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26日,是法國大文豪、19世紀浪漫主義文藝運動領袖維克多 雨果(1802-1885)誕辰201週年的日子。
永遠的雨果
雨果是一位充滿戰鬥精神的詩人,他曾以《處罰集》、《凶年論》等氣勢恢宏、感情奔放的動人詩篇,吹響了反對帝制、歌頌光明的鬥爭號角;1861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以後,他曾發表著名的抗議信,憤怒地譴責了侵略軍毀滅東方文化的罪惡行徑;當巴黎公社被鎮壓的時候,他挺身而出,呼籲赦免公社社員,並且開放自己在布塞爾的住宅,作為社員們的避難所。我們今天紀念雨果,就是因為他繼承了法國資産階級革命以來進步的思想傳統,是一位傑出的民主鬥士,是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卓越代表。
雨果是舉世聞名的大作家,在長達60年之久的創傷生涯中,他為我們留下的許多膾炙人口的傑作,至今仍然起著激勵人們奮發向上的作用。他的長篇小説《悲慘世界》,顯示出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堪稱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範,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因此早在“五四”時期已經被譯成中文。雨果的《悲慘世界》的序言中指出:只要本世紀的三大問題——男人因窮困而道德敗壞,女人因饑餓而生活墮落,兒童因黑暗而身體羸弱——還不能全部解決,只要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愚昧和窮困,那麼這一類書籍就不是虛設無用的。雨果所説的問題今天依然存在,世界上不少民族還在為爭取生存權和發展權而鬥爭,因此雨果所倡導的人道主義,現在仍然具有進步的現實意義。
人類的文化是各民族的文化共同構成的,每個民族的優秀文化都屬於人類共有的文化寶庫。於是,一切優秀的文學作品,它的影響是沒有疆界的。在中國,雨果的作品很早就有中譯本,他的名篇巨著《悲慘世界》和《巴黎聖母院》在我國讀者中廣為流傳,深深打動了人們的心。雨果的思想和創作風格對我國作家如巴金、郭沫若等一代大師也有很深的影響。雨果是法國的,但同時又是屬於世界的,他的作品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有些人宣稱21世紀將是文明衝突空前加劇的世紀。我們認為宣揚這種觀點是有害的。一方面它掩蓋了所謂文明衝突的實質,另一方面它又給那些挑起不同文化間對立和衝突的人以藉口。以往的歷史表明,人類社會是互相依存而發展的,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相互傳播、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世界各國的文化都為人類社會的進步作出了貢獻。各種文化間的交流是推動社會前進的重要動力,可以説,沒有文化交流,人類社會就無法進步。因此,在當今世界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要特別注意保持文化的多樣性,提倡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平等對話。毫無疑問,人類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因為這個地球上的人們有共同的利益;但是我們也要承認,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歷史背景的民族、國家的價值觀又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無視這種差異,把自己的價值觀看做是惟一的、至高無上的,這是文化上的沙文主義,是霸權主義。我們主張具有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各國之間,本著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的精神,在平等的基礎上開展積極的文化交流,共同創造人類的未來,這或許就是我們今天紀念法國大作家雨果誕生201週年的現實意義。江藍生
資料一:
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聶震寧先生對百多年來中國出版雨果作品的大體情況做了一個粗略統計,從中可見雨果在中國讀者中的影響之一斑。
在查閱到的一批雨果作品中譯本中有:1910年秋星社出版的《犧牲》,上海群學社出版的《鐵窗紅淚記》,1928年現代書局出版的《死囚之末日》,1935年上海泰東書局出版、大新書局發行的著名詩人蘇曼殊翻譯的《悲慘世界》,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收在“萬有文庫”裏的《海上勞工》,1948年商務印館還出版了《93年》,等等。在中國近現代出版業濫觴時期,雨果的作品就受到了廣泛的歡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商務印書館于1950年1月和1951年6月先後出版了雨果的《銀燭臺》(節譯本)和《可憐的人》(亦即《悲慘世界》,節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54年4月出版了聞家駟翻譯的《雨果詩選》,1957年5月出版了《93年》,1958年、1959年出版了《悲慘世界》一、二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12月出版了《笑面人》等。自1978年起,我國的出版業逐步形成了空前的繁榮,雨果作品在我國的出版出現高峰。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78年4月重新出版《93年》,一次印發40.5萬冊。人民文學出版社很快把間斷了20年的《悲慘世界》三、四、五卷出齊,迄今此書已經發行了100余萬套,接著還出版了《巴黎聖母院》、程曾厚翻譯的《雨果詩選》、12卷本的《雨果文集》及《雨果繪畫集》等。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雨果論文學》、《巴黎聖母院》等。譯林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等全國數十家出版社均出版了大量的雨果作品。據不完全統計,僅《悲慘世界》全國就有十個以上的譯本(含節譯本),此外還有許多縮寫本,儘管這不免有重復出版的遺憾,卻也顯示出雨果作品在中國受歡迎的盛況。值得稱道的是,柳鳴九先生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卷《雨果文集》,獲得了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第五屆全國外國文學圖書獎一等獎。
資料二:
雨果不僅是詩人、小説家、劇作家、畫家、政治家,是“作家中的作家”,更是飽含熾烈情懷的人道主義者,具有不屈戰鬥精神的政論家,具有非凡洞察力的預言家。
據《環球時報》報道,法國將2002年定為“雨果年”,專門成立了“雨果全國紀念委員會”,法國的文化部、教育部、外交部將攜手合作,全年不間斷地在全國各地舉行紀念活動。比如,1月7日,在開學的第一天,在第一節課上,全國的中小學生都自選一段雨果的詩歌或小説,在課堂上朗讀。之後5天是“雨果馬拉松”,即在各學校的“藝術沙龍”裏接力式地朗讀雨果小説,形成一條“閱讀鏈”。學生、教師以及附近居民均可參加。而法國教育部與國民議會合作,將在全法國高中生中舉辦雨果演講比賽,讓學生在演講的準備工作過程中,了解雨果在19世紀如何為建立一個團結、寬容的共和國而奮鬥,了解他的人格和作品的撼人力量。各地比賽的優勝者將於3月9日到首都,在國民議會大廳進行決賽。
今年法國的讀書節、詩歌節、戲劇節……都以雨果為主題,今年的出版界出現了“雨果熱”——15卷的《雨果傳》已出了上卷(流亡前),有關雨果和雨果小説的影視作品將再度熱銷,與雨果同時代的女作家喬治 桑在安德爾省的諾安故居也將舉行雨果展。今年,將是一個令人感奮的“雨果年”!
