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了魯迅、鄒韜奮、梁實秋、張伯駒及至王實味、鄭律成等三十位文化名人的妻子的回憶文字，讀來均覺情真意遠。這裡選摘的是對三位學者的回憶，他們勤奮不倦的身影不僅長留在妻子們的眼中，也將永留於世人的心底。

    朱自清：情如潭水

    我與佩弦（朱自清字——編者注）的相識是在1931年。這一年4月的一天，浦熙元老師帶我們幾個女同學到一個館子去吃飯，安排了我與佩弦的見面。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黃色的綢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臉上戴著一副眼鏡，顯得挺文雅正氣，但腳上卻穿著一雙老式的“雙梁鞋”，又顯得有些土氣。回到宿舍，我的同學廖書筠就笑著説：“哎呀，穿一雙‘雙梁鞋’，土氣得很，要我才不要呢！”我卻並不以為然。他寫的文章我讀過一些，我很喜歡，很敬佩他，以後他給我來信我也回信，於是我們便交往了。

    那時我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進城來看我，我們共同遊覽瀛臺、居仁堂、懷仁堂；有時共同漫步在波光瀲艷的中南海邊，有時清晨去釣魚。一次我居然釣到一條半尺長的魚，還請佩弦喝了魚湯。佩弦是個不茍言笑，做文章非常認真的人，他常常把他的文章讀給我聽，有時為了一個字仔細推敲，徵求我的意見。

    當我知道佩弦在揚州老家還有六個孩子的時候，心裏也有過矛盾和鬥爭。但我與他的感情已經很深了。我怎能嫌棄這無辜的孩子們呢？我覺得做些犧牲是值得的。

    那時北平結婚還要坐花車，穿披紗禮服，禮節很多，而上海比較開明，於是我們就決定在上海結婚。我們用當時上海最新式的簡便方法舉行了結婚典禮：事先發個結婚帖子；1932年8月4日那天，請了文藝界的一些人士，我記得有茅盾、葉聖陶、豐子凱等人，在一個廣東飯館聚會了一次；飯罷，我與佩弦便回到旅館。我們沒有那羅曼蒂克的戀愛史，我們就是這樣樸素而又真誠地相愛並結婚了。

    佩弦是個非常勤奮的人。我們度蜜月時，他帶著旅途回來的疲倦，就開始了緊張的寫作生活。為了他能安安靜靜地寫，我們特意住在普陀一個小寺院裏。此後，我們共同生活的十七年的時間裏，佩弦從沒放鬆過一分一秒。他的作息時間是安排得很嚴格的：早晨起床做早操，用冷水擦澡，洗臉，漱口時就把書放在洗臉架上看，然後喝一杯牛奶就到圖書館去。中午回家吃飯，飯後看報。圖書館一開門便又去了。吃罷晚飯，還要去圖書館，直到閉館才回家。進家門便又擺上東西寫，一直到11點休息。除了生病，我從未見他11點前睡過。

    婚後，我們回揚州去看望了父母孩子，我還與佩弦一起到他前妻的墳上去掃墳。我感到佩弦的感情是那麼深沉，那麼熾烈。

    佩弦這時擔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工作很忙，一邊擔任教學工作，講授三門課程，一邊從事寫作。為了探索新文學的道路，使新文學大眾化，他還深入到下層老百姓中間，了解大眾要求，學習民間語言。有一次他帶我一起到劈柴衚同的茶社去聽劉寶全的京韻大鼓。

    我們的一個孩子在中學唸書。一個好心的朋友對我説：“這孩子在學校活躍得很，思想太左，你要注意管管他，現在太危險啊！”佩弦知道後對我説：“左？左才是中國的出路，是青年人的出路！這樣烏七八糟的政府，不叫孩子左，難道還叫孩子右嗎？”孩子做得對我們就支援，在家裏我們一直是鼓勵孩子前進的。佩弦待人很寬厚。每次讓當差交信時，如裏邊有私人信件，他都要給當差的一些錢。他對人也很謙和，平時在路上遇到清華的工友他都打招呼。工友幫他做了什麼事，他都很客氣地説：“勞駕！謝謝！”他認為一個人有志持志，有力持力，用腦用體各有貢獻，所以沒有一點教授的架子。他在家裏與孩子們相處也沒有尊長的架子，有時讓孩子倒杯水都説“勞駕”。

