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第三個新年的鐘聲，毫無預期地被另一種聲音淹沒了。

    　 2002年12月27日，美國好萊塢，身穿低胸黑衣、長髮披肩的法國女科學家布裏吉特布瓦瑟利耶向全世界宣佈：一名克隆女嬰已于前一日通過剖腹産來到世上，她的名字叫“夏娃”，健康狀況良好，將在3天后回到家中。她的生育母親和克隆母親同是一位現年31歲的美國婦女。布瓦瑟利耶沒有透露這名克隆女嬰的出生地點。她表示，將邀請獨立人士進行DNA測試，以證明“夏娃”確實是其母親的克隆産物，並將在“今後8至9天內”公佈有關結果。

    　 布瓦瑟利耶和她所主持的“克隆援助公司”（Clonaid）也因此成了世界明星。2003年1月5日，她再次宣佈，第二名克隆女嬰已在荷蘭某地誕生，還有另外三名克隆嬰兒正處在奔往人世的道路上，將於1月底在世界的某個角落誕生。

    　 1月19日，布瓦瑟利耶又聲稱，世上第3名克隆嬰兒將於第二天在日本出生，克隆這個嬰兒的細胞，來自一名死於車禍的兩歲男童。

    　 克隆嬰兒消息的影響力，大大超過了任何一部好萊塢大製作，幾乎全世界的人都捲入到關於這部“作品”的製作、“品質”與影響的爭論中。

    　 “當年，細菌學家弗萊明宣佈他發現盤尼西林的時候，每個人也都説他瘋了”

    　 布瓦瑟利耶及“克隆援助公司”並不是世界上惟一進行克隆人研究的團體。

    　 早在2001年1月31日，義大利生育學家塞韋裏諾安蒂諾裏就在自己的診所第一次向世界發表聲明：他正在進行克隆人實驗，成功的話，世界上第一個克隆人將於2003年1月降生。

    　 這個生於義大利中南部小鎮的地主的兒子，在1994年，就通過體外受精使一名63歲的高齡婦女懷孕並成功分娩，一時聲名大震，幾乎成為不孕夫婦追隨的偶像。

    　 “但是，僅僅是體外受精並不能幫助我所有的患者”，安蒂諾裏説，“差不多有1億的男子一滴精子也産生不了，基因複製是他們生育後代的惟一途徑。”

    　 由於他對非傳統行為繁殖後代技術的熱衷，安蒂諾裏被安上了“科學狂人”和“克隆瘋子”的帽子。但是，安蒂諾裏對種種非議卻表現得極為冷靜：“每當我想到是在為人類和科學造福的時候，我就很高興。當年，細菌學家弗萊明宣佈他發現盤尼西林的時候，每個人也都説他瘋了。”

    　 與安蒂諾裏和布瓦瑟利耶一起被稱為“克隆三劍客”的，是美國男科研究所所長帕諾斯扎沃斯。作為一名生殖專家，扎沃斯教授是安蒂諾裏的合作夥伴，還是第一位被中華醫藥學會授予榮譽教授稱號的美國人。

    　 2002年5月15日，他在美國國會做了一個關於克隆人和克隆技術的聽證報告。

    　 他説：“作為一位關注不孕夫婦困境的生殖專家和科學家，我試圖發展安全的人類克隆技術，來幫助他們擁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健康的孩子。難道我錯了嗎？”

    　 據扎沃斯介紹：世界上大約10％ 15％的育齡夫婦受到不孕的困擾。其中大約65％的夫婦在尋求醫學幫助後有了自己的孩子。然而那些沒有精子和卵子的夫婦，依然只能接受精子捐贈、卵細胞捐贈，或者是收養孩子。

    　 “做這樣的選擇太難了。許多夫婦非常希望擁有自己的孩子。生殖性克隆技術，是這些夫婦的惟一的選擇。”

