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著名作家，不到14歲就唱著冼星海的歌參加了地下黨組織，19歲時，創作長篇小説《青春萬歲》。1957年被錯劃右派，1959年以後到了新疆，一呆就是16年。回京後當了文化部長，卸任後又經歷了一些事件的危機。在他近五十年的筆耕生涯中，寫下了1000余萬字的作品。

    採訪/高曉春

    　我是在進行一次冒傻氣的拼搏

    記者：人民文學出版社剛剛出版了您的一本新書——《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這是您近五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第一次專門論述人生的書。您是覺得有話要説了，還是您希望在晚年的創作道路中另辟一條通道？

    王蒙：我已經超過68歲了，也有了一些包括社會、生活、工作、學習上的各種各樣的經驗與體會。我曾被肯定、被讚美、被羨慕、被懷疑、被指責、被妒恨、被審查、也被誤解……酸甜苦辣，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算是有一點經驗、有一點體會了。人生哲學與小説是有一種天然的聯繫的。我寫了四十多年，都寫了什麼呢？還不是在寫各式各樣的人。如果小説創作不去關心人生，也許就成不了小説，成不了文學。我們隨手翻一下架上的書，可以看到，連神話、童話、寓言的創作，都離不開談人生。

    一直以來，有這樣的看法：一個寫小説的人需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一定的矜持為好。而人生哲學云云，你就得一下子站出來。對於小説的作者來説，那可是實打實地招呼了，那是一個考驗，也是一次冒傻氣的拼搏。我曾經打了一個比方：寫小説就好比是做菜，人生就好比是廚房，請客的人不見得歡迎客人參觀廚房，廚房裏有油腥、有煤煙，鍋也沒刷完，有些操作還因陋就簡——客人一進來，就都露餡兒了。大學問家錢鐘書有一個更高級的比喻。他説，比如吃雞蛋，雞蛋好吃就好吃，不好吃就不好吃，不必要非看雞不可，雞的模樣好不好，不必管它。可是，我也發現，許多讀者，許多朋友，他們不但關心我的“蛋”，也關心我這“雞”本身。這是真的。我到各地去講演，講完了之後，聽眾會提議：您再講講您自己的人生道路吧。到了如今，我也覺得不能再拒絕回答這個問題了，儘管主人不願意客人進他的廚房。

    記者：人們希望進您的廚房，是因為菜好吃，希望能討得一點成功的經驗。

    王蒙：前幾年，我就聽到了“成功”這個詞兒，這個詞讓我哭笑不得。我問我自己：我是一個成功者嗎？我説不清楚。前兩年，諾基亞公司中國的總經理在中國選了五個成功者，他要贈送諾基亞8810(手機)給這些人，其中有圍棋九段馬曉春、舞蹈家劉敏、指揮家陳佐煌，有一位科學家，還有一個就是敝人，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成了一個成功者了。其實我實在算不得有什麼成功，雖然也從沒有感到是一敗塗地。我確實經歷過許多困難的時刻、困難的選擇，至今仍然難免各種誤解、誤讀、攻擊、責備，但是至今我一直保持著積極、樂觀、充實，而且多有趣味，直至瀟灑利落的精神狀態，至少我不是一個委靡者、牢騷滿腹而又一事無成者，懷才不遇而又憤憤不平者或者別的什麼式樣的寄生者——能做到這些就能算是成功者了嗎？我不知道。

    我也常看到一些文學家們感悟人生的文字(不知道那是真的還是假的)，他們對人生的感悟，常常是消極的，在他們的筆下，人生就是痛苦，人生就是虛幻，説得嚴重一點，就是頹廢、迷茫、懺悔，但我們生活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痛苦而活著，為了迷茫而活著。畢竟，我們的目的是要跨越這些東西。

    我尊重每一位領導，善待每一位朋友

    記者：處理人際關係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兒，也是一件讓人心煩的事兒，甚至有人提議要把它作為一種“學”去教授。您怎麼看人際關係對人的影響？

