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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進書店，中外文學名著的各類縮寫讀物，可謂比比皆是。特別是近幾年提出為青少年“減負”以後，面向中小學生的文學名著縮寫本，包括節寫、改寫、精選、解讀、題解、圖解等等形式的名著版本，不一而足。據一些大城市書店不完全的統計，僅列入可供貨書目的中外文學名著縮寫本套書，就多達60多套。對於這種現象，知識界見仁見智，分歧很大。持贊成意見者認為，現在是資訊時代，人們追求資訊比欣賞文學更迫切，出現縮寫名著是“快餐文化”發展的一種需要，主張“將快餐文化進行到底”。持反對意見者認為，“快餐文化”擠掉了文化積澱，長期速食，勢必造成營養缺陷，素質退化，指責“縮寫”是對名著的“褻瀆”。為了進一步展開爭鳴，特發表以下不同的意見，以引起大家的關注。
阿凡提的“湯的湯”
陸建德
阿凡提做得一手好湯，朋友來訪，他總是以美味的熱湯招待。一些自稱“朋友的朋友”的乞食者也想來沾便宜，阿凡提就以清水代湯，並稱之為“湯的湯”。以我之見，假如傑出的文學作品是阿凡提親手烹調的湯，那麼現在的那些製作迅捷的名著簡本就是阿凡提的“湯的湯”。所不同的是簡寫往往未經作者許可，它服務於利益，而非道德教訓。這道湯敗了阿凡提的名聲，也倒了愛湯人的胃口。
也許有人會説，大多數人工作繁忙，學習緊張，簡本可以使他們在較短的時間內了解名著大概，有普及文學之功。不幸的是這些簡寫者自己也生活在所謂“快節奏”的年代，他們的資格不必得到認證，態度不必經過檢驗，只要站在流水作業線上，拋出急就章來滿足商家的需要，大功即可告成。無本萬利，何樂而不為？普及文學是名，殘害文學是實。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多“潛在的魅力”（燕卜蓀語），人物頭上小小的飾物或下意識的細微舉動都暗含豐富的內容，不能隨便削刪，但是簡寫者的職業要求他或她改編節略，去繁就簡，一棵綠葉婆娑的大樹很快只剩下光禿的枝幹，或曰故事的梗概。
簡寫也曾有過堪稱“高尚”的動機。
在英國語言心理學家查爾斯 凱 奧格登與他康橋同學兼同事瑞恰茲合寫的語言學名著《意義之意義》（1923年）中，作者流露出要發明一種“基本英語”（Basic English）之意。幾年後，奧格登正式推出一共只有七條語法規則、850個詞彙的“基本英語”。這850個詞彙中名詞600個，形容詞150個，活用字100個。活用字裏有18個基本動詞，另82個單詞能促進“活用”，與動詞搭配構成片語，基本英語的體系缺少它們就不夠完備。奧格登這樣解釋“基本英語”的出臺：“今日所謂民族間的隔閡，主要是語言的隔閡。缺少共同的交際工具是國際間相互了解的主要障礙，因而也就是引起戰爭的主要原因。”奧格登想用這種據説只需一個月即可掌握的語言來取代已經失敗的世界語，他沒有意識到非英語國家人士並不會感激他的這番好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語言文字的魔力變得更加明顯，丘吉爾想借提倡“基本英語”來擴大英語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瑞恰茲離開康橋毛德林學院赴哈佛大學任職，他的主要任務是為“基本英語”開拓市場。抵美不久瑞恰茲就著手介紹奧格登的奇怪發明，寫了《基本英語及其用途》（1943年）等著作。“基本英語”倡導者為證明它的有效性將有些名著用“基本英語”重寫一遍。想不到瑞恰茲也是一位簡寫迷，他以“基本英語”為主翻譯了柏拉圖的《理想國》（1948年），還縮寫了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取名《阿喀琉斯之怒》（1951年）。瑞恰茲作于20世紀20年代的幾本批評著作奠定了他作為英美“新批評”始祖的地位，讀書界感念他對文學批評的貢獻，中國知識分子尤其記得他于1929年至1930年在清華大學的講學。至於他對“基本英語”的熱衷，人們只是當作一種怪癖而予以原諒。瑞恰茲的天才學生燕卜蓀來華教授英國文學多年，中國學子受益無窮，幸好他不是來傳播“基本英語”的。現在“基本英語”已很少有人提及，它對外國人學英語也鮮有幫助。那些用“基本英語”改寫的作品大都成了恥笑的對象，它們非但沒有普及名著，反而降低了文化傳統的標準。
