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經濟學家——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克納特威克塞爾，利昂瓦爾拉斯……——之所以成為經濟學家，據他們説是為了給這個世界做些好事。而我是很偶然地成為一名經濟學家的，主要是因為其分析如此有趣而容易——確實，容易得讓我起初覺得肯定有些東西我沒有學到，否則我年長的同學們為什麼覺得供給和需求如此難對付？（對羊毛需求的增加怎麼就會有助於降低豬肉和牛肉的價格？）

    儘管對現實世界的實證分析指引並限制著我作為一名經濟學家的每一個行動，我從未真正忘記對結果的道德準則的關注。我的準則很簡單，就是支援處於劣勢的人們，且（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憎惡不平等。

    我不能將這一道德立場歸功於我自己。我的父母是“自由派”，我就是在這樣的世界觀影響下成長的。這一信仰很容易堅持，我的收入超過平均數後，我也並未産生什麼負罪感。我也沒有將我所有多餘的外衣送給只穿著襯衣的陌生人的衝動：這麼做的話父母可能會認為我愚蠢，如果因為沒有這樣做而在夜裏輾轉反側就更是神經過敏了。自由派人士確實認為自己對分配上的公正負有某種個人義務：但比私人的慈善行為重要得多的是，在任何涉及公共政策的時候，要在公平原則的指導下來考慮有關效率與公平關係的截然相反的觀點。正如我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和朋友亨利西蒙過去常説的：“任何好的事情都值得為之付出某些代價。所有的事都應被推動得高於收益遞減點（否則，為什麼不把它進一步推向深入？）。”

    我認識的所有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將自己看成人道主義者。這既包括主張史達林主義路線的共産黨人，也包括主張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學派。但當一涉及政策建議和判斷時，我們都很清楚希望從對方身上得到什麼。大家的意見並非完全一致。如果政治經濟學是門精確、嚴格的科學，那麼我們對可能的結果就會有更多的共識。如果經濟學完全不是科學，只有價值觀判斷和偏見，經濟學家在奉命提供意見時告訴公爵或議會的就不會是供參考的建議本身的優缺點，而只會再次證實這位經濟學家是個死硬自由派，而那位經濟學家則是個自私的精英主義者。

    會隨著年齡增長而硬化的不僅僅是動脈。據説隨著資歷變老，經濟學家也會表現得越來越保守。這一點他們往往不承認。

    就我自己來説，我不認為我的價值判斷體系自25歲以後發生過徹底的變化。10年來主流經濟學向右靠了一些。但我並未受誘惑去追逐它。隨著年齡和經驗的增長，易於發生變化的只是一個人對可行之事的樂觀程度以及對良好意願的信心。我對政府擁有生産資料或進行計劃的效力的更大懷疑並非同情心和善意硬化的反映，而是對現實世界經驗增長了的反映。

    我知道我對市場機制的尊敬已經大大增加。這一變化與市場體系本身運轉的改善無關。這與哈耶克提出的産生和利用資訊的新觀點毫無關係，與亞當斯密、弗雷德里克巴師夏和弗蘭克奈特舊有的有關市場效率和自由的論點也沒有關係。我的觀點的改變更多地源自對1950年代共産黨政治迫害插曲的觀察。

    依我看，麥卡錫時代是美國法西斯主義導致的嚴重威脅。我知道政府和大學中的許多人的公民自由和職業生涯處於危險之中。我曾就近觀察過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校方經歷的恐懼和戰栗，而這兩所學校都是美國學術機構中最大膽的。正如威靈頓在談到滑鐵盧戰役時所説，勝負就在一線間，麥卡錫參議員名聲掃地也是如此：理查德尼克松的“公敵名單”與之相比不過是個玩笑，我被列名其上只增加了我是新政支援者的證據，這種證據本來正在減少。我從麥卡錫事件中發現的是單一僱主社會的危險。當你被政府職業拒之門外時，市場上還有成千上萬個不知名的僱主存在，這為你提供了很大的安全性。我知道有些人在私營企業中獲得了某種工作，一般是在較小的企業，因為大企業面對政府時傾向於努力站在安全的一邊。對我來説，這是新獲得的一個與其説是支援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不如説是支援混合經濟的理由。

    經濟學家中的自由市場倡導者是怎麼獲得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捍衛者的名聲的？我對這一問題很感興趣，在幾年時間裏曾悄悄記錄許多美國和歐洲大陸自由派人士的行為和私下的言論，我和他們中的幾乎所有人都關係密切。就像一個正在進行採訪的人類學家，我會問一些幼稚的問題，目的是引出無拘無束的、發自內心的看法。如果保留私下的談話記錄是粗魯無禮的話，那就當我是個粗人好了。結果令我又吃驚又沮喪。我沮喪並不是因為人們不能成為我所説的那種英雄。我自己的性格中幾乎找不到英雄的因素，我也知道對人性不能要求太高。我的調查發現的是，人們令人悲哀地缺乏對人類價值的真正關注。

    我在芝加哥大學學到的是，商業自由和個人自由必須緊密聯繫在一起，無論從嚴酷的經驗事實還是從嚴密的演繹推理來説都是如此。很長時間裏我都相信我所學到的東西。漸漸地我不得不承認這一范式與事實無法契合。按照穆勒的大多數標準，控制嚴格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要比美國更自由——或至少一樣自由。我過去常常將這些令人尷尬的事實向我的保守派朋友戴維麥科德賴特提起，他就會警告説：“你先別急著下結論。確實，英國和瑞典公民尚未喪失他們的自由。但市場受到干預，而人民保持政治自由的情況是難以持久的。”到現在我們一起等了30多年了。

    弗雷德里克哈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寫出了他的暢銷之作《通向奴役的道路》，警告説局部改革將肯定通向全面暴政。對政治和經濟學的跨門類分析和時間序列分析使我弄清了下面這些重要的道理。

    1.受控制的社會主義社會很少是有效率的，實際上從來不是自由民主的。（哈耶克的警告中不那麼新穎的部分還是很正確的。）

    2.拒絕局部改革的社會往往會突然發生革命性變革。如果要麼是自由市場，要麼什麼也不是，那往往你就不得不接受什麼也不是。其實，本世紀中葉以後最佳的有效率的自由市場原型往往是半法西斯或完全的法西斯社會，獨裁的領導人或單一的政黨強加一種政治秩序——沒有這種政治強制，市場就不可能存在。智利的軍事獨裁政權加芝加哥大學的畢業生只是一個非常引人矚目的例子。台灣、南韓和新加坡是不那麼引人矚目但更具代表性的例子。

    3.我可以培養一個夢。像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人道的經濟的夢，它有效率，同時也尊重個人（如果不是商業的話）自由。大多數生産和消費決策都與市場機制有關。但由於依賴市場力量而導致的最惡劣的不平等狀況——即使存在事先的機會平等——會因民主國家的轉移支付權而減輕。福利國家增加公平的做法不會損害效率嗎？是的，在總産出的增加和公平的增加間確實存在某種取捨，在安全和進步間也存在某種取捨。我把由此産生的最優化妥協稱為有心靈的經濟學，而我的夢想是它同時也是有頭腦的經濟學。

     《中華讀書報》2003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