    　 與安蒂諾裏和扎沃斯相比，布瓦瑟利耶及其領導的克隆援助公司也許更適合“克隆瘋子”這個稱號。

    　 雷利安教派是克隆援助公司的後盾。現年55歲的雷利安教派主教沃爾隆原是法國的一個編輯。據他説，他在1973年的一次遠足時，遇到了從天而降的飛碟。一個長著大腦袋、肢體纖細、身高只有1.1米的外星人將他邀入飛碟，作了一次長談。外星人告訴他，人類完全錯誤地理解了自己的起源，這全是希伯萊人的過錯，因為他們把《聖經舊約全書》中的Elohim錯譯為上帝，其實那個詞的意思是“天外來客”，正是“天外來客”于2.5萬年前在地球上克隆了人類。那個外星人給沃爾隆起了一個名字———雷爾（Rael），要求他帶領世人走克隆這條神聖之路。

    　 沃爾隆所講述的這段荒唐故事，成為雷利安教的“聖經”。據稱，該教現有教徒近5萬，分佈在84個國家。根據雷利安教“教義”，教徒們死去的時候，將把1平方釐米的額頭骨上交，以便克隆重生。

    　 沃爾隆為了“帶領世人走上克隆之路”，于1997年創建了“克隆援助公司”。2000年，雷爾將公司的管理大權交給了布瓦瑟利耶，後者是物理學和生物化學的雙料博士，在克隆人研究領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在接掌公司帥印後，便將克隆人的實驗帶入實質性的操作階段。

    　 在聖經中，夏娃（Eva）意為“萬眾之母”，是上帝趁亞當熟睡時，取下亞當的肋骨為他造就的配偶。所不同的是，這個尚未與世人見面的“夏娃”的全部生成過程，目前還沒有明確的闡釋和説明。這使得各國科學家紛紛懷疑所謂的“夏娃”是否真有其人，抑或僅僅是為了“妖言惑眾”。

    　 布瓦瑟利耶還向法國《世界報》透露：第二批“克隆計劃”將於2003年付諸實施，將有20多名克隆胚胎被植入人體，其中包括一名自殺的年輕婦女的胚胎。她母親希望從女兒的遺體中取出活細胞，以便再造一個原來的“女兒”。

    　 而據科學家們的推測，除此之外，世界上肯定還有很多科學研究機構在秘密地進行克隆人的研究。克隆人的出現，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們需要越過倫理的領域去討論，因為它首先是一件醫學上的事情”

    　 或許，害怕死亡，希望自己或心愛的人死後，身體的某一部分可能依靠某種形式依然存活在這個世界上，成為人類繁殖後代和追求複製人類的原動力。

    　 據安蒂諾裏提供的資料，在2001年，就有6600對夫婦志願報名參加了他所主持的克隆人的實驗；而克隆援助公司聲稱，夏娃誕生的消息發佈後，已有2000人掛號在冊，希望在今後兩年內完成對自己的克隆，儘管公司對這項服務的報價是每人20萬美元，他們還是樂觀地認為“這個數字將會十倍十倍地增加。”

    　 一位迫切希望擁有自己孩子的不孕婦女曾對扎沃斯説，為了克隆她或她丈夫的孩子，她願意去任何地方，“如果他們現在給我打電話説‘我們將給你提供擁有自己孩子的機會’，我會立即登上飛機”。

    　 64歲的美國人魯道夫威克是紐約一家照明店的老闆，但在業餘時間裏，他是人類克隆基金會的發言人。他説：“當我踏上這個冒險旅程後，便一發不可收地陷了進來。”他打算將自己的條件合適的體細胞儲存起來，以備將來的某一天可以克隆自己。“如果在我死去以前，克隆沒有完成，我的遺産也會繼續支援這項計劃。”