舉一個用“基本英語”簡寫林肯《葛底斯堡演講》（1863年）第一句的例子。“八十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在這塊大陸上創立了一個孕育于自由的新國家”。原文“八十七年前”是“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讀來奇崛古奧，但“score”作“20”解在聖經中卻是常見的（如《舊約 詩篇》第90首）；“孕育于自由”是“conceived in liberty”，林肯有意用聖母無沾成胎（Immaculate Conception）來強調美國誕生於自由的理念（而非摻雜了各種因素、沾染原罪的歷史過程）。在“基本英語”的範文中，這兩個短語被譯成“Seven and eighty years ago”和“came to birth in the thought that all men are free”。林肯本想在這被史學家稱為“戰時宣傳”的演講中用聖經語言肯定上帝選民的光榮來歷，簡寫的英文中聖經風格已蕩然無存。在這種地方，風格絕非裝飾。馬歇爾 麥克盧厄姆的一句名言倒是可以套用的：“媒介就是資訊”。
我們必須嚴格遵照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精神來保護世界文化遺産，但是熱衷申報者對保護對象往往沒有無私之愛。簡寫世界文學名著就等於在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産的風景點胡亂建設種種現代的方便設施和招商項目。文學名著必須維持原貌，正如阿凡提的湯，必須原汁原味。我們愛讀《紅樓夢》，因為那是曹雪芹的文字。一般的介紹當然不能沒有，故事概要之類也不是沒有成功的先例，如蘭姆姐弟倆合作的《莎氏樂府本事》。但是當今的“啟蒙本”、“快讀本”作者有蘭姆的學識與文筆嗎？書商雇傭的寫手筆力疲弱，他們如果創作慾望無比強盛，那就自己來寫一部小説試試，説不準還真能名垂青史呢。攀在大樹上的寄生植物，爬得再高也沒什麼光彩。
有一個現象應該引起注意：健在人世的作家大都不願聽任自己的著作由人竄改，加西亞 馬爾克斯能容忍一本《百年孤獨》的簡本嗎？由此可見，簡寫往往是對已故作家不涉版權的作品的僭越冒瀆之舉。死者不會拒絕，因而變成弱勢群體。假死人之名，逐活人之利。這是簡寫遊戲的第一條規則。
我們的讀者不曾自稱“朋友的朋友”，端出阿凡提的“湯的湯”來招待他們未免有失厚道吧。細細一看，端湯的原來是阿凡提的“朋友的朋友”。
沒有必要大驚小怪
——對出版名著“簡寫本”和“節本”的看法
黃源深
時下，國內多家出版社擬出或已出一批文學名著“簡寫本”和“節本”，旨在滿足當今時代一部分讀者的閱讀需求。不意卻招徠了某些學人的撻伐，認為此舉無疑是肢解和褻瀆原著，製造泡沫文化，誤導讀者，是出版社不顧社會效果，一味追求商業利益的“損招”。
在我看來，此話似乎言重了。現如今出版名著“簡寫本”和“節本”應當説有著積極作用，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也順應了時代的需要。
我們所處的是後工業時代，知識經濟時代，資訊時代。社會運轉的速度遠遠超過以往任何一個世紀，大量的資訊，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經貿的，教育的，每天都衝擊著我們的耳目，迫使我們加快思考的速度，行動的步伐，生活的節奏。過去“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種典型的個體農業經濟時代的生活，已不復存在。可用於休閒讀書的時間，比之過去相對少了，一方面是由於生活節奏“提速”，應有的休閒時間受到了擠壓；另一方面，則由於娛樂方式轉為豐富多元，休閒活動開始分流，過去用於讀書的時間，部分被轉移到別類活動中去了。與此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學名著卻越積越多。汗牛充棟的名著和不多的可供利用的時間所形成的反差，就使出版“簡寫本”和“節本”的解決辦法應運而生了。