維克多 雨果:
維克多 雨果(1802-1885)是法國浪漫主義學運動的領袖,是法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幾乎跨越整個19世紀,他的文學生涯達60年之久,創作力經久不衰。他的浪漫主義小説精彩動人,雄渾有力,對讀者具有永久的魅力。
雨果1802年生於法國南部的欠尚松城。祖父是木匠,父親是共和國軍隊的軍官,曾被拿破侖的哥哥西班牙王約瑟夫 波拿巴授予將軍銜,是這位國王的親信重臣。
雨果天資聰慧,9歲就開始寫詩。15歲寫的《讀書樂》受到法蘭西學士院的獎勵;20歲時因發表詩集的《頌歌與雜詩》,國王路易十八賜給他年金。
1827年,雨果發表劇本《克倫威爾》及其序言。劇本雖未能演出,但那篇序言卻被認為是法國浪漫主義的宣言,成為文學史上劃時代的文獻。它對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1830年,雨果的劇本《歐那尼》在法蘭西院大劇院上演,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確立了浪漫主義在法國文壇上的主導地位。
《歐那尼》寫的是16世紀西班牙一個貴族出身的強盜歐那尼反抗國王的故事,雨果讚美了強盜的俠義和高尚,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傾向。
1830年7月,法國發生了“七月革命”,封建復辟王朝被翻了。雨果熱情讚揚革命,歌頌那些革命者,寫詩哀悼那些在巷戰中犧牲的英雄。
1831年發表的《巴黎聖母院》是雨果最富有浪漫主義小説。小説的情節曲折離奇,緊張生動,變幻莫測,富有戲劇性和傳奇色彩。
“七月革命”之後,法國建立了以金融家路易 菲力浦為首的大資産階級統治的“七月王朝。”七月王朝不斷對雨果進行拉攏,1841年雨果被選入法蘭西學士院,1845年,路易 菲力浦封他為法蘭西貴族世卿,還當上了貴族院議員。雨果創作中的鬥爭熱情減弱了,1843年,他寫了一個神秘主義劇本《衛戍官》,上演時被觀眾喝倒彩,遭到了失敗。雨果為此沉默了將近10年沒有寫作。
1848年6月,巴黎人民舉行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成立了共和國。開始雨果對革命並不理解,但當大資産階級陰謀消滅共和國時,雨果卻成了一個堅定的共和主義者。1851年12月,路易 波拿巴發動政變,雨果參加了共和黨人組織的反政變起義。路易 波拿巴上臺後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帝國。他實行恐怖政策,對反抗者無情鎮壓。雨果也遭到迫害,不得不流亡國外。
流亡期間,雨果一直堅持對拿破侖三世的鬥爭,他寫政治諷刺小冊子和政治諷刺詩,猛烈抨擊拿破侖三世的獨裁統治。這時期,他先後發表了長篇小説《悲慘世界》、《海上勞工》和《笑面人》。
《悲慘世界》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尖銳矛盾和貧富懸殊,描寫了下層人民的痛苦命運,提出了當時社會的三個迫切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猛烈抨擊了資産階級法律的虛偽。全面反映了19世紀前半期法國的社會政治生活。所以,小説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歡迎。到了20世紀,它又多次被改編成電影,同樣吸引了無數的觀眾。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法國在色當兵敗之後,普魯士軍隊直逼巴黎。在這國家危亡的緊要關頭,雨果在流亡了19年之後回到了祖國。他到處發表演講,號召法國人民起來抗擊德國侵略者,保衛祖國。他還用他的著作和朗誦詩歌得來的報酬買了2門大炮,表現了崇高的愛國精神。
巴黎公社起義時,雨果並不理解這次革命。但當公社失敗後,反動政府瘋狂鎮壓公社社員時,雨果又憤怒譴責反動派的獸行,他呼籲赦免全部公社社員,並在報紙上宣佈將自己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住宅提供給流亡的社員作避難所。為此,他的家遭到反動暴徒的襲擊,他自己險些喪命,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
1885年,雨果逝世。法國人民為這位偉大的詩人舉行了國葬。他的遺體被安葬在專門安葬偉人的先賢祠。
《北京晨報》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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