    　 威克是一個同性戀者，很長時間以來，他為不能擁有自己的孩子而感到傷心，隨著年齡越來越大，這種渴望也越來越強烈。他很清楚，克隆出來的“他”將不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他的複製品，但是，他覺得自己會天然地了解這個孩子的秉性：“他可能會喜歡藍色，愛吃中東的飯菜，迷戀古老而浪漫的西班牙音樂。”

    　 當然，他承認，在自己的心底裏，還有一種動機存在：“有一天，我可以指著死亡先生的鼻子説：你或許得到了我，但你並沒有得到我的全部，我以另一種形式繼續生活著。”

    　 這類想法令倫理學家大為惱火。

    　 賓西法尼亞大學的阿瑟卡普蘭説，“克隆並不能夠成就永生。很明顯，那個克隆出來的是另一個人而不是你自己。如果我用槍打死了雙胞胎中的一個，另一個肯定還好好地活蹦亂跳呢，雖然他們是同一個細胞分裂出來的。所以，人們追求永生的途徑不可能通過克隆來完成。”

    　 真正的反對來自宗教團體。

    　 2002年12月28日，教廷發表聲明指出，克隆嬰兒誕生的消息沒有科學依據，並且“已經引起了國際科學界的懷疑和道德譴責”。聲明還稱，宣佈克隆嬰兒誕生的消息“本身是一種殘忍的表現，全不顧及任何倫理道德和人性”。

    　 在穆斯林國家，神職人員批評克隆人類違反自然法則，並會使人類的未來變得混亂無序；而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大法師邁亞勞也發表聲明，堅決反對人工製造生命。

    　 類似的觀念主宰著大部分西方人的思想。《時代》週刊和CNN在2001年做的一項聯合調查表明：有90％的美國民眾認為克隆人是一個“壞主意”，34％的反對者是出於宗教信仰原因，有93％的人承認，即使在克隆技術成熟的情況下，也不會克隆自己。

    　 這其中也有例外。呂貝卡，加利弗尼亞州一位30多歲的婦女，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努力了7年要與丈夫生育一個孩子，一直未果，“幾乎痛苦得快死了”。最後，她還是通過試管嬰兒技術得到了自己的孩子。現在，她早已將克隆技術和自己的信仰融合起來。

    　 “這是聖經裏説的：要繁殖，要多子多孫。”她説，“人們對我説：‘你這是在玩弄上帝’。但是我們並沒有。我們是在利用上帝賜予我們的東西。當你的心臟停止跳動時，醫生對你做什麼呢？他們不得不對你的心臟進行擠壓和按摩，他們是在玩弄上帝嗎？可是他們救了一條人命。同樣，對於克隆人，我們也不過是利用上帝賜予我們的DNA進行另外一種形式的繁殖而已。”

    　 “我們願意為人類送去生命的禮物”，扎沃斯説，“倫理是個不錯的詞兒，但在這件事上，我們需要越過倫理的領域去討論，因為它首先是一件醫學上的事情。”

    　 “沒有人能夠保證對人體進行克隆試驗的安全性”

    　 伊恩威爾姆特，克隆羊“多莉”的製造者，堅定地保持著自己反克隆人觀點，認為現在就克隆人是“不負責任地犯罪”。

    　 雖然多莉誕生至今已經6年了，但是資料顯示，克隆的動物胚胎的死亡率依然很高。有98％的胚胎從沒有發育過，或者出生不久便死掉了。而存活下來的動物的死亡率幾乎是出生前的兩倍，或者是因為某個器官過於龐大，或是有心臟及免疫系統的疾病。

    　 “如果一個克隆兒生下來就被診斷為不能夠存活，我們可不可以像對待一隻羊一樣對他實行安樂死呢？而即使我們不這麼做，他肯定也會不久就死去。”威爾姆特説，“而且，很顯然的一個事實是，如果我們用一個因某種疾病死的孩子的細胞做克隆，那個新生的嬰兒也許也註定要死亡。”

