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了魯迅、鄒韜奮、梁實秋、張伯駒及至王實味、鄭律成等三十位文化名人的妻子的回憶文字,讀來均覺情真意遠。這裡選摘的是對三位學者的回憶,他們勤奮不倦的身影不僅長留在妻子們的眼中,也將永留於世人的心底。
朱自清:情如潭水
我與佩弦(朱自清字——編者注)的相識是在1931年。這一年4月的一天,浦熙元老師帶我們幾個女同學到一個館子去吃飯,安排了我與佩弦的見面。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黃色的綢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臉上戴著一副眼鏡,顯得挺文雅正氣,但腳上卻穿著一雙老式的“雙梁鞋”,又顯得有些土氣。回到宿舍,我的同學廖書筠就笑著説:“哎呀,穿一雙‘雙梁鞋’,土氣得很,要我才不要呢!”我卻並不以為然。他寫的文章我讀過一些,我很喜歡,很敬佩他,以後他給我來信我也回信,於是我們便交往了。
那時我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進城來看我,我們共同遊覽瀛臺、居仁堂、懷仁堂;有時共同漫步在波光瀲艷的中南海邊,有時清晨去釣魚。一次我居然釣到一條半尺長的魚,還請佩弦喝了魚湯。佩弦是個不茍言笑,做文章非常認真的人,他常常把他的文章讀給我聽,有時為了一個字仔細推敲,徵求我的意見。
當我知道佩弦在揚州老家還有六個孩子的時候,心裏也有過矛盾和鬥爭。但我與他的感情已經很深了。我怎能嫌棄這無辜的孩子們呢?我覺得做些犧牲是值得的。
那時北平結婚還要坐花車,穿披紗禮服,禮節很多,而上海比較開明,於是我們就決定在上海結婚。我們用當時上海最新式的簡便方法舉行了結婚典禮:事先發個結婚帖子;1932年8月4日那天,請了文藝界的一些人士,我記得有茅盾、葉聖陶、豐子凱等人,在一個廣東飯館聚會了一次;飯罷,我與佩弦便回到旅館。我們沒有那羅曼蒂克的戀愛史,我們就是這樣樸素而又真誠地相愛並結婚了。
佩弦是個非常勤奮的人。我們度蜜月時,他帶著旅途回來的疲倦,就開始了緊張的寫作生活。為了他能安安靜靜地寫,我們特意住在普陀一個小寺院裏。此後,我們共同生活的十七年的時間裏,佩弦從沒放鬆過一分一秒。他的作息時間是安排得很嚴格的:早晨起床做早操,用冷水擦澡,洗臉,漱口時就把書放在洗臉架上看,然後喝一杯牛奶就到圖書館去。中午回家吃飯,飯後看報。圖書館一開門便又去了。吃罷晚飯,還要去圖書館,直到閉館才回家。進家門便又擺上東西寫,一直到11點休息。除了生病,我從未見他11點前睡過。
婚後,我們回揚州去看望了父母孩子,我還與佩弦一起到他前妻的墳上去掃墳。我感到佩弦的感情是那麼深沉,那麼熾烈。
佩弦這時擔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工作很忙,一邊擔任教學工作,講授三門課程,一邊從事寫作。為了探索新文學的道路,使新文學大眾化,他還深入到下層老百姓中間,了解大眾要求,學習民間語言。有一次他帶我一起到劈柴衚同的茶社去聽劉寶全的京韻大鼓。
我們的一個孩子在中學唸書。一個好心的朋友對我説:“這孩子在學校活躍得很,思想太左,你要注意管管他,現在太危險啊!”佩弦知道後對我説:“左?左才是中國的出路,是青年人的出路!這樣烏七八糟的政府,不叫孩子左,難道還叫孩子右嗎?”孩子做得對我們就支援,在家裏我們一直是鼓勵孩子前進的。佩弦待人很寬厚。每次讓當差交信時,如裏邊有私人信件,他都要給當差的一些錢。他對人也很謙和,平時在路上遇到清華的工友他都打招呼。工友幫他做了什麼事,他都很客氣地説:“勞駕!謝謝!”他認為一個人有志持志,有力持力,用腦用體各有貢獻,所以沒有一點教授的架子。他在家裏與孩子們相處也沒有尊長的架子,有時讓孩子倒杯水都説“勞駕”。
共同的生活,使我深深地感到佩弦的愛是廣博的,他的感情像一池深深的潭水,沉靜而深邃。
(陳竹隱)
錢穆:息念與發憤