    共同的生活，使我深深地感到佩弦的愛是廣博的，他的感情像一池深深的潭水，沉靜而深邃。

     （陳竹隱）

    錢穆：息念與發憤

    我和賓四（錢穆字——編者注）剛開始共同生活時，他整天在學校，有應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進門，靜臥十幾分鐘，就又伏案用功。有時參加學校全體旅遊，一早出門，涉海、爬山，黃昏回家，年輕人都累了，但賓四一進門仍只休息十幾分鐘便伏案。我覺得很奇怪，有一天談起，他説：這是因為有靜坐之功。他年輕時為求身體健康，對靜坐曾下過很大功夫，以後把靜坐中的“息念”功夫應用到日常生活上來，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他過去身體很弱，得過肺病，又曾患過幾十年嚴重的胃疾，所以一向注意身體衛生。他伏案工作一兩小時定會站起來走動幾分鐘，或做些書房運動。我們鑽石山的那個家，僅有二十余平米，就養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擺滿在窗框上櫃子上書桌上茶几上陽臺上。他用栽花賞花代替一部分書房運動。他永遠保持著樂觀心情，使家庭中朝氣充沛。他喜歡接近大自然，我們在香港時，先後兩個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觀海。得了空閒，他喜歡自香港山頂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龍鄉村漫遊。他對於一年四季陰晴冷暖的變化，都覺得意味無窮。他喜歡飲下午茶，也喜歡圍棋。但不喜歡和人對弈，他嫌那樣費時傷神，所以更喜歡擺棋譜。在我覺得心情沉悶時，他常説，我來替你擺一盤棋吧。偶然也夫妻對下，他説：只有如此，勝也好，敗也好，可以不傷神。

    我最愛聽他吹簫。我們住在九龍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歡關掉家中所有的燈，讓月光照進我們整條的長廊，我盤膝坐在廊上，靜聽他在月光下吹簫，四週寂靜，只聽簫聲在空中回蕩，令人塵念頓消，滿心舒暢。賓四告訴我，他年輕時學唱崑曲，所以也學吹簫笛，他曾下過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戶外練，在當風口處練，還要一腿而起，做金雞獨立式慢慢蹲下又起來練，要練到那簫笛聲音不斷不變。遷到台灣後，他的牙齒全部拔光，裝上了假牙就沒有興致再吹簫了。

    他七十三歲大病後，身體尚未完全復原，兩眼也患目疾，醫生不讓他過長時間看書，尤禁晚上看書，所以生活較前輕鬆，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這樣直到他《朱子新學案》一書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願所寄。他自己説：以後我要減少工作時間了。但也仍保持著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裏喜歡的題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幾年來，有時他對我説這幾天我真開心，寫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寫完，他總會有一場病。親戚朋友都勸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時間，他們關切地説，賓四寫作了一輩子，過八十的人，也該休息休息了，我心中很感激他們對賓四的愛護，但我從來沒有限制過他的讀書寫作。記得我們剛結婚時，他曾對我説：不希望我是一個只懂管理家務的主婦，希望我做一個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二十年的共同生活，使我深知他那種“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心胸抱負。

    賓四常對我説，自古以來的學人很少有及身而見開花結果的。在今天講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學家的發明，不論別人懂與不懂，即可獲得舉世崇拜，因為科學有一個公認的外在價值，而講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來支援自己向前，靜待時間的考驗，故其結果往往要在身後。