    　 試管嬰兒之父愛德華教授也反對在現行條件下進行人類克隆，但他的觀點有些讓人捉摸不定。試管嬰兒技術的學名叫做：體外受精胚胎移植，英文縮寫為IVF。

    　 “因為現在不安全。”愛德華説。多莉誕生前，接受克隆試驗的277個卵細胞只有29個發育成胚胎，最後只有多莉一個正常出生，其他都是不正常的畸形胎兒。以後在牛、貓、兔子等動物身上做的試驗也都證明了這一點。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人能夠保證對人體進行克隆試驗的安全性。

    　 “而我的觀點是，如果不能夠用一次又一次的動物試驗來證明某種技術的安全性，那就決不應當把它施加於人體。”

    　 然而愛德華和斯特普托從1966年就開始進行IVF技術的研究。直到1977年，也就是路易斯布朗誕生的前一年，經IVF受孕的約80例患者幾乎無一例外地流産了。也正是經過了這些失敗，愛德華和斯特普托才對他們的技術進行了改進。

    　 隨後他們遇到了約翰和萊斯利布朗夫婦。萊斯利因為輸卵管堵塞，9年未育。在進行試驗前，愛德華教授依然對他們表明，手術可能會存在許多問題，比如流産、胎兒不健康等，而改進後的技術只是“盡可能地降低這些風險”。布朗夫婦沒有怨言地接受了，“並願意承擔可能的一切後果”。

    　 路易斯布朗幸運地降生了，4年後，她又多了個IVF妹妹奈米莉。20多年後，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的試管嬰兒已達50萬之多。

    　 對此，扎沃斯表示，人類自然生育的出生缺陷率是3％，如果母親的年齡超過40歲，風險還會明顯增加，採用IVF和其他輔助生殖技術的風險更大。“這生動地表明，為了擁有自己的孩子，許多患者願意承受一定的風險。而生殖性克隆技術的風險，與目前的試管嬰兒和其他輔助生殖技術相比，似乎有可能做到忽略不計。”

    　 實際上，大量的研究已經顯示克隆技術的高成功率。1998年，科學家克隆山羊的成功率為32％，日本在同一年克隆牛的成功率幾乎達到了80％，遠遠超過了多莉誕生時的1／278。

    　 杜克大學醫學中心近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從技術上講，克隆人可能比克隆動物要容易和安全。因為人類具有某種遺傳優勢，嬰兒能夠從父母雙方體內繼承某種控制胚胎發育的基因，但許多非靈長類動物的父母中卻有一方無法將這種基因遺傳給後代。如果這一理論正確，克隆人的出生缺陷會相當低。

    　 美國印第安那州珀杜大學遺傳學教授威廉繆爾對此表示異議：“有些事做起來就是不道德的，比如拿人做試驗。”他説，克隆過程涉及“遺傳代碼的改編。但在牛、豬和老鼠身上，我們不知道它們的表現是否正常，因為我們不能測試它們的智力”。

    　 “那又怎麼樣”，阿拉巴馬大學哲學教授喬治潘斯説：“有很多母親在懷孕的時候照樣抽煙、喝酒，我們知道那同樣對胎兒的健康和智力有很大影響，但我們不是也聽之任之了嗎？還有很多處於嚴重污染地區的孕婦，並沒有因為污染可能對胎兒造成影響而放棄。如果真要以這種原因限制克隆人研究的話，我覺得所有這些情況都應該得到限制。”

    　 反對發展克隆技術的另一理由是，有性繁殖將出現基因的新組合，而克隆技術僅是“複製”生物的遺傳資訊，因而可能終止人類多樣性進化的可能，進而終止人類社會的發展，甚至導致人類自身的毀滅。

    　 對此，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解釋道：基因的重組的確會出現多樣性的變化，但是這種變異可以是正向變異，也可能是逆向變異。所以，生物的進化還有一個重要環節———選擇，即篩選出有利於生存發展的變異。過去，這種選擇是在自然選擇壓力下通過生存競爭實現；而現在通過基因改造，就可以通過克隆技術來促進人類向更有利的方向發展。“所以，這並不會妨礙人類多樣性進化，更不會出現某些聳人聽聞的危言預言的結果。”

