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職與寫作間沒有必然的聯繫。所以，很難籠統地説辭職對於寫作是好還是壞。在我認識的比較好（最好在目前不存在）的作家中，有的是辭職以後才寫作，有的是寫著辭，還有的根本就不辭。另外一些，從事的不是公職。公職這個概念，在今天已越來越淡漠，因此作家辭職或換工作，到今後將成為一件平常的事情。

    就我而言，辭職與寫作間是一種自然的關係。我辭職的時候，原先好幾位朋友都早已辭了。他們日子過得不錯，寫得也還可以，這時正好又有一個到北京的機會，所以我辭職也便有了些呼之欲出的感覺。然後它呼之即出，並沒需要我太大的勇氣或決心。它恰好跟一次旅行結合在一起。我喜歡旅行，因此辭職決定的強度跟決定旅行一次差不多。

    重要的是寫作。寫作是一件如此漫長、細緻、滲透到生活每個細部並能將它們改變的事情。如果你決心好好寫，或是一輩子寫，你就不得不聽命于它。寫作沒有終極性，它不解決生死問題。它應該是某種過程。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它會向你時不時地發出一些有利於它的指令。比如説它認為你這一陣最好別寫，最好坐著發發呆。你當然也可以寫，不聽它的話，當然事後你會意識到從嚴格的角度看你寫的還是垃圾。寫作就是這麼一種東西，它有自己的生命，它儘量使它的生命與你的滲透在一起。如果你多次拒絕它，它就會棄你而去，也就是説你實際上已不算作家了。所以最好還是聽它的。它會向你發出各種各樣，相對世俗生活貌似無理性的指令。辭職與否，不過是其中的一種。它不會規定你必須辭職。

    每個人的寫作都是個體的，所以在他那裏寫作的生命與指令也都有個性。對我來説，我只是接受了寫作本能發出的某種指令，因此仍然不能判斷我辭職對我寫作的好壞，辭職的一個必要條件是你必須能生活下去，其實這也是寫作的必要條件。當然在辭職以前想對一切條件作出判斷是不可能的，正如你不可能在寫作之前判斷是否肯定能成為一個好作家一樣。辭職和人生的任何環節一樣，後果都包含莫測的因素，但人生的快感難道不也在於此？而且誰也不會完全閉上眼睛。還是回到我個人，我已經説了，我辭職是聽命于寫作，我的注意力在於後者，但對辭職本身，我也決非是毫無理智的，我作了一點兒可行性判斷，可以説是用眼角的余光辭職。另外，革命的説法即便是對我個人生活也是誇張的。它充其量只算是個大動作。

    一般作家辭職通常是就地辭職，而我辭職的同時還緊跟著換地方。當時，我看到其他同行辭職了也活得很好，認為我也可以做到。這感覺如同看到別人寫出好小説了認為自己也該如此。在辭職之前，我的生活基本是平靜的，每天基本上都在發呆。我喜歡這種感覺。所以我認為到北京之後，如果我還能像過去一樣每天有工夫發呆就算行了。我不以做了多少事情存了多少錢為生活準則。這兩年以來，有不少人經常問我的生存狀態。生存是什麼？在北京，它可能意味著付房租和吃飯。但生存僅僅是付房租和吃飯嗎？在北京，有許多自己付房租和做飯吃的有志於文學的年輕人。有的人在鑽營，有的人發達了，有的人在打一兩份工掙錢，不過我還從沒有聽説誰生存不下去了。所以生存還不僅僅是一個租費或吃飯的問題。只要不是白癡，不是徹底的懶漢，至少在北京可以掙到足以維持生活的錢，甚至還可以掙更多的錢。但生存的方向僅僅是這個嗎？所謂生存，其實應該是最大限度地追求隨心所欲。這欲不是肉欲，甚至也不是寫作欲。我向來不相信那種把寫作視為第一性的説法。因為我已經説了，寫作與你既是滲透的也是游離的，它並不是你。在個人寫作之後還隱藏著一個寫作的源泉，那就是心靈。生存的價值應該在於心靈對自由的體會和對世界感知能力的擴充。這是目的，而餘下的包括寫作都僅僅是手段。關於辭職寫作，我已經寫了一篇盡可能感性的小説，我也想使後頭這篇文字稍感性一些，但我無法更感性了。因為心靈畢竟是個人的事情，生存也一樣。最後，如果還是堅持要問我在北京的生存狀態好不好？我只能簡單地説好。你若追著問，怎麼好呢？我只能回答説，在享受了長時間的發呆後，我最近開始充滿了寫作的慾望。要不，我就會狡猾地對你説，你自己來試一試嘛，不試怎麼知道？這很像是一種在引誘人下水的回答。

    《中華讀書報》2003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