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瞬之間，陳賡離去已42年了。這期間，他的神態時常浮現在我眼前。20多年相識相知、共同生活和戰鬥中的不少往事，至今難以忘懷。今年2月27日是陳賡同志百年誕辰日。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我的思念之情，愈加濃重。

    一

    　為尋求抗日救亡出路，我于1938年4月從老家浙江上虞奔赴延安，進入抗大總校第四期學習，畢業後，在總校文工團當團員兼秘書。1939年經林老（林伯渠）談話後入黨。7月，我擔任文工團民運組長、婦女組長後，即奔赴抗日前線。

    1940年5月，我們在山西武鄉縣蟠龍鎮演出。我們3個女團員到抗大訓練部長王智濤家借道具時，“巧遇”陳賡，他在那裏養病剛出院。聽到陳賡在講：“會昌戰鬥受傷的時候，我當時真想開槍自殺。想想自己還年輕，活著還能為共産主義奮鬥，我就裝死了……”他的話引起我的注視。他沒有絲毫的掩飾，既直爽又沉穩，我對他産生了尊敬感。

    不久，我們團下他們部隊演出，我們單獨見面了。他對我説：“我這個人有許多朋友，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女朋友？”話是誠懇的。我考慮過：他有4种經歷，上過軍校，有知識有文化修養；在城市白區工作過，能不為酒色所動；被捕過，立場不動搖；打過仗，不怕犧牲。特別是他對妻子王根英烈士的懷念，讓我感覺到他對愛情的忠貞。我告訴他我有未婚夫（表哥）。他沒有勉強，只是説：“政治方向很重要。”我覺得他説得有道理。後來我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行動常變，不易通信，而陳賡不變的誠摯資訊不停地傳來。

    1943年2月，我們在太行三分區專署演出時，陳賡從一二九師師部打來電話，説要結婚。這期間我也收到表哥的來信，他不準備到延安。既然如此，我們只有各奔前程了。但馬上結婚並無思想準備。陳賡在電話裏批評我：“既然定了，你就別小資産階級意識了。你快回來吧！我明天派警衛員帶馬來接你！”

    第二天下午，陳賡在村邊迎候。他表白了他的諾言：“一、我會尊重你的革命事業心，不會妨礙你對前途進取的努力；二、也不會把你調到我的身邊做秘書；三、我會愛你到永遠，這是真心。”陳賡就是這樣一個感情豐富、愛情專一而又樂觀豁達的人，他尊重女性，耐心等待別人的選擇，從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

    來到一二九師師部，在劉鄧首長騰出的一間西屋裏，陳賡打起結婚報告，我在上面簽了字。組織部長張南生和劉鄧首長、政治部主任蔡樹藩早就議論過，都同意。他們看過我的檔案，知道我家是進步的，我哥哥秘密工作者的身份他們也知道，結婚報告當即就批准了。

    婚後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同志在師部大院裏請了二三桌客，就是多加了幾個菜，和師長、部長等人一起吃飯，沒有其他客人。我記得那天是2月25日。我的老領導羅瑞卿對我説：“你算找著了一個好人。”第三天，我們就出發回三八六旅所在的太岳軍區司令部。

    二

    我覺得自己還年輕，想快點為黨工作。陳賡也看出了我的心思。我只在太岳軍區司令部大院裏住了幾天，區黨委工作隊就分配我到冀氏縣（今安澤）去搞“雙減”，建黨建政。幾個月後又將我一個人分配回桑曲村，與陳賡近了。他對我們發動群眾很讚賞，鼓勵我與群眾同甘苦。他也很關心我，給了我一床線毯當褥子，還把報紙捎給我看，幫助我學習，真心希望我進步。星期六或從外面回軍區司令部駐地時，我去陳賡那裏住一晚上。有時一忙，很久也顧不上回去，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佃中農毛毛家。因為司令部門口有站崗的，群眾找我不方便。