    　 “我們做的並不是人的複製，而是基因的複製”

    　 拋開技術層面的問題不説，很多人願意被克隆僅僅是出於好奇，或者不願意經過繁瑣的過程，但仍想享受擁有孩子的樂趣。

    　 37歲的傑克貝克是美國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個市場行銷專家，至今仍快樂地過著單身生活。“我現在已經決定了，不找伴侶，但是我要擁有一個孩子。克隆也許會是最好的選擇。因為我清楚我想要什麼，能得到什麼。”他表示並不想要一個和他一模一樣的孩子，“我們只是基因相同而已。不過，他不是由我的父母撫養，而是由我來照顧。”傑克希望克隆能夠改善他自己，“我有很嚴重的過敏病和哮喘。如果你看到一個長得和你很像的人，卻沒有這些毛病，那會是件很開心的事。”

    　 《時代》週刊在2001年報道這個故事時，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人們能夠接受對一個人克隆一次的話，會不會發生克隆10次、100次的情況？那個時候，人又是什麼？

    　 更多的反對者持有相同的觀點。

    　 美國天主教協會主席大衛貝爾在評價科學與人的價值時説：“每一個胚胎，僅從它的基因組成那一刻起，就是一個人。”他不能夠想像，試驗失敗的胚胎被扔在水槽裏，或者出現那麼多長得一樣的人。

    　 邱仁宗，克隆人的溫和反對者，他是中國人類基因組中心倫理委員會主席。

    　 他説：從社會的角度看，人畢竟不是東西，不能隨意製造，否則生命將不會受到尊重，人們也將不再珍惜生命，而且可能隨意毀壞。對人類的尊嚴不尊重，其實就是人性道德的滑坡，邁出了這一步，就將一直倒退下去。況且，克隆人與真實的人完全不同，我們喜歡一個人，不是喜歡他的基因編碼，而是基因編碼與環境相作用形成的社會人。

    　 清華大學教授趙南元對此嗤之以鼻：“什麼叫人類的尊嚴？所謂的尊嚴，就是擺架子，就是自大，人類對誰去擺架子呢？對宇宙嗎？我還不曾聽説，整個人類有尊嚴這麼一説。尊嚴和價值這些東西，可以任意規定，沒有辦法論證，別國的國旗可能就是你的抹布。”

    　 “我們並不是隨意克隆人。”安蒂諾裏教授説：“我們在對願意被克隆的夫婦進行資格審查的時候，必須問願意成為未來克隆媽媽的婦女幾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她的丈夫是否確實連一滴精子都産生不了？是否真的不喜歡與一個陌生人精子結合的孩子？是否真的願意成為一個帶有她真正愛的男人的基因的嬰兒的媽媽？只有得到肯定的答覆，並經多方調查確證後，我們才能把他們列為願意被克隆的對象，這是因為我們抱著對自己、對別人、對整個社會負責的態度。”

    　 除此之外，對被克隆的夫婦還有其他苛刻條件—————首先，他們必須有相當的知識和社會層次，確保克隆孩子出生後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成長和受教育環境；其次，被克隆的夫婦的思想觀念要先鋒且健康，能夠接受並有勇氣頂住克隆人可能給他們造成的壓力，同時還能幫助克隆孩子將來正確面對社會可能施加的輿論和精神壓力；第三，願意被克隆的夫婦中，妻子的年齡必須在35歲以下。

    　 安蒂諾裏談到克隆人時，格外強調“動機”二字。據他介紹，已被接受列入克隆人計劃的夫婦中，有一對是真情相愛20年、一直想要孩子卻又懷不上的夫婦；另一對夫妻，丈夫的性器官在一次車禍中永遠失去了，但10年來，他們仍然相愛如初！而對於那些想找回自己失去的孩子的父母，“連門兒都沒有”。