有人鄙稱“簡寫本”和“節本”為“文化快餐”。且不説這種貶斥是否恰當，就算是“快餐”吧，它畢竟也能果腹，滿足快快下肚、匆匆趕路的人的需要。對於沒有時間去閱讀“真本”和“全本”文學名著的人，“簡寫本”和“節本”至少使他們有機會嘗到名著的滋味，多少感受到其中的藝術魅力，因為儘管是“簡寫本”和“節本”，名著的故事梗概和文化內涵，或多或少還保留著，對人仍然有著很強的感染力。當然，原作的部分精華難免會在“簡寫本”中流失。但與其因為缺少時間難讀“全本”而讓人與名著徹底絕緣，還不如讓其利用現有的時間捧起“簡寫本”，體驗一下文學精品。更何況對一部分人來説，本來就未必需要細讀名著“全本”，感受一下，知道個大概也就夠了。“簡寫本”和“節本”正是滿足了人這個層次的需要。當然，這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有時間而不去閱讀“全本”的藉口。
“簡寫本”和“節本”還有著無可替代的“導讀”作用。一部分讀者是先被“簡寫本”所吸引，進而去找原作來讀的，就像看了電視還覺得不過癮，要去看改編前的原作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説，“簡寫本”起了閱讀“全本”的嚮導作用。記得兒時不少人正是先看了程十發、戴敦邦、趙宏本等人的連環畫後再去閱讀《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這類古典文學名著的，這些“連環畫”不就是名著“簡寫本”嗎？青少年由此入門進而接觸全本名著有什麼不好呢？
出版文學名著“簡寫本”的做法早已有之，中外莫不如此，我們沒有必要大驚小怪。經典的莎士比亞劇本，早在19世紀就被著名散文家蘭姆用淺近的文字改寫成《莎士比亞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 speare，1809）。蘭姆把深奧難懂的莎士比亞戲劇通俗化，為青少年和受教育不多的讀者接觸文學大師創造了條件。蘭姆的文字優美，且又不失原作風格，因此《莎士比亞故事集》至今仍是為廣大讀者所喜愛的藝術精品。在我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用油光紙出版過《東周列國》、《隋唐演義》、《三國》、《水滸》等文學名著的連環畫，應當説，其文化普及作用和閱讀導引作用不可低估。
當今的國外出版社，也充分注意到了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特點，考慮到了出版文學名著“簡寫本”的必要性，在這方面也不乏大動作。從50年代至今，著名的英國麥克米倫出版社已出版了200多種外國文學名著“簡寫本”，囊括了諸如莎士比亞、狄更斯、馬克 吐溫、但丁、歌德、普希金、大仲馬等世界各國的文學大家。其中不少“簡寫本”曾多次獲獎，英國國內的某些著名文學雜誌都對其作過表示讚賞的評論。另一著名出版社牛津出版社，也同樣為出版名著“簡寫本”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努力。
當然，有一點是必須注意的，這也是國外出版家的經驗，那就是選擇高手來做“簡寫”和“節縮”的工作，盡一切努力保證“簡寫本”的品質，
總之，文學名著的“全本”和“簡寫本”各有其功用，適應了不同層次的人的需要，我們大可不必厚此薄彼。
興利抑弊 各得其所
李景端
全本名著與縮寫名著，體現著精讀與淺讀兩種不同的閱讀需求，在我看來，在當今文化多元化的時代，兩者都有其存在的需要及發展空間，關鍵在於要加強引導，區別對待。
中外文學名著，是經過歷史沉澱的傳世經典，其價值絕不僅僅表現在它的故事或者資訊層面上，它對於人們開拓視野、陶冶情操、提高素質所起的作用是無法替代的。特別是全本名著，在結構、銜接、呼應等方面有它本身的邏輯性和完整性，不容任意割捨。試想，假如是縮去了“血濺鴛鴦樓”的描寫，那還怎能算是經典性的《水滸傳》？我又想起，《尤利西斯》中文全譯本出版後，我曾請教蕭乾先生是否可以出個節譯本。蕭老不贊成，認為不通讀全書根本沒法理解作者豐富的用意，還舉例説，第一章提到一個叫“班農”的人，跳到第四章才交代其身份，又到十四章才明朗班農與米莉的一段姻緣，一節譯就呼應不上了。在現實生活中，主張精讀全本名著的人也是大有人在。例如，不久前武漢《長江日報》開展過一次“讀經典大家談”的筆談活動，有不少人堅定地表示，“要拒絕縮寫，遠離縮寫”；又據報道，去年北京春季書市中，書價打折幅度最大的就是“縮水名著”，像二十五史、四大古典名著的縮寫本，竟低到一折就賣，《古代文學名著選譯叢書》50本一套，每本只賣1元錢；《黑龍江日報》近日也有一條新聞標題《學術著作叫板縮水名著》，反映節日期間前者比後者更好賣。這些都表明，儘管如今速食、快餐、速配、“傻瓜機”、“一次性”等快捷型消費已成為一種時尚，但在讀書領域，精讀全本名著，依然是許多有識之士持之以恒的首選，對此，不僅應予支援，更值得大力提倡。
