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地球村”裏，每一位“村民”都明白：哪一家拒絕了英語，那它便拒絕了“進步”與“發展”；哪一位離開了英語，那他便幾乎與“成功”註定無緣。下面的任何一個數字都能證明這一點：全世界把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的使用者有三億五千萬人，把英語作為第二語言並經常使用的人也約有三億五千萬人，把英語作為外語且能流利使用的人約有一億人；英語在世界上七十多個國家為官方語言或半官方語言；這些國家總人口達十四億；２０００年，全世界的英語學習者估計約有十億人；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英語交際能力；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科學家能讀懂英文；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郵件用英文書寫；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電子資訊用英文存儲；全世界網站的百分之七十八為英語網站。

    將這些數字看作一個整體，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英語已成為一門十足的世界語言，或者説，一個以地球為疆域的英語帝國已經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在人類歷史上這個最為龐大的帝國裏，英語是“書籍雜誌出版、航空、國際貿易、學術會議、科學技術、醫療衛生、外交、體育、國際競爭、流行音樂和廣告業的主要語言”。中國人認為世間“三百六十行”，其實這位《康橋英語百科全書》的編者在這裡已經畫蛇添足了，一句“英語是國際競爭的主要語言”也就足以説明英語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了各行各業的“主要語言”。這一點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在今日的“地球村”裏，哪一行裏不存在“國際競爭”和國際交流？哪一行裏能缺少了英語？在哥本哈根港，一位街頭乞丐纏住了一位美國人，美國人一邊躲閃一邊用當地話説：對不起，我的丹麥語講不好。乞丐聽後用英語説：您能講一點丹麥語，真是太好了；丹麥語不好學。２０００年３月，羅馬教皇保羅二世抵達中東，尋訪耶穌基督的足跡，面對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教徒，他講的不是拉丁語，不是阿拉伯語，不是希伯來語，也不是他的母語波蘭語，而是赫赫有名的英語。經歷著全球化浪潮洗禮般的沖刷，宗教這塊最後的凈土也開始遭到“入侵”之後，有誰還會懷疑英語無孔不入的神奇本領。在你爭我搶與國際“接軌”的資訊時代，“接軌”首先成了與英語的“接軌”。英語權威詞典《牛津英語詞典》的主編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ｌｄ如是説：

    英語也已經成為一門十足的通用語，受過教育的任何人，如果不懂英語，那他的生活就有了缺憾。貧窮、饑餓和疾病很容易被看成是人生最為殘忍且最不可饒恕的缺憾。語言上的缺憾雖然不容易被人注意，但其影響卻非常之重大。

    在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ｌｄ看來，在當今世界，不會説英語對一個人的影響，和貧窮、饑餓或疾病對人生的摧殘並無二致。難怪目前世界上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在學英語。政治家對此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日本原經濟企劃廳長官寺澤芳男便有一本書，名為《不懂英語國家將亡》；１９９０年，丹麥教育部長宣佈英語已經從丹麥人的第一外語發展成為“第二母語”；２０００年，日本前首相小淵惠三的個人諮詢機構“二十一世紀日本的構想”建議將英語作為日本的“第二官方語言”；南韓總統金大中在一次新年電視講話中也忠告同胞，如果不掌握網路通用語言，在國際競爭中將沒有獲勝的機會。

    政治家的眼光是政治性的，政治家的目標是任期內的業績，低失業率、高經濟增長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於是成了衡量一國之長領導能力的主要指數甚至惟一標準。“大英帝國已經讓位於英語帝國”的政治事實在“求實”的政治家的眼裏失去了政治意義。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除了千方百計餵肥英語之雞，讓它多多生蛋，誰還有閒暇去想“雞子”原本是外姓雞，下蛋之餘還會惹是生非。