    （胡美琦）

    陳夢家：“完人”的癖好

    夢家在中央大學學的是法律，最後得了一張律師執照。但是他沒有當過一天律師而是從十六歲便開始寫詩，1931年出版了第一冊詩《夢家詩集》，並立即出了名。那時他還不到二十歲。

    1944年秋，他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和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金岳霖介紹，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古文字學。選讀他這門課的美國學生寥寥無幾，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紐約答一家小報的記者問時説的，他到美國來主要是要編一部全美所藏中國銅器圖錄。在美國三年中，他就是為了這個目標而努力奮鬥。從第二年開始他遍訪美國藏有青銅器的人家、博物館、古董商，然後回到芝加哥大學的辦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打出清樣。多數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貴之家。否則誰買得起一件、兩件，乃至數件精美絕倫、價值昂貴的中國青銅器呢？夢家是無所顧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門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館幾乎都有通信關係，並留有信件的存底。他勝利地完成了他盡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

    在美國的三年中，除編寫龐大的流美銅器圖錄外，他還用英文撰寫併發表了《中國銅器的藝術風格》、《周代的偉大》等文章，並和芝加哥藝術館的凱萊合編了《白金漢所藏中國銅器圖錄》。

    回到清華的第一年他為學校購買了許多祖國文物，並成立了“文物陳列室”。1952年院係調整，他由清華轉到科學院考古所工作。1956年他用《殷墟卜辭綜述》的稿費在錢糧衚同買了一所房子。從此他一個人佔有了一間很大的寢室兼書房，在裏面擺下了兩張畫桌。這一大一小兩畫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書桌，上面堆滿了各種需要不時翻閱的圖籍、稿本、文具和一盞檯燈。夢家勤奮治學有著很好的物質條件。他身體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時到十二小時。他肩上曾長過一個脂肪瘤，有幾個拔掉了齲齒留下的空隙沒有填補上。但是他終於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這兩件事辦完後，我笑對他説：“現在你是個完人了。”

    夢家喜歡朋友，對朋友從不苛求。他愛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諸先生；也親近青年，對他們無所不談。他很喜歡去看望朋友，海闊天空地暢談一切。他喜歡遊山玩水，雖然這樣的閒暇和機會不多。他在家裏因忙於工作，沒有什麼體力勞動，但需要勞動的時候，他不怕臟，不怕累，而且興高采烈。他不大喜歡活動量較小的、單獨的休息方法，不喜歡種花，不喜歡照相（他有一個可以拍攝文物和書籍的照相機），不喜歡聽音樂。但是他喜歡看戲（各種形式的），喜歡寫這方面的評論文章和泛論文藝的小文，如發表在《人民日報》副刊的《論人情》等，據説這些文章很受讀者歡迎。不過他新詩作得很少。他寫過《甘地》一詩，寫過幾首咏景物的小詩，曾在《詩刊》上發表。他喜歡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他還有一個癖好，那就是用幾乎他的全部收入購買明代傢具。這些傢具已如他所願，全部歸了國家。

    他的興趣很廣，但是他的主攻方向仍毫無疑問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裏有了電視機。他幾乎天天晚上看電視。看到晚上9點半、10點、10點半，我睡覺去了，他才開始工作。有時醒過來，午夜已過，還能從門縫裏看到一條蛋黃色的燈光，還能聽到滴答——滴答——他擱筆的聲音。不知什麼時候房間才完全黑了。但是他還是每天早起按時上班，傍晚按時下班。他在所裏、家裏各有一套比較完備的常用書，在兩處都能有效地工作。在三十年的時間裏，他在佔有詳盡資料的前提下，寫了許多文章，著了許多書，編了各種圖錄，還留下了一本完成、未發表的大約二百萬字的遺稿和未整理完畢的其他資料。現在考古所的同志們常常想念他，併為了整理他的遺稿作了不少工作。夢家該可以瞑目了吧。 （趙蘿蕤）

    摘自《名人的妻子憶丈夫》凡夫等編珠海出版社2002年9月版23.00元

    《文匯報》 2003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