    陳賡是個大事講原則的人，誰也不能動搖他為戰爭勝利所制定的原則，即便是親密戰友，以至恩愛夫妻，也是如此。他可以為戰爭付出個人的一切，但不能失去原則。

    解放初期，我隨陳賡南下，曾擔任雲南省婦委委員、省婦聯籌備組代組長，工作很忙，又要料理家務，照顧幾個孩子。剛剛解放的雲南百廢待興，治安又不好。我除了上班，還要抽出時間協助陳賡做統戰工作。經常有一些社會名流被陳賡請到家中，或到他們家裏。經過他的説服工作，這些人重返工作崗位，為雲南的社會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接待中，陳賡從不以勝利者和高官的姿態自居，總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他的工作作風對我的影響很大。

    1951年三四月份，陳賡組建三兵團入朝班子時，他的左腿踝關節腫痛，不能立即赴朝。幾位參加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大姐來看陳賡時説：“少奇同志在組工會議點了你的名。”但不説內容，故意逗陳賡。但最後還是告訴了他：“少奇同志説你們不要以為陳賡是個吊兒郎當的人，他往往在最關鍵的時刻總是站在正確方面的。是表揚你呢。”的確如此。

    陳賡外表看起來挺健壯，結婚以後我才知道他身上多處有傷。由於連年征戰，解放後仍馬不停蹄，從越南到朝鮮，惡劣的環境加重了他的傷情，戰傷時有發作。對他的身體來説，1957年是個轉捩點。這一年他特別忙。2月下旬到南方檢查工作、勘察地形；3月中旬又從上海出發勘察沿海島嶼、研究問題，半夜不舒服，洗冷水澡的時候摔倒在澡盆邊，斷了3根肋骨。我去火車站接他時，是用擔架抬下來的。回到家裏，只見胸部貼了一塊很大的膠布固定，也不住院，只在家裏休養了十幾天。

    這年9月，陳賡率領一個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10月間返回北京不久，又去南方參加海陸空軍部隊聯合舉行的一次大規模軍事演習。

    從上海回來，我發現他臉色很不好看。他自己也感覺疲勞，跟我説：“傅涯，我可能堅持不了了。我得請假了，我只能幹半天工作啦。”我有些吃驚。按他的性格，不是十分疲勞的時候，他絕不會説這樣的話。可是他嘴上這樣説，仍然在緊張工作：軍委的機關建設他要操心，軍工他也得過問，甚至雲南方面的問題他也要解決。什麼事他都不肯放低標準，把自己搞得很累。

    第一次心肌梗塞發作時虧得被小兒子發現，醫生及時搶救，才脫離危險。他在醫院住了3個月，回到家裏，醫生要他“全休療養”。不久，他就要求上班。醫生被他磨得沒有辦法，只好讓他上班試試。但他一旦開始工作，就又無日無夜地幹起來，而將醫生定下的規矩拋之腦後。他還有一大套“道理”呢：“工作不是算術，哪能分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會不能開三分之一就休會，話不能講三分之一停下來……所以一工作還是得上全班。”他的胸口常痛，每逢疼痛的時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撫摸胸部。久而久之，襯衣那塊地方都被摸破了。可以想見，他是以怎樣的毅力在堅持著。

    三

    陳賡晚年，就是在他生病的那幾年，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也遭到過嚴重挫折。在此期間，黨內鬥爭開始變得複雜而頻繁。陳賡是一個熱心腸的人，對黨忠心耿耿，旗幟鮮明，直言不諱，在大是大非面前從不含糊，他對一切錯誤傾向不能容忍，總是抱著不妥協的態度進行鬥爭。就像在他身邊工作的一位同志説的：他雖然有病了，心沒有停下來，對於什麼事情都要表示態度，都很費腦筋。這也加重了他的病情。

