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老者

    塵封的歷史中有著數不盡的耐人尋味的故事，人這一輩子，風雨坎坷中總有難以泯滅的記憶。

    1987年10月，莫斯科。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迎著蕭瑟的秋風來到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簽證處。這位名叫戴維納塔諾維奇貝爾的老者用略微瑟縮的雙手，將自己的護照和材料遞給了簽證官。由於是第一次申請美國簽證，戴維的心裏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年輕的女簽證官翻看了他的護照後，抬起頭上下仔細打量起戴維來，她異樣的眼神看得滿頭白髮的戴維更加跼踀。她一言未發地轉身走了，隨後領著上司來到戴維面前，兩個人冷不丁問了戴維一句：“現在，你想不想恢復你的美國國籍？”

    這句話使戴維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細一思量才明白過來。翻開印著錘子鐮刀的紅色護照封皮，有一頁注著他的出生日期和地點，上面清楚地寫著：1921年5月14日，得克薩斯州休斯敦。按照美國法律，他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但10歲就來到蘇聯的戴維，已經在此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他不願再成為另一個國家的公民了。

    重回故土

    戴維雖生在美國，祖籍卻在蘇聯，他傳奇的人生由父親開始。戴維的父親叫內森貝爾克維斯基，母親名叫安娜，兩人早年都出生在烏克蘭，都是中學教師。1910年，內森的父親在反猶太運動中死在基輔附近，內森夫婦感到生活無著且性命堪憂，于當年逃到了美國，在得克薩斯州安家落腳。

    內森開始了艱苦的創業過程。他先是擺報攤，後來又賣保險，逐漸躋身美國的中産階級之列。小兩口生了包括戴維在內的3個孩子，買了一套4個臥室的房子，並將家人的姓由貝爾克維斯基縮減改為美國化的貝爾。

    1931年5月，內森張羅了一群遊客，來到蘇聯旅遊。故國重遊，使內森感慨萬千，當時美國正值經濟大蕭條時期，內森一家的生計和前途命運岌岌可危，而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卻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儼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天堂。其間內森遇到了在蘇聯農業部任高官的昔日老友，老友聽説了他的境遇，勸説他留在蘇聯重新創業，內森動心了，他把帶來的遊客打發回了美國，自己留了下來。當年12月，內森將一家人都接到了莫斯科。

    內森一家人住進了一個只有兩間屋子的公寓房，開始了全新的生活。內森在全蘇蔬菜種植科技學院教授英語，安娜則在一個外語書店找到了工作。

    飛來橫禍

    內森一家衣食無憂地過了幾年舒心日子，但災禍卻不期而至。他們挨著的鄰居是一個政府高官，突然有一天，這位官員要內森讓出一間房給他用。內森氣憤地説：“我只有兩間房，而且是5口人住，怎麼能給你呢？”他斷然回絕了這一無理要求，鄰居陰陽怪氣地説：“不給是嗎？那我們就等著瞧吧！”

    1938年3月14日，一個艷陽高照的日子，戴維怎麼也忘不了這一天。內森正在家裏吃著脆玉米片做的早餐，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內森開門一看，門口是幾個陌生人，其中一個説：“我們是秘密警察，你被逮捕了。”不由分説內森就被帶走了，還被控從事了反蘇聯的活動。這對已歸國多年並是一個忠誠的共産黨員的內森來説，仿佛晴天霹靂，他堅決否認自己有反蘇聯的罪行，但他最後還是被判流放，發配到了哈薩克的沙漠地區，公寓房被沒收了，一家老小被趕到了大街上。

    開始安娜只能領著孩子在莫斯科公園過夜。熬了一陣，正在上學的戴維終於在學校有了一間宿舍，安娜則給住院的老人做臨時看護，晚上也有一張陪床可以棲身。直到1940年，安娜才獲准到哈薩克和丈夫團聚。戴維回憶説：“父母在那裏度過了三年快樂的時光，最後父親因心力衰竭去世了。”但戴維認為，父親的死因並非疾病，而是因為沒有工作和收入，在饑餓困苦中流失了生命的光華。

    劫後重生

    衛國戰爭開始了，戴維毅然決定從軍，但軍方並不願招募他，認為他是從美國回來的，是一個危險分子。二戰結束後，他回到了莫斯科，完成了學業，在莫斯科一所著名的學院教授英語，之後娶妻生女，努力開創自己的新生活。

