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瞬之間,陳賡離去已42年了。這期間,他的神態時常浮現在我眼前。20多年相識相知、共同生活和戰鬥中的不少往事,至今難以忘懷。今年2月27日是陳賡同志百年誕辰日。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我的思念之情,愈加濃重。
一
為尋求抗日救亡出路,我于1938年4月從老家浙江上虞奔赴延安,進入抗大總校第四期學習,畢業後,在總校文工團當團員兼秘書。1939年經林老(林伯渠)談話後入黨。7月,我擔任文工團民運組長、婦女組長後,即奔赴抗日前線。
1940年5月,我們在山西武鄉縣蟠龍鎮演出。我們3個女團員到抗大訓練部長王智濤家借道具時,“巧遇”陳賡,他在那裏養病剛出院。聽到陳賡在講:“會昌戰鬥受傷的時候,我當時真想開槍自殺。想想自己還年輕,活著還能為共産主義奮鬥,我就裝死了……”他的話引起我的注視。他沒有絲毫的掩飾,既直爽又沉穩,我對他産生了尊敬感。
不久,我們團下他們部隊演出,我們單獨見面了。他對我説:“我這個人有許多朋友,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女朋友?”話是誠懇的。我考慮過:他有4种經歷,上過軍校,有知識有文化修養;在城市白區工作過,能不為酒色所動;被捕過,立場不動搖;打過仗,不怕犧牲。特別是他對妻子王根英烈士的懷念,讓我感覺到他對愛情的忠貞。我告訴他我有未婚夫(表哥)。他沒有勉強,只是説:“政治方向很重要。”我覺得他説得有道理。後來我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行動常變,不易通信,而陳賡不變的誠摯資訊不停地傳來。
1943年2月,我們在太行三分區專署演出時,陳賡從一二九師師部打來電話,説要結婚。這期間我也收到表哥的來信,他不準備到延安。既然如此,我們只有各奔前程了。但馬上結婚並無思想準備。陳賡在電話裏批評我:“既然定了,你就別小資産階級意識了。你快回來吧!我明天派警衛員帶馬來接你!”
第二天下午,陳賡在村邊迎候。他表白了他的諾言:“一、我會尊重你的革命事業心,不會妨礙你對前途進取的努力;二、也不會把你調到我的身邊做秘書;三、我會愛你到永遠,這是真心。”陳賡就是這樣一個感情豐富、愛情專一而又樂觀豁達的人,他尊重女性,耐心等待別人的選擇,從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
來到一二九師師部,在劉鄧首長騰出的一間西屋裏,陳賡打起結婚報告,我在上面簽了字。組織部長張南生和劉鄧首長、政治部主任蔡樹藩早就議論過,都同意。他們看過我的檔案,知道我家是進步的,我哥哥秘密工作者的身份他們也知道,結婚報告當即就批准了。
婚後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同志在師部大院裏請了二三桌客,就是多加了幾個菜,和師長、部長等人一起吃飯,沒有其他客人。我記得那天是2月25日。我的老領導羅瑞卿對我説:“你算找著了一個好人。”第三天,我們就出發回三八六旅所在的太岳軍區司令部。
二
我覺得自己還年輕,想快點為黨工作。陳賡也看出了我的心思。我只在太岳軍區司令部大院裏住了幾天,區黨委工作隊就分配我到冀氏縣(今安澤)去搞“雙減”,建黨建政。幾個月後又將我一個人分配回桑曲村,與陳賡近了。他對我們發動群眾很讚賞,鼓勵我與群眾同甘苦。他也很關心我,給了我一床線毯當褥子,還把報紙捎給我看,幫助我學習,真心希望我進步。星期六或從外面回軍區司令部駐地時,我去陳賡那裏住一晚上。有時一忙,很久也顧不上回去,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佃中農毛毛家。因為司令部門口有站崗的,群眾找我不方便。