    王蒙：人際關係，它可以成很多事兒，也可以壞很多事兒。最要命的首先是人際糾紛，開始也許是正常的不同意見，慢慢就變成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麻煩。人與人的矛盾，似乎比老虎與老虎、狼與狼之間的矛盾衝突更多。現在有一個詞兒叫“對立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人多了容易相互衝撞，這也是事實。其實很多人最怕人際糾紛，一旦陷入人際糾紛就如陷入爛泥塘和大糞池，往往是爬也爬不出來，洗也洗不乾淨，爭也爭不明晰，退也無處可退。然而，怕並不等於自己就可以不與別人發生聯繫，不等於自己可以潔身自好，離污泥而不染。要記住的是，人際關係永遠是雙向的、相互的。你要求人家事事跟著你，你就得事事維護人家。

    記者：處理人際關係時，您有什麼經驗？

    王蒙：不搞小圈子，借一個詞説就是不結盟；其次是不投靠。我的態度是：我尊重每一位領導，但是不投靠；我善待每一位朋友，但是不拉幫結派。

    記者：幾年前，我讀過您的一篇文章《瀟灑》。您説瀟灑是一株樹，是一個放得開又收得攏的姿態，是萬變不離其宗的和諧；前幾天，又讀到您的一篇記念張光年先生的文章，文中您提到了張光年先生的觀點：一個人如果一生中不得罪一個人的話，那活得也太窩囊了。這兩篇文章其實談到的是瀟灑與圓通兩個方面。瀟灑與圓通之間，您是如何把握這個分寸的？

    王蒙：沒有必要得罪的人，你得罪了，就是一件很沒意思的事兒。曾經，我還在工作崗位上的時候，一個同事將調到新的部門去，我就特別提醒過他，我説，你不要自以為是，不要隨隨便便傷害任何一個人。我舉了個例子，我説，如果你傷害了一個炊事員，這個炊事員一輩子會記你的仇，而你卻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在哪一件事情上，這個炊事員會起到重要作用。事情就是這樣。你走在路上，路上的小石頭、小土塊都有它的用武之地，都會發揮它的作用，何況人呢！反過來，張光年先生的話説得也很有豪氣。確實，任何創造對那些墨守成規者來説，都是一種挑戰；任何寬宏大量對那些小肚雞腸的人來説，都是一種得罪。法國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狄德羅也有這麼一段名言，他説：如果我到了一個地方，那個地方的人都説我壞，我會感到一種悲哀、悲涼；如果我到了一個地方，那個地方的所有的人都説我好，那我就沒法活下去了，因為這證明了我是一個偽君子，不是好人。我贊同他的觀點。

    對於可以不得罪的人，你還是儘量別得罪吧。如果買一次東西，你和售貨員吵架；吃一頓飯，你和炊事員吵架；回到家，你和老婆吵架，這活得還有什麼意思呢？

    記者：您認為對待人際關係最好的態度是什麼？

    王蒙：是“忘卻”，歸根結底，叫做與人為善。學人者人恒學之，助人者人恒助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這幾句話是千真萬確的。然而，我想説的是，最好能從根本上忘記人際關係之説。也許，我們會碰到無事生非的人、製造謠言的人、嫉賢妒能的人、偏聽偏信的人，以及各種以權謀私、以勢壓人、陰謀詭計、欺騙虛偽等。但對待關係，我們寧肯失之糊塗、失之疏忽，也不要失之精明、失之算盤太清太細。

    人生，就是生命的一次燃燒

    記者：您有著特殊的、傳奇的人生經歷，可以這麼説，您的人生是經歷過大起大落過程的：您14歲就入了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在京郊勞動改造，以後又到了新疆，而且一呆就是16年，回京以後當了文化部長，卸任後，又經歷了一些事件的危機——從一個作家到勞改犯，從一個右派到文化部長，一個人經歷了那麼多的興衰榮辱、苦難坎坷——對於人生，您應該有比常人更為深刻的體驗和感受吧？

    王蒙：是的，人生就是生命的一次燃燒。它可能發出巨大的熱能，溫暖無數人的心靈；它也可能光熱有限，但有一分熱它就發一分光；而如果受了潮，不但燃燒不好，還會污染環境，這是非常遺憾的。