    然而，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少不了“另類”的裝點，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美滋滋地享受英語所帶來的種種便利的同時，有些國家已經制定出或者開始制定法律，以消除這些便利背後所潛藏的種種危險。這些國家的一些人把英語視為一種“殺手語言”，認為英語的“入侵”對本國語言和文化構成莫大的威脅，最終將使整個世界因失去多樣性而變得一片灰暗。法國是反對“語言入侵”和“文化侵略”的堅強鬥士。法國一些學者及政界和文化界人士一直為法語的“異化”深感不安，擔心法國青年一代受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污染”而丟掉優秀的法蘭西文化和傳統。為保護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法國先後成立了“保衛和發展法語高級委員會”等多個組織機構，１９９４年頒布了《關於法語的使用法》將法語的使用納入法律軌道。幾個法語國家和地區合辦的五洲衛星電視頻道現已覆蓋五大洲。冰島雖然遠居地球一角，但也難逃英語的“魔掌”，英語詞語“氾濫成災”，因此幾年前也成立了“詞語委員會”，負責將英語詞彙翻譯成冰島語。幾年前，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就曾批評俄羅斯代表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言使用英語；最近，普京更是簽署命令，禁止在俄語中濫用英語單詞，以保護俄語的純潔性。在亞洲的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由於歷史的原因，英語曾經是學校教育的工作語言，但近年來也因遭國人反對而大力提倡國語。新加坡經濟發展讓世人矚目，其成為“四小龍”的功勞簿上少不了“英語”二字。１９９８年，新加坡《聯合早報》為慶祝創刊七十五週年舉辦了一個名為“跨世紀的對話”的文化盛會，應邀到會的杜維明先生在聯席對話會上提到他第一次到新加坡時李光耀資政問他：能夠用英語講儒家倫理嗎？當時新加坡的華語運動剛剛開始。可見這位國家領導人的用心所在。最近，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又發出警告，新加坡華人如果只使用英語而不講華語，新加坡社會的本質就會改變。

    語言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語言問題。前些日子台灣關於是否採用中文拼音的爭論就是絕好的例證；加拿大魁北克省這些年的語言問題也令人深思。英語的迅速國際化更是和意識形態、政治、社會、文化及經濟等等問題緊緊捆綁在一起的。

    關於英語廣泛傳播和使用的負面影響，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英語媒體主宰全球新聞界，英美“輿論導向”成了“世界新聞導向”。在很大程度上講，美國有線新聞網（ＣＮＮ）、美聯社（ＡＰ）、合眾國際社（ＵＰＩ）和路透社決定著什麼是“新聞”，全球公民每天看什麼新聞。我們可以想像，當為美國１３２０家報社和３４００家廣播電臺以及１０００傢俬人用戶服務的美聯社（ＡＰ），為美國本土之外１０７９家報紙和２２４６家其他客戶以及３６家國家新聞機構提供資訊的合眾國際社（ＵＰＩ），甚至為世界上１４７個國家６５００家報紙服務的路透社眾口一詞的時候（譬如説，美國轟炸我駐南使館、中美撞機事件和“法輪功”事件），我們是相信“事實勝於雄辯”還是“眾口鑠金”？第二，英語媒體主宰文化娛樂界，致使國際文化交流單向流動。以好萊塢和時代－華納為代表的美國娛樂界每年給美國帶去的收入僅次於其航太工業，它帶給世界其他國家的卻是似乎無所不摧的美國價值觀，一種你永遠也無法實現的“美國夢”。我國學者早已注意到：“近幾年來的情況説明，我國的文學研究者若要在國內外的學術界引起注意、獲得肯定，必得首先放棄本國語言，使用西方的語言，進入西方的話語系統，運用他們的方法，勉為其難地套説中國的情況。”跟在別人屁股後面大汗淋漓奔跑的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界，深深感到自己在世界理論大家庭裏沒有了“話語權”。我們得了“失語症”，可我們自己的醫生在哪呢？第三，英語已成為權利和威望的標誌，守衛著社會和經濟進步的大門；不懂英語，在很多領域，就被拒之門外。比如説，即使在被認為沒有國界的自然科學界，西方的學術“權威”也操縱著明天“流行”什麼理論。根據科學引文索引（ＳＣＩ）的創辦者加菲爾德言，１９９７年全世界主要刊物共發表科學論文九十二萬五千篇，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用英語撰寫的，而其中講英語國家的科學家僅佔一半。其他國家即使得到了這些論文（當然很多人，比如很多中國學者是根本無法看到的），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翻譯。另一方面，為了取得國際聲望（譬如獲得諾貝爾獎），非英語國家的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便會千方百計尋求在國際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而《科學》雜誌的主編Ｆｌｏｙｄ Ｅ．Ｂｌｏｏｍ卻説，看到作者的文章裏有語言錯誤，他便會懷疑該作者在做研究時是否也同樣心不在焉。第四，英語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使它成為一名國際門衛，決定著國與國之間的人口流動，特別是人才流動方向，致使很多國家高層次人才外流。我國有人認為，“託福”等考試現在已經成為美國等國家“收割”中國人才的“收割機”。第五，英語的傳播和使用加劇了農村和城市、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以及社會精英階層和普通大眾之間的不平等，並且，由於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出現和使用，創造了新的資訊貧困階層。第六，英語作為一種“強勢語言”，逼迫世界上的其他語言不斷地邊緣化，直至消亡。世界上的語言正在以二倍于瀕危哺乳類動物、四倍于瀕危鳥類的速度滅絕。目前世界上的約六千種語言，到２０５０年將有一半會滅亡或瀕於滅亡，到２１００年百分之九十將會消失。地球上一種語言的消失，就意味著人類精神領域一座大型圖書館付之一炬，因為人類的物質生存依靠的是生物的多樣性，而人類的精神生存必須依賴語言的多樣性。在這場人類語言的浩劫中，英語無疑扮演著“語言殺手”的角色。歐洲在逐漸走向統一，貨幣統一之後，歐洲人開始探討制定“歐洲憲法”的可能性，但歐洲各國寧願在歐盟會議上付出高額翻譯費用，進行十多種語言間的相互溝通，誰也不敢提及統一語言的可怕事情。相反，歐盟將２００１年定為“歐洲語言年”，以提倡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

