘管當時我真有所謂如坐針氈的感覺，但我終究沒有淡忘這次謁訪的難得，“既來之，則安之”吧。老頭把屁股抬了一下，看似有些逐客的意思了，送進我耳廓的卻是“我的那口土話，你未必聽得懂”。語氣還是那樣的傲然，但總算開了金口。我慌忙從書包中抽出刊有《楚狂老人陳子展》的《新文學史料》，自説自話地念了起來——陳子展兄，湖南長沙人，易培基先生的弟子；而笑談傲王侯，自有他那一股牛性。……一日，易氏大發議論，批評湖南人物，説某甲既如何不好，某乙又怎麼要不得，最後下一句結論。“湖南沒有一個好人！”語次，陳兄便接上了一句：“老師，這句話，倒沒有例外！”易氏聽了，為之愕然，拂袖起而退入了書房……不等我念完，“哈哈哈哈”，一陣震雷響起，陳子展先生樂了，樂得滿頭滿臉地抖動起來。於是便口若懸河地向我侃起他的這位老師是如何地從王壬秋罵到葉德輝，如何地一口一聲的“湖南沒有好人”！陳先生的那口湖南腔終究不十分容易聽，大體無誤的意思借著他的眉飛色舞，算讓我領教了老人家不過是個性情中人。

    於是我就有了七問八問的可能，提及為趙景深先生修改吊曾樸輓聯事，他還是一個“算不得什麼”！不過他感慨道：“當時有人説我的舊詩寫得不讓達夫和田老大（田漢），甚至比郭沫若還見功力，其實我的新詩最好！”他昂起了頭，臉上洋溢著稚童般的光芒，“快跑，快跑，快跑，快跑！不抵抗主義真好。”——“你看好不好？”

    待從陳寓走出，我向他鞠躬致謝，照例説了一通請他保重身體之類，他卻淡然地吐出了“壽則多辱”四個字。當初我實在懂不得其中的深意。後來當我在《知堂回想錄》中再一次看到這四個字，又從係內另一位老人嘴中聽到這四個字，頑愍一如我等，也辨得清這四個字的況味大抵也因人而有所分殊。想想陳先生在他的最後的日子裏，拒絕進食，寧肯速朽，我唯能用“一色本真”譽之。

    蔣天樞：師道的本色

    蔣天樞先生，出身清華研究院，與陳寅恪有師生之誼，對王國維自然也是嚴執弟子禮。同行或學生“王國維長王國維短”，即便滿貯崇敬之情，都會引起蔣先生的側目。至於他，當然恪守舊例，開口閉口總是“靜安先生”。

    1964年蔣天樞先生南下廣州金明館探視困于床褥的陳寅恪，已過花甲的蔣先生畢恭畢敬地在老師的病榻邊面聆教誨，站了幾個鐘點。“程門立雪”這類傳統，在蔣先生的心眼中是稀鬆平常事，一個學生總得有他應該躬行的本分。《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作者感嘆“那是一種絲毫不需修飾的真情流露”，在我看，這種“真情流露”因不需修飾而發散著逼人的樸素。難怪到得蔣先生府上的後生小子，也會多處不自在，就説坐姿罷，聽説差不多清一色的“排排坐吃果果”，像幼稚園裏的樣子。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這是句老話。蔣天樞先生的高足章培恒教授算來已是當今滬上學術大腕了，他從他的老師那邊得到了做學問的道道，但他顯然還是個上過“尊師”課的人。記不清誰人向我談過，一天，章先生隨蔣先生外出辦事，晚間完事後，他照例陪送老師歸家。途中來了一場大雨，車到蔣先生所居的復旦第一宿舍大門，遍地精濕，而蔣先生腳上套的卻是家常的布鞋。學生背老師，是章先生的最初提議，自然被蔣先生堅拒了。那年章先生的年歲好像也已直逼花甲了，安全第一嘛，弄不好兩個老頭，一老一小跌成一團，終究不是好玩的。於是，老師蔣天樞跨出車門，松爽地進了大門直奔寓所，學生章培恒脫下皮鞋，一手拎著，在黑夜中就著一雙白襪跟在老師的身後。

    這個故事也有某種逼人的樸素味，或許也是可以作為經典弘揚的。算來這個世界畢竟並沒有墨墨黑，距一色寂寞還遠著呢，章培恒用他的可能，像綠葉撲向大地般地回報著老師對於自己的恩德。他之於將天樞先生的意義，大半屬於老師放下教鞭之後的一種令人欣羨的“收穫”。“種豆得豆，種瓜得瓜”，這依舊是一句老話。凡師生真正相得，這句老話是會讓人生出些生活勇氣來的。

    我們這裡稍有些年紀的師友都清楚蔣先生治學嚴謹。蔣先生帶本科生著眼于基本典籍，實實在在，章培恒先生告訴我，他跟蔣先生讀書是從《説文解字》和《爾雅》開的頭。和我先後入學的研究生，異穎大半及不得章培恒，跟蔣先生的似乎都有過程度不等用毛筆恭抄古代典籍的痛苦。蔣先生從骨子裏嗜書如命。

    到得蔣先生家中，滿目冊籍，幾無隙地，你還會發現他家老少的衣服差不多都是裝在布包袱中的，“我家只有書箱，沒有衣箱”——這是蔣夫人説得最多的一句話。做學問是來不得心浮氣躁的，他講究治舊學的必須潛心版本，摸摸實物。研究生初次謁見老師，他會不經意地問問“你讀過多少線裝書，你家有沒有線裝書”這類活，每每很是叫人狼狽。

    蔣天樞先生一生狷介，風標整峻，起碼我從未見到過他開懷的歡容。然而，從幾位在他生前與他過從密切的朋友處總能聽到“先生是怎樣的有人情味”，由此，也可見他畢竟還希望排解些寂寞。從他的人格理想，他對老師的心意，以及他的一些難得的學生身上，他渴望著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溫情。有年春節我去徐家匯看望退休在家的黃潤蘇先生，老太説了不少感激蔣先生的話，蔣先生給她授過業，蔣先生在無權無職的情況下借著自己的影響用他特有的方式關心過她的生活和工作，聽起來沉甸甸的。柔柔的燈光遍佈黃先生還是非常好看的面龐，老太情感的閘門繼續放縱著，我聽著，看著……我知道蔣先生很是看重黃潤蘇的，他曾在私下説：“啊，黃潤蘇，她當大學生時可有名氣啦，人聰明，有才氣，長得也漂亮！”

    （陳怡摘編）

    摘自《輓歌的節拍——復旦紀事》許道明著南方日報出版社200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