    我常常回憶我19歲時就決定寫一部長篇小説(即《青春萬歲》)的情景，這是一個決定我今後一生的壯舉。我滿意我的這個決定。一部長篇小説，足以把一個19歲的青年吞噬。結構、語言、人物，這些東西我一想起來就恨不得號啕大哭，恨不得跳樓。但是，向人生挑戰正是我自己的性格。想一想，人一輩子，連真正的痛苦都沒有經歷過，豈不是白活一回。

    連一些外國朋友也問我：在新疆，在那種條件下，生活了16年，為什麼沒有瘋也沒有自殺？他們問我在新疆都做了些什麼？言外之意：那麼長的時間，你的生活將會多麼的痛苦。我半開玩笑地回答：我是在讀維吾爾語的博士後，兩年預科，五年本科，三年碩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後，不是整整16年嗎？我沒有瘋也沒有自殺，這與我的樂觀主義，以及我的從童年和少年時就選擇了革命道路都有關係。

    記者：如果把您的人生劃分為三個階段，即被錯劃右派之前，在新疆的16年，三中全會後您做文化部長，這三個階段當中哪一段對您來説更重要？

    王蒙：現在也算一個階段吧。三個階段也好，四個階段也好，我分不出哪一段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更重要。因為我常常感覺到一個人的少年時代，甚至是童年時代的一些經歷，會對他的世界觀的形成，會對他的性格的形成，包括一些細微的生活習慣的養成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比如，年輕的時候我喜歡唱蘇聯歌曲，現在我仍然喜歡，儘管我對流行歌曲並無偏見，但它仍然取代不了蘇聯歌曲在我心中的位置。再比如，我小的時候家裏窮，沒什麼可吃的，我發現了一種東西特別好吃，據説也很有營養，就是各種豆：豌豆、蠶豆、大蕓豆、紅小豆、扁豆、豇豆、綠豆，就是到了現在，我還是見豆則喜，見豆則忘。至於後來的包括在新疆的那20年左右的勞動、生活，對我來説太重要了。錯劃右派不是一件好事，我無意為錯劃右派唱讚歌。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説，恰恰是在這20年裏，在這樣的逆境中，我的“氣”不那麼盛了，相對來説也謙虛了一些，思考問題的時候也冷靜了一些。應該説是逆境訓練了我自省的習慣——我著急完了，我得想辦法往回找補，我不能就這樣將錯就錯。三中全會以後到現在又是20多年過去了，無論是寫作還是學習，特別是在擔任一些領導職務之後，對於開闊我的眼界，對於我思考問題的廣度、深度、高度，都有了一個非常大的提高。

    記者：是否可以談談您的文化觀點？

    王蒙：我不贊成動不動就把文化挂在嘴邊。但有一個觀點，就是比較文化學的觀點，對於我們來説非常重要。我有幸托三中全會之福，生活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裏，前前後後我去過45個國家訪問，長的呆過五個月，短的呆過三兩天。所以，我相對有條件比較各種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我曾經與一個嫁給中國人的美國女士交談，她説她的中國翁姑，對孫兒最常講的詞是“不要”——“不要爬高！”“不要玩兒水！”“不要動這動那！”“下來，太危險。”而美國家長對孩子最喜歡講的是“Try it!”“Do it !”他們要求孩子的是勇於嘗試、勇於動手。這就是文化的不同。前兩天，我在《德國之聲》的網頁上看到關於朱基總理和施羅德總理乘坐磁懸浮列車的報道。朱總理説：我今天來坐磁懸浮列車，我把我的孫子也帶來了，而且連保險都沒買；施羅德説：今天，這趟車要是出一點兒問題，看我怎麼收拾這兩家公司。據此，德國的記者評論説：你可以從中看出文化傳統的不同。中國是講親情，講孫子，是給德國人戴高帽子，是信任他們的技術；而德國呢，是表示對於一切他們都是嚴格要求的。這就是在比較了之後，才能看到的不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傳統。

    　記者：對於青年們來説，培養什麼樣的人性品格最重要？

    王蒙：光明、明朗，這是最重要的。有了光明的人格，才有光明的人生。有了光明的智慧，才能戰勝各種鬼蜮手段。

    《中國青年》2003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