    但命運再次和他開了個玩笑。1950年，政府要求戴維到邊遠的西伯利亞任教，父親遭受過的厄運又落到了他頭上。妻子經受不住孤苦無依的折磨，帶著女兒逃跑了。在西伯利亞的時候，戴維又面臨著一場浩劫磨難。蘇聯政府開始驅逐猶太人。戴維回憶説：“當時到處搭建著臨時難民營，整列整列的火車在那裏等候著，將所有的猶太人運出去。”由於戴維有著反動家族的背景，他暗忖自己也逃脫不了被驅逐的命運，那一段時間，他成天被困在一種陰影裏，感覺自己很快就要面對和祖父及父親一樣的結局。

    戴維擺脫了厄運，因為史達林在1953年逝世了，西伯利亞的流放人員都獲得減刑，戴維回到了莫斯科附近的沃斯克列先斯克，重拾教書職業。戴維在這裡很高興，因為城市的名字在俄語裏是“復蘇之城”的意思，他認為自己也將在這裡獲得新生。

    遲來的春天

    在“復蘇之城”，戴維遇上了生命中遲來的春天。他結識了美麗善良的姑娘卡塔婭，並和她結為連理。他的事業也出現了轉機，一天，戴維的一個學生和他説起一個地方：蘇聯新興的核科學城杜布納，學生問他有沒有興趣到那裏創業。戴維説：“我早就聽説過杜布納，那是座科學之城，能到那裏工作，可以説是我的夢想。”學生表示願意幫忙。

    戴維為了這個夢想，苦苦等待了8年時間。1961年，他終於和妻子來到了莫斯科北面的杜布納。小鎮街道整齊，樹木蔥蘢，戴維開始在當地第八中學教英語，一教就是20年。夫妻倆的生活舒適又安逸，所住的是一套四居室的住宅，就在學校街對面，戴維去上班只要散步穿過街道就到了。

    從學校退休後，戴維也沒有閒著。20世紀80年代晚期的一天，一位蘇聯朋友拿著一封英文信，請戴維幫他翻譯，原來這個朋友在網上發了封求醫治病的信，一位遠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的醫生給他發來了診斷和建議。壯心不已的戴維突然發現，自己還可以為周圍的人做許多事。

    從1987年首次訪問美國算起，戴維已經7次去過美國。在他的努力下，杜布納和美國威斯康星州的拉克羅斯結成姐妹城市，確立了多層面的交流計劃。整個90年代，戴維促成了兩城市間上千人的互訪，其中包括醫生、商人、教師等各行各業的人，同時資助派遣杜布納數百名學生到美國留學深造。在交流計劃推動下，杜布納建成了有濃厚蘇聯風格的衛生保健體系，並擁有了一所大學。

    杜布納與拉克羅斯的姐妹城市關係經過風，見過雨。蘇聯解體之初，杜布納的經濟受到巨大衝擊，前南戰爭時美俄之間意見很不一致，但這些問題都沒能損害到兩個城市的友誼。這其中，戴維功不可沒，正是他的積極奔走、他的特殊身份化解了陰雲迷霧。

    情係東方

    戴維一直擔任杜布納“姐妹城市交流計劃”的負責人，直到2001年退休，他推行的交流計劃被認為是全俄羅斯最有成效的。杜布納市長瓦列裏説：“通過交流計劃，我們和美國姐妹城市在市政、商業、醫學和教育等領域進行了廣泛交流，兩城市人民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都歸功於戴維的努力。”

    戴維現年81歲，他和75歲的妻子卡塔婭一直在杜布納安享晚年。比起許多曾到蘇聯創業或逃難的美國人來説，他無疑是幸運又幸福的。沒有人確切知道，和戴維一樣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時跑到蘇聯的美國人有多少，知道往事的人説至少有幾百，也可能有幾千。這些人都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苦難，不少人在修鐵路大壩時死了，也有人死在監獄裏。蘇聯解體時，許多人都跑回了美國，或到了歐洲，其中包括戴維的兄弟姐妹和子女。

    有人問戴維為什麼不回到美國去，他説：“俄羅斯是我和卡塔婭共同的家鄉，卡塔婭不會説英語，我怎能將她帶到美國，讓她過孤單寂寞的日子呢？雖然我和我的上輩在這裡經歷了種種苦難，但在杜布納，這裡有著太多我曾做過並引以為自豪的事情。”他微笑著反問對方，“如果你是我，你會離開這裡而到美國去嗎？”

    （摘自2月22日美國《紐約時報》）

    《環球時報》 (2003年02月24日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