但是也要看到，不同層次的人有其不同的需要。文化的通俗化，是20世紀後期以來世界性的一種趨勢，縮寫名著作為“快餐文化”的構成部分，正是這種通俗化進程的産物。有人説，後現代的特徵就是“解構”。縮寫也算是一種解構吧，不管這種説法是否成立，它畢竟反映了客觀潮流的需要。現在社會上確實存在一批人，他們對利益和經濟實用主義的追求，往往超過對知識至上主義的嚮往，他們希冀借助縮寫名著這種方式滿足自己特定的知識目標；加上現實生活中確也存在一些實際問題，例如高校外國文學總共只有72—108課時，文科學生要想精讀很多外國文學名著是有些困難，出名著縮寫本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可見從時代潮流、文化多元、經濟實用等多方面來考察，要求出名著縮寫本，這種願望不僅可以理解，而且應當予以滿足。問題是，這種正常的需求，有時會被功利的目的扭曲、走樣。比如説，有的《安娜 卡列尼娜》的縮寫本，不顧該書嚴肅的主題，竟被熱衷縮寫成女主人公三角戀愛的故事；還有的面向中學生的名著縮寫本，用考試好過關刺激銷路，竟不以作品的主題及體系、而改以應付考試大綱的要點來縮寫，這就完全背離了出版縮寫名著正當的初衷，對此，理應予以反對。
綜上所述，全本名著及縮寫名著，都有讀者，可以並存，但要加強引導，興利抑弊，使其各得其所，各顯效益。從加強全民素質建設的長遠要求來講，精讀全文名著應是主流，而淺讀縮寫名著只是補充。還要強調，在出版縮寫名著中，必須特別注意：第一、必須堅持由行家和專家進行嚴肅的縮寫，確保任何形式縮寫的品質。由什麼人來縮寫，其效果大不一樣。外國一些著名的名著縮寫本，都是由專家主持完成的。例如，日本講談社請大作家井上靖策劃、編輯的名著縮寫本《少男少女世界文學館》，不僅在日本而且在其他國家都很有影響。又如由英國散文家蘭姆姐弟二人精心改寫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因其對“莎劇”的準確理解和完美表達，180多年來一直是讀者、演員、莎劇研究者了解莎劇的啟蒙入門書，被譽為讀者與莎劇的一座橋梁。第二、必須尊重名著原作和中譯本的著作權。在版權保護期內，要想對名著進行任何形式的縮寫，包括節寫、改寫、節譯、編譯、譯述、圖解等等，都必須獲得作譯者的合法授權，這是法律規定，以往沒這樣做都屬於侵權出版，一旦版權所有人較真告你一下，侵權敗訴沒商量。第三、切忌一窩蜂跟風出版。縮寫名著可以出，但絕不能濫，眼下已經有點濫了。希望主管者要加強管理，出版者要自重自律。
和聲
北京大學中文系曹文軒教授認為，要把文學名著全部完整讀完，對於專門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也是有難度的，而採取選讀與精讀相結合是比較科學的。
北京大學中文系孫玉石教授認為，提高民族素質、修養，還是需要閱讀名著原作。如果文學名著對現今青少年成為陌生的文化，那將是整個文化素養的萎縮。
讀者馮世剛認為，把劉震雲四冊長達200萬字的《故鄉面和花朵》縮寫成40萬字，就沒味兒了。特別是經典作品，就是要“文火慢燉”，若上烤箱、微波妒，其滋味、營養肯定要打折扣。
中科院心理所王極盛教授認為，在當前的教育體制下，讓學生們讀那些薈萃名著精彩篇章和專家推介的小冊子更切合實際。
教育學博士徐勇認為，如果引導得好，快餐文化完全能激發孩子閱讀經典作品的興趣。因為先看了相關電視劇，才促使他的孩子急著去找《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原著來看。
1954年4月，國家出版總署因當時對蘇聯文學譯本的改寫過多過濫，曾要求過停止胡亂出版蘇聯文學名著改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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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200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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