陳賡是個大事講原則的人,誰也不能動搖他為戰爭勝利所制定的原則,即便是親密戰友,以至恩愛夫妻,也是如此。他可以為戰爭付出個人的一切,但不能失去原則。
解放初期,我隨陳賡南下,曾擔任雲南省婦委委員、省婦聯籌備組代組長,工作很忙,又要料理家務,照顧幾個孩子。剛剛解放的雲南百廢待興,治安又不好。我除了上班,還要抽出時間協助陳賡做統戰工作。經常有一些社會名流被陳賡請到家中,或到他們家裏。經過他的説服工作,這些人重返工作崗位,為雲南的社會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接待中,陳賡從不以勝利者和高官的姿態自居,總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他的工作作風對我的影響很大。
1951年三四月份,陳賡組建三兵團入朝班子時,他的左腿踝關節腫痛,不能立即赴朝。幾位參加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大姐來看陳賡時説:“少奇同志在組工會議點了你的名。”但不説內容,故意逗陳賡。但最後還是告訴了他:“少奇同志説你們不要以為陳賡是個吊兒郎當的人,他往往在最關鍵的時刻總是站在正確方面的。是表揚你呢。”的確如此。
陳賡外表看起來挺健壯,結婚以後我才知道他身上多處有傷。由於連年征戰,解放後仍馬不停蹄,從越南到朝鮮,惡劣的環境加重了他的傷情,戰傷時有發作。對他的身體來説,1957年是個轉捩點。這一年他特別忙。2月下旬到南方檢查工作、勘察地形;3月中旬又從上海出發勘察沿海島嶼、研究問題,半夜不舒服,洗冷水澡的時候摔倒在澡盆邊,斷了3根肋骨。我去火車站接他時,是用擔架抬下來的。回到家裏,只見胸部貼了一塊很大的膠布固定,也不住院,只在家裏休養了十幾天。
這年9月,陳賡率領一個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10月間返回北京不久,又去南方參加海陸空軍部隊聯合舉行的一次大規模軍事演習。
從上海回來,我發現他臉色很不好看。他自己也感覺疲勞,跟我説:“傅涯,我可能堅持不了了。我得請假了,我只能幹半天工作啦。”我有些吃驚。按他的性格,不是十分疲勞的時候,他絕不會説這樣的話。可是他嘴上這樣説,仍然在緊張工作:軍委的機關建設他要操心,軍工他也得過問,甚至雲南方面的問題他也要解決。什麼事他都不肯放低標準,把自己搞得很累。
第一次心肌梗塞發作時虧得被小兒子發現,醫生及時搶救,才脫離危險。他在醫院住了3個月,回到家裏,醫生要他“全休療養”。不久,他就要求上班。醫生被他磨得沒有辦法,只好讓他上班試試。但他一旦開始工作,就又無日無夜地幹起來,而將醫生定下的規矩拋之腦後。他還有一大套“道理”呢:“工作不是算術,哪能分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會不能開三分之一就休會,話不能講三分之一停下來……所以一工作還是得上全班。”他的胸口常痛,每逢疼痛的時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撫摸胸部。久而久之,襯衣那塊地方都被摸破了。可以想見,他是以怎樣的毅力在堅持著。
三
陳賡晚年,就是在他生病的那幾年,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也遭到過嚴重挫折。在此期間,黨內鬥爭開始變得複雜而頻繁。陳賡是一個熱心腸的人,對黨忠心耿耿,旗幟鮮明,直言不諱,在大是大非面前從不含糊,他對一切錯誤傾向不能容忍,總是抱著不妥協的態度進行鬥爭。就像在他身邊工作的一位同志説的:他雖然有病了,心沒有停下來,對於什麼事情都要表示態度,都很費腦筋。這也加重了他的病情。