我和賓四(錢穆字——編者注)剛開始共同生活時,他整天在學校,有應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進門,靜臥十幾分鐘,就又伏案用功。有時參加學校全體旅遊,一早出門,涉海、爬山,黃昏回家,年輕人都累了,但賓四一進門仍只休息十幾分鐘便伏案。我覺得很奇怪,有一天談起,他説:這是因為有靜坐之功。他年輕時為求身體健康,對靜坐曾下過很大功夫,以後把靜坐中的“息念”功夫應用到日常生活上來,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他過去身體很弱,得過肺病,又曾患過幾十年嚴重的胃疾,所以一向注意身體衛生。他伏案工作一兩小時定會站起來走動幾分鐘,或做些書房運動。我們鑽石山的那個家,僅有二十余平米,就養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擺滿在窗框上櫃子上書桌上茶几上陽臺上。他用栽花賞花代替一部分書房運動。他永遠保持著樂觀心情,使家庭中朝氣充沛。他喜歡接近大自然,我們在香港時,先後兩個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觀海。得了空閒,他喜歡自香港山頂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龍鄉村漫遊。他對於一年四季陰晴冷暖的變化,都覺得意味無窮。他喜歡飲下午茶,也喜歡圍棋。但不喜歡和人對弈,他嫌那樣費時傷神,所以更喜歡擺棋譜。在我覺得心情沉悶時,他常説,我來替你擺一盤棋吧。偶然也夫妻對下,他説:只有如此,勝也好,敗也好,可以不傷神。
我最愛聽他吹簫。我們住在九龍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歡關掉家中所有的燈,讓月光照進我們整條的長廊,我盤膝坐在廊上,靜聽他在月光下吹簫,四週寂靜,只聽簫聲在空中回蕩,令人塵念頓消,滿心舒暢。賓四告訴我,他年輕時學唱崑曲,所以也學吹簫笛,他曾下過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戶外練,在當風口處練,還要一腿而起,做金雞獨立式慢慢蹲下又起來練,要練到那簫笛聲音不斷不變。遷到台灣後,他的牙齒全部拔光,裝上了假牙就沒有興致再吹簫了。
他七十三歲大病後,身體尚未完全復原,兩眼也患目疾,醫生不讓他過長時間看書,尤禁晚上看書,所以生活較前輕鬆,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這樣直到他《朱子新學案》一書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願所寄。他自己説:以後我要減少工作時間了。但也仍保持著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裏喜歡的題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幾年來,有時他對我説這幾天我真開心,寫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寫完,他總會有一場病。親戚朋友都勸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時間,他們關切地説,賓四寫作了一輩子,過八十的人,也該休息休息了,我心中很感激他們對賓四的愛護,但我從來沒有限制過他的讀書寫作。記得我們剛結婚時,他曾對我説:不希望我是一個只懂管理家務的主婦,希望我做一個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二十年的共同生活,使我深知他那種“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心胸抱負。
賓四常對我説,自古以來的學人很少有及身而見開花結果的。在今天講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學家的發明,不論別人懂與不懂,即可獲得舉世崇拜,因為科學有一個公認的外在價值,而講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來支援自己向前,靜待時間的考驗,故其結果往往要在身後。
(胡美琦)
陳夢家:“完人”的癖好
夢家在中央大學學的是法律,最後得了一張律師執照。但是他沒有當過一天律師而是從十六歲便開始寫詩,1931年出版了第一冊詩《夢家詩集》,並立即出了名。那時他還不到二十歲。