    1961年初在北京，陳賡老覺得房子悶，其實是他本身不舒服。元旦過後他説要搬家，還是那股戰鬥作風，説搬就搬。不久，上海華東局的同志打電話來，勸他到上海休息。這時北京正是隆冬，風大，每天在院子裏散步都得戴著帽子捂上口罩，本來他哪也不想去，但對上海打來的電話認為“盛情難卻”，就去了。

    他外出一貫反對“前呼後擁”，這次他又提出少帶人，甚至連我也不準備帶。我當時在中央組織部工作，部長安子文知道了，就給我寫了個條子，讓我隨他去上海，順便了解幹部情況。

    到上海後住在丁香花園。老陰天下雨，氣壓低，他感到很不舒服。市委對我們的招待很好，伙食也好。陳賡感到過意不去，吃飯的時候就把肉菜端到一旁，説不要這麼浪費。我在草坪上挖了點野蒜之類拌了一份，大家吃得過癮，他也高興。

    “工作第一”是我們那代人的固有觀念，沒有什麼可以改變它。一到上海，陳賡比我還急，説做幹部工作嘛，就要到幹部那裏去。他給陳丕顯打電話説：“傅涯來這裡是有任務的，你快給她安排吧。”於是我就被安排到徐匯區委去。

    這個時候，中央軍委要求解放軍高級將領結合自己的戰鬥經歷，寫作戰經驗總結。陳賡看到這個通知，非常高興。戰爭年代他就十分重視作戰經驗的總結。他也許認為這是主動向病魔進攻的一個好辦法。於是，我一上班，他就開始寫。他看了由他口述秘書筆錄的初稿，不甚滿意。

    我多了一句嘴：“要秘書寫，他可能體會不了你的思想。”他覺得有理，決定自己動手寫。這正是我後悔的地方，當時為他的情緒所感染，而忘記了他還是個重症的病人。我去上班，他就在家裏看文件，拉提綱，苦思冥想。累了，就喝咖啡，或者吃濃茶來支撐，這都嚴重影響了他的病體。他對自己的要求太高，怎麼寫都不滿意，結果只寫了個開頭就寫不下去了。

    3月15日一早，我照例又去徐匯區委工作。下午，警衛員打電話要我早點回來。往常我是9點到家，這天5點鐘就趕回來了。

    多年來，他從來不記得自己的生日，那天他突然想起來了，説：“傅涯，我要快過生日了，你給我搟點麵條吃吧。”我放下手提包，就下廚房和面，煮了一碗雪裏蕻肉絲麵條給他吃了。

    晚上他感到胸部難受，很久不能入睡，似有某種不祥的預感。他側身凝視著我，喃喃地説：“傅涯，你怎麼不看看我？”我以為他是想總結的事睡不著，就勸慰他説：“不舒服就好好地睡一覺，暫時別想寫文章的事了。”陳賡指指頭説：“機器一開動，怎好停下來。”

    第二天，也就是3月16日，天很不好，窗外寒風呼嘯。6點多鐘，陳賡就説肚子痛。這其實是心臟病輻射引起的。我趕緊往醫院打電話。這時我看到陳賡臉色蒼白，額頭直冒冷汗，知道事情不好，趕緊往他嘴裏塞硝酸甘油。我只顧抓住他的手，藥片吐了出來也不知道。當醫生趕來時，已經晚了。我痛苦地看著這一切，不敢相信這都是真的。我再也忍不住眼淚，失聲痛哭。親愛的陳賡同志，就這樣永遠地離去了。

    陳賡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無法從悲痛中解脫，常常失眠。我只能用努力工作，來排遣心頭的巨痛，同時思考著如何為他的身後做點事。可以説，每一次整理和研究有關他的資料，都使我受到一次教育，更加深入地理解他，因此也更加敬重他，思念他。

    宋慶齡同志在他去世後曾寫到：“陳賡為我們共同的事業，鞠躬盡瘁，他在各個方面都堪稱一個共産黨員的楷模。”他的楷模之稱當之無愧，我和孩子們將永遠懷念他，學習他。 （尹家民整理）

     《光明日報》2003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