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老者
塵封的歷史中有著數不盡的耐人尋味的故事,人這一輩子,風雨坎坷中總有難以泯滅的記憶。
1987年10月,莫斯科。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迎著蕭瑟的秋風來到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簽證處。這位名叫戴維 納塔諾維奇 貝爾的老者用略微瑟縮的雙手,將自己的護照和材料遞給了簽證官。由於是第一次申請美國簽證,戴維的心裏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年輕的女簽證官翻看了他的護照後,抬起頭上下仔細打量起戴維來,她異樣的眼神看得滿頭白髮的戴維更加跼踀。她一言未發地轉身走了,隨後領著上司來到戴維面前,兩個人冷不丁問了戴維一句:“現在,你想不想恢復你的美國國籍?”
這句話使戴維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細一思量才明白過來。翻開印著錘子鐮刀的紅色護照封皮,有一頁注著他的出生日期和地點,上面清楚地寫著:1921年5月14日,得克薩斯州休斯敦。按照美國法律,他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但10歲就來到蘇聯的戴維,已經在此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他不願再成為另一個國家的公民了。
重回故土
戴維雖生在美國,祖籍卻在蘇聯,他傳奇的人生由父親開始。戴維的父親叫內森 貝爾克維斯基,母親名叫安娜,兩人早年都出生在烏克蘭,都是中學教師。1910年,內森的父親在反猶太運動中死在基輔附近,內森夫婦感到生活無著且性命堪憂,于當年逃到了美國,在得克薩斯州安家落腳。
內森開始了艱苦的創業過程。他先是擺報攤,後來又賣保險,逐漸躋身美國的中産階級之列。小兩口生了包括戴維在內的3個孩子,買了一套4個臥室的房子,並將家人的姓由貝爾克維斯基縮減改為美國化的貝爾。
1931年5月,內森張羅了一群遊客,來到蘇聯旅遊。故國重遊,使內森感慨萬千,當時美國正值經濟大蕭條時期,內森一家的生計和前途命運岌岌可危,而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卻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儼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天堂。其間內森遇到了在蘇聯農業部任高官的昔日老友,老友聽説了他的境遇,勸説他留在蘇聯重新創業,內森動心了,他把帶來的遊客打發回了美國,自己留了下來。當年12月,內森將一家人都接到了莫斯科。
內森一家人住進了一個只有兩間屋子的公寓房,開始了全新的生活。內森在全蘇蔬菜種植科技學院教授英語,安娜則在一個外語書店找到了工作。
飛來橫禍
內森一家衣食無憂地過了幾年舒心日子,但災禍卻不期而至。他們挨著的鄰居是一個政府高官,突然有一天,這位官員要內森讓出一間房給他用。內森氣憤地説:“我只有兩間房,而且是5口人住,怎麼能給你呢?”他斷然回絕了這一無理要求,鄰居陰陽怪氣地説:“不給是嗎?那我們就等著瞧吧!”
1938年3月14日,一個艷陽高照的日子,戴維怎麼也忘不了這一天。內森正在家裏吃著脆玉米片做的早餐,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內森開門一看,門口是幾個陌生人,其中一個説:“我們是秘密警察,你被逮捕了。”不由分説內森就被帶走了,還被控從事了反蘇聯的活動。這對已歸國多年並是一個忠誠的共産黨員的內森來説,仿佛晴天霹靂,他堅決否認自己有反蘇聯的罪行,但他最後還是被判流放,發配到了哈薩克的沙漠地區,公寓房被沒收了,一家老小被趕到了大街上。
開始安娜只能領著孩子在莫斯科公園過夜。熬了一陣,正在上學的戴維終於在學校有了一間宿舍,安娜則給住院的老人做臨時看護,晚上也有一張陪床可以棲身。直到1940年,安娜才獲准到哈薩克和丈夫團聚。戴維回憶説:“父母在那裏度過了三年快樂的時光,最後父親因心力衰竭去世了。”但戴維認為,父親的死因並非疾病,而是因為沒有工作和收入,在饑餓困苦中流失了生命的光華。
劫後重生