1944年秋,他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和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金岳霖介紹,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古文字學。選讀他這門課的美國學生寥寥無幾,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紐約答一家小報的記者問時説的,他到美國來主要是要編一部全美所藏中國銅器圖錄。在美國三年中,他就是為了這個目標而努力奮鬥。從第二年開始他遍訪美國藏有青銅器的人家、博物館、古董商,然後回到芝加哥大學的辦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打出清樣。多數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貴之家。否則誰買得起一件、兩件,乃至數件精美絕倫、價值昂貴的中國青銅器呢?夢家是無所顧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門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館幾乎都有通信關係,並留有信件的存底。他勝利地完成了他盡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
在美國的三年中,除編寫龐大的流美銅器圖錄外,他還用英文撰寫併發表了《中國銅器的藝術風格》、《周代的偉大》等文章,並和芝加哥藝術館的凱萊合編了《白金漢所藏中國銅器圖錄》。
回到清華的第一年他為學校購買了許多祖國文物,並成立了“文物陳列室”。1952年院係調整,他由清華轉到科學院考古所工作。1956年他用《殷墟卜辭綜述》的稿費在錢糧衚同買了一所房子。從此他一個人佔有了一間很大的寢室兼書房,在裏面擺下了兩張畫桌。這一大一小兩畫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書桌,上面堆滿了各種需要不時翻閱的圖籍、稿本、文具和一盞檯燈。夢家勤奮治學有著很好的物質條件。他身體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時到十二小時。他肩上曾長過一個脂肪瘤,有幾個拔掉了齲齒留下的空隙沒有填補上。但是他終於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這兩件事辦完後,我笑對他説:“現在你是個完人了。”
夢家喜歡朋友,對朋友從不苛求。他愛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諸先生;也親近青年,對他們無所不談。他很喜歡去看望朋友,海闊天空地暢談一切。他喜歡遊山玩水,雖然這樣的閒暇和機會不多。他在家裏因忙於工作,沒有什麼體力勞動,但需要勞動的時候,他不怕臟,不怕累,而且興高采烈。他不大喜歡活動量較小的、單獨的休息方法,不喜歡種花,不喜歡照相(他有一個可以拍攝文物和書籍的照相機),不喜歡聽音樂。但是他喜歡看戲(各種形式的),喜歡寫這方面的評論文章和泛論文藝的小文,如發表在《人民日報》副刊的《論人情》等,據説這些文章很受讀者歡迎。不過他新詩作得很少。他寫過《甘地》一詩,寫過幾首咏景物的小詩,曾在《詩刊》上發表。他喜歡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他還有一個癖好,那就是用幾乎他的全部收入購買明代傢具。這些傢具已如他所願,全部歸了國家。
他的興趣很廣,但是他的主攻方向仍毫無疑問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裏有了電視機。他幾乎天天晚上看電視。看到晚上9點半、10點、10點半,我睡覺去了,他才開始工作。有時醒過來,午夜已過,還能從門縫裏看到一條蛋黃色的燈光,還能聽到滴答——滴答——他擱筆的聲音。不知什麼時候房間才完全黑了。但是他還是每天早起按時上班,傍晚按時下班。他在所裏、家裏各有一套比較完備的常用書,在兩處都能有效地工作。在三十年的時間裏,他在佔有詳盡資料的前提下,寫了許多文章,著了許多書,編了各種圖錄,還留下了一本完成、未發表的大約二百萬字的遺稿和未整理完畢的其他資料。現在考古所的同志們常常想念他,併為了整理他的遺稿作了不少工作。夢家該可以瞑目了吧。 (趙蘿蕤)
摘自《名人的妻子憶丈夫》凡夫等編珠海出版社2002年9月版23.00元
《文匯報》 2003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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