    在英語的“進口國”，英語成了一塊燙紅薯，扔掉不可，但拿在手裏難免燙手。然而，英語的“出口國”也並沒有因此而幸災樂禍，他們同樣憂心忡忡：英語還是他們的“私有財産”嗎？誰來制定英語的“規範”？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正如世界上的少數民族擔心自己的語言的死亡將帶走他們的文化，從而讓他們永遠失去“根基”而四下漂泊一樣，英國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也同樣害怕被他們視為“語言垃圾”的印度英語等的廣泛傳播會“污染”他們語言的純正。當然他們更擔心美國英語成為謀殺他們“英語”和文化的“劊子手”。

    美國英語的傳播勢頭自然銳不可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後盾，以及由此而賦予強勁衝擊力的美國文化（如好萊塢電影和流行歌曲），已經遠遠將一度至高無上的“皇家英語”或“牛津英語”拋在身後。更讓英國人擔心的是，其他講英語的國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也跟他們在爭吃這塊肥肉。甚至連所謂的“新英語國家”如印度、尼日利亞和新加坡也已經蠢蠢欲動。最近，印度認為自己“出口”英語的時機已經成熟，打算向越南等國家派出“語言專家和教師”。

    美國人是不是就高枕無憂呢？事實遠遠不是這樣，英語同樣讓不少美國人頭疼不已。我們知道英語不是美國法定的“官方語言”。事情便由此而起。１９８１年，加州已故參議員哈亞卡瓦向美國國會提出了一份憲法修正案。這份修正案的具體內容從未向外界公佈，但其中心思想是把英語法定為美國的官方語言，並禁止聯邦和各州法令使用其他任何語言。目前為止，美國至少已有二十五個州通過了該法令。令很多人不解的是，該法令支援者的中心理由，一是認為英語歷來就是他們的“社會黏合劑”和“共同紐帶”；二是相信語言多樣化會“導致語言衝突、種族對抗和政治分裂”。美國人的擔心自然是有理由的，不然，美國英語組織也不會有大把大把的美元四處遊説。這樣的話，我們就不難理解其他國家的擔心了。

    英語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已經把英語變成一把雙刃劍，在披荊斬棘奮力向前的同時，最好不要弄得自己也遍體鱗傷，甚至連自己的雙腳都砍掉。“英語熱”在我國持續高溫，一浪高過一浪，這無疑是件好事，但我們的頭腦卻不能發“熱”，相反更要保持冷靜：英語帶來的並非都是福祉，不該讓英語帶走的還是要想想怎樣才能留下，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浪潮裏，有些應該留下的或需要建設的只有憑藉英語去實現，譬如説“失語症”的治療。

    （摘自《書屋》２００２８）

    《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