衛國戰爭開始了,戴維毅然決定從軍,但軍方並不願招募他,認為他是從美國回來的,是一個危險分子。二戰結束後,他回到了莫斯科,完成了學業,在莫斯科一所著名的學院教授英語,之後娶妻生女,努力開創自己的新生活。
但命運再次和他開了個玩笑。1950年,政府要求戴維到邊遠的西伯利亞任教,父親遭受過的厄運又落到了他頭上。妻子經受不住孤苦無依的折磨,帶著女兒逃跑了。在西伯利亞的時候,戴維又面臨著一場浩劫磨難。蘇聯政府開始驅逐猶太人。戴維回憶説:“當時到處搭建著臨時難民營,整列整列的火車在那裏等候著,將所有的猶太人運出去。”由於戴維有著反動家族的背景,他暗忖自己也逃脫不了被驅逐的命運,那一段時間,他成天被困在一種陰影裏,感覺自己很快就要面對和祖父及父親一樣的結局。
戴維擺脫了厄運,因為史達林在1953年逝世了,西伯利亞的流放人員都獲得減刑,戴維回到了莫斯科附近的沃斯克列先斯克,重拾教書職業。戴維在這裡很高興,因為城市的名字在俄語裏是“復蘇之城”的意思,他認為自己也將在這裡獲得新生。
遲來的春天
在“復蘇之城”,戴維遇上了生命中遲來的春天。他結識了美麗善良的姑娘卡塔婭,並和她結為連理。他的事業也出現了轉機,一天,戴維的一個學生和他説起一個地方:蘇聯新興的核科學城杜布納,學生問他有沒有興趣到那裏創業。戴維説:“我早就聽説過杜布納,那是座科學之城,能到那裏工作,可以説是我的夢想。”學生表示願意幫忙。
戴維為了這個夢想,苦苦等待了8年時間。1961年,他終於和妻子來到了莫斯科北面的杜布納。小鎮街道整齊,樹木蔥蘢,戴維開始在當地第八中學教英語,一教就是20年。夫妻倆的生活舒適又安逸,所住的是一套四居室的住宅,就在學校街對面,戴維去上班只要散步穿過街道就到了。
從學校退休後,戴維也沒有閒著。20世紀80年代晚期的一天,一位蘇聯朋友拿著一封英文信,請戴維幫他翻譯,原來這個朋友在網上發了封求醫治病的信,一位遠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的醫生給他發來了診斷和建議。壯心不已的戴維突然發現,自己還可以為周圍的人做許多事。
從1987年首次訪問美國算起,戴維已經7次去過美國。在他的努力下,杜布納和美國威斯康星州的拉克羅斯結成姐妹城市,確立了多層面的交流計劃。整個90年代,戴維促成了兩城市間上千人的互訪,其中包括醫生、商人、教師等各行各業的人,同時資助派遣杜布納數百名學生到美國留學深造。在交流計劃推動下,杜布納建成了有濃厚蘇聯風格的衛生保健體系,並擁有了一所大學。
杜布納與拉克羅斯的姐妹城市關係經過風,見過雨。蘇聯解體之初,杜布納的經濟受到巨大衝擊,前南戰爭時美俄之間意見很不一致,但這些問題都沒能損害到兩個城市的友誼。這其中,戴維功不可沒,正是他的積極奔走、他的特殊身份化解了陰雲迷霧。
情係東方
戴維一直擔任杜布納“姐妹城市交流計劃”的負責人,直到2001年退休,他推行的交流計劃被認為是全俄羅斯最有成效的。杜布納市長瓦列裏説:“通過交流計劃,我們和美國姐妹城市在市政、商業、醫學和教育等領域進行了廣泛交流,兩城市人民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都歸功於戴維的努力。”
戴維現年81歲,他和75歲的妻子卡塔婭一直在杜布納安享晚年。比起許多曾到蘇聯創業或逃難的美國人來説,他無疑是幸運又幸福的。沒有人確切知道,和戴維一樣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時跑到蘇聯的美國人有多少,知道往事的人説至少有幾百,也可能有幾千。這些人都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苦難,不少人在修鐵路大壩時死了,也有人死在監獄裏。蘇聯解體時,許多人都跑回了美國,或到了歐洲,其中包括戴維的兄弟姐妹和子女。
有人問戴維為什麼不回到美國去,他説:“俄羅斯是我和卡塔婭共同的家鄉,卡塔婭不會説英語,我怎能將她帶到美國,讓她過孤單寂寞的日子呢?雖然我和我的上輩在這裡經歷了種種苦難,但在杜布納,這裡有著太多我曾做過並引以為自豪的事情。”他微笑著反問對方,“如果你是我,你會離開這裡而到美國去嗎?”
(摘自2月22日美國《紐約時報》)
《環球時報》 (2003年02月24日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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