1961年初在北京,陳賡老覺得房子悶,其實是他本身不舒服。元旦過後他説要搬家,還是那股戰鬥作風,説搬就搬。不久,上海華東局的同志打電話來,勸他到上海休息。這時北京正是隆冬,風大,每天在院子裏散步都得戴著帽子捂上口罩,本來他哪也不想去,但對上海打來的電話認為“盛情難卻”,就去了。
他外出一貫反對“前呼後擁”,這次他又提出少帶人,甚至連我也不準備帶。我當時在中央組織部工作,部長安子文知道了,就給我寫了個條子,讓我隨他去上海,順便了解幹部情況。
到上海後住在丁香花園。老陰天下雨,氣壓低,他感到很不舒服。市委對我們的招待很好,伙食也好。陳賡感到過意不去,吃飯的時候就把肉菜端到一旁,説不要這麼浪費。我在草坪上挖了點野蒜之類拌了一份,大家吃得過癮,他也高興。
“工作第一”是我們那代人的固有觀念,沒有什麼可以改變它。一到上海,陳賡比我還急,説做幹部工作嘛,就要到幹部那裏去。他給陳丕顯打電話説:“傅涯來這裡是有任務的,你快給她安排吧。”於是我就被安排到徐匯區委去。
這個時候,中央軍委要求解放軍高級將領結合自己的戰鬥經歷,寫作戰經驗總結。陳賡看到這個通知,非常高興。戰爭年代他就十分重視作戰經驗的總結。他也許認為這是主動向病魔進攻的一個好辦法。於是,我一上班,他就開始寫。他看了由他口述秘書筆錄的初稿,不甚滿意。
我多了一句嘴:“要秘書寫,他可能體會不了你的思想。”他覺得有理,決定自己動手寫。這正是我後悔的地方,當時為他的情緒所感染,而忘記了他還是個重症的病人。我去上班,他就在家裏看文件,拉提綱,苦思冥想。累了,就喝咖啡,或者吃濃茶來支撐,這都嚴重影響了他的病體。他對自己的要求太高,怎麼寫都不滿意,結果只寫了個開頭就寫不下去了。
3月15日一早,我照例又去徐匯區委工作。下午,警衛員打電話要我早點回來。往常我是9點到家,這天5點鐘就趕回來了。
多年來,他從來不記得自己的生日,那天他突然想起來了,説:“傅涯,我要快過生日了,你給我搟點麵條吃吧。”我放下手提包,就下廚房和面,煮了一碗雪裏蕻肉絲麵條給他吃了。
晚上他感到胸部難受,很久不能入睡,似有某種不祥的預感。他側身凝視著我,喃喃地説:“傅涯,你怎麼不看看我?”我以為他是想總結的事睡不著,就勸慰他説:“不舒服就好好地睡一覺,暫時別想寫文章的事了。”陳賡指指頭説:“機器一開動,怎好停下來。”
第二天,也就是3月16日,天很不好,窗外寒風呼嘯。6點多鐘,陳賡就説肚子痛。這其實是心臟病輻射引起的。我趕緊往醫院打電話。這時我看到陳賡臉色蒼白,額頭直冒冷汗,知道事情不好,趕緊往他嘴裏塞硝酸甘油。我只顧抓住他的手,藥片吐了出來也不知道。當醫生趕來時,已經晚了。我痛苦地看著這一切,不敢相信這都是真的。我再也忍不住眼淚,失聲痛哭。親愛的陳賡同志,就這樣永遠地離去了。
陳賡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無法從悲痛中解脫,常常失眠。我只能用努力工作,來排遣心頭的巨痛,同時思考著如何為他的身後做點事。可以説,每一次整理和研究有關他的資料,都使我受到一次教育,更加深入地理解他,因此也更加敬重他,思念他。
宋慶齡同志在他去世後曾寫到:“陳賡為我們共同的事業,鞠躬盡瘁,他在各個方面都堪稱一個共産黨員的楷模。”他的楷模之稱當之無愧,我和孩子們將永遠懷念他,學習他。 (尹家民整理)
《光明日報》200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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