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職與寫作間沒有必然的聯繫。所以,很難籠統地説辭職對於寫作是好還是壞。在我認識的比較好(最好在目前不存在)的作家中,有的是辭職以後才寫作,有的是寫著辭,還有的根本就不辭。另外一些,從事的不是公職。公職這個概念,在今天已越來越淡漠,因此作家辭職或換工作,到今後將成為一件平常的事情。
就我而言,辭職與寫作間是一種自然的關係。我辭職的時候,原先好幾位朋友都早已辭了。他們日子過得不錯,寫得也還可以,這時正好又有一個到北京的機會,所以我辭職也便有了些呼之欲出的感覺。然後它呼之即出,並沒需要我太大的勇氣或決心。它恰好跟一次旅行結合在一起。我喜歡旅行,因此辭職決定的強度跟決定旅行一次差不多。
重要的是寫作。寫作是一件如此漫長、細緻、滲透到生活每個細部並能將它們改變的事情。如果你決心好好寫,或是一輩子寫,你就不得不聽命于它。寫作沒有終極性,它不解決生死問題。它應該是某種過程。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它會向你時不時地發出一些有利於它的指令。比如説它認為你這一陣最好別寫,最好坐著發發呆。你當然也可以寫,不聽它的話,當然事後你會意識到從嚴格的角度看你寫的還是垃圾。寫作就是這麼一種東西,它有自己的生命,它儘量使它的生命與你的滲透在一起。如果你多次拒絕它,它就會棄你而去,也就是説你實際上已不算作家了。所以最好還是聽它的。它會向你發出各種各樣,相對世俗生活貌似無理性的指令。辭職與否,不過是其中的一種。它不會規定你必須辭職。
每個人的寫作都是個體的,所以在他那裏寫作的生命與指令也都有個性。對我來説,我只是接受了寫作本能發出的某種指令,因此仍然不能判斷我辭職對我寫作的好壞,辭職的一個必要條件是你必須能生活下去,其實這也是寫作的必要條件。當然在辭職以前想對一切條件作出判斷是不可能的,正如你不可能在寫作之前判斷是否肯定能成為一個好作家一樣。辭職和人生的任何環節一樣,後果都包含莫測的因素,但人生的快感難道不也在於此?而且誰也不會完全閉上眼睛。還是回到我個人,我已經説了,我辭職是聽命于寫作,我的注意力在於後者,但對辭職本身,我也決非是毫無理智的,我作了一點兒可行性判斷,可以説是用眼角的余光辭職。另外,革命的説法即便是對我個人生活也是誇張的。它充其量只算是個大動作。
一般作家辭職通常是就地辭職,而我辭職的同時還緊跟著換地方。當時,我看到其他同行辭職了也活得很好,認為我也可以做到。這感覺如同看到別人寫出好小説了認為自己也該如此。在辭職之前,我的生活基本是平靜的,每天基本上都在發呆。我喜歡這種感覺。所以我認為到北京之後,如果我還能像過去一樣每天有工夫發呆就算行了。我不以做了多少事情存了多少錢為生活準則。這兩年以來,有不少人經常問我的生存狀態。生存是什麼?在北京,它可能意味著付房租和吃飯。但生存僅僅是付房租和吃飯嗎?在北京,有許多自己付房租和做飯吃的有志於文學的年輕人。有的人在鑽營,有的人發達了,有的人在打一兩份工掙錢,不過我還從沒有聽説誰生存不下去了。所以生存還不僅僅是一個租費或吃飯的問題。只要不是白癡,不是徹底的懶漢,至少在北京可以掙到足以維持生活的錢,甚至還可以掙更多的錢。但生存的方向僅僅是這個嗎?所謂生存,其實應該是最大限度地追求隨心所欲。這欲不是肉欲,甚至也不是寫作欲。我向來不相信那種把寫作視為第一性的説法。因為我已經説了,寫作與你既是滲透的也是游離的,它並不是你。在個人寫作之後還隱藏著一個寫作的源泉,那就是心靈。生存的價值應該在於心靈對自由的體會和對世界感知能力的擴充。這是目的,而餘下的包括寫作都僅僅是手段。關於辭職寫作,我已經寫了一篇盡可能感性的小説,我也想使後頭這篇文字稍感性一些,但我無法更感性了。因為心靈畢竟是個人的事情,生存也一樣。最後,如果還是堅持要問我在北京的生存狀態好不好?我只能簡單地説好。你若追著問,怎麼好呢?我只能回答説,在享受了長時間的發呆後,我最近開始充滿了寫作的慾望。要不,我就會狡猾地對你説,你自己來試一試嘛,不試怎麼知道?這很像是一種在引誘人下水的回答。
《中華讀書報》200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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