    　 更何況，世界上不會有兩個一模一樣的人。

    　 安蒂諾裏覺得這種觀點不可理解，“我們做的並不是人的複製，而是基因的複製。眾所週知，在人的成長過程中，還有很多因素起作用，僅僅由於孕育他的子宮不同，生出來的孩子都不會完全一樣。”

    　 “就算你克隆出個小何祚庥”，何教授依然喜歡用自己做例子，“讓他上一樣的大學，那他還比我小70多歲呢，怎麼會一模一樣？”

    　 趙南元則根本不相信會出現“大量基因相同的人”。從克隆技術的應用來講，主要是為不孕症患者提供輔助生殖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我想不出來，一對夫妻要那麼多長得差不多的孩子有什麼用？倒是人工授精可能一不小心，弄出一大堆同一父親的孩子出來。”

     “如果美國最終通過禁令，那麼1978年世界上第一例試管嬰兒出生時所發生的一切將重演”

    　 大多數科學家並非不贊成對克隆技術的研究，許多人甚至私下表示，在條件和技術允許的情況下，克隆人並非不可。但他們更傾向於治療性克隆。使他們擔心的是，如果夏娃確有其人，各國迅速的立法反應很可能連治療性克隆一起禁止，從而造成醫學科學上的巨大損失。

     治療性克隆技術的理論認為，任何一個人體的胚胎幹細胞，在合適的條件下，都有可能發育成為人體的任何一個器官，包括大腦、肌肉、血液和神經。而如果這一技術真的能夠成熟，這些幹細胞便可成為每個人的器官儲存庫，以便在需要的時候進行器官移植。到那時候，諸如帕金森氏症、糖尿病或者偏癱患者都會受益，而移植器官排斥現象也將得到解決。

    　 多莉羊問世後，各國科學家都在為能夠取得政府在法律上對治療性克隆研究的支援積極地做著努力。

    　 最先做出行動的是一向被國際社會認為“保守”的英國人。

    　 2000年年底，英國下院通過了一項新的法律，規定英國科研機構可以在嚴格審批的程式下，克隆初期的人類胚胎，以便進行治療性克隆的研究。不過，這項新法律還規定，克隆出的這些人體胚胎發育14天后必須被銷毀，克隆嬰兒仍屬違法行為。這項法律使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從法律上允許科研機構進行人體胚胎克隆的國家。

    　 但新法實行沒滿一年，2001年11月15日，英國高級法院又宣佈現有的法律存在漏洞，這一漏洞可能導致英國科學家合法克隆人。在反克隆示威者的一片抗議聲中，英國政府馬上表示會考慮用緊急立法來彌補這個漏洞。這一消息使科學家們極為不滿，擔心新的規定會阻礙正常的醫療研究。

    　 隨後，30多個國家通過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但美國卻沒有緊隨其後。

    　 2001年7月31日，美國總統布希發表聲明，宣佈支援由共和黨議員提出的禁止進行人類克隆研究的提案。這項聲明指出：“聯邦政府支援禁止利用體細胞核轉移技術進行人類克隆的研究”，“堅決反對出於生殖或研究目的進行人類克隆的研究”。聲明中還指出，對克隆技術進展所帶動的、利用細胞或組織進行的治療，聯邦政府表示讚賞，政府同時認為，“這些技術應該用於製造分子、DNA和細胞，而不是人類胚胎、組織、器官和動植物。”

    　 以此聲明為基礎，一項全面禁止克隆人的韋爾登法案于2001年在美國國會眾議院獲得通過。布希這種“有限度地支援幹細胞研究”的態度，引起很多在美科學家的極大不滿，認為這將大大減緩美國在這一技術領域的發展速度。布希政府同時也認識到，如果韋爾登法案真的在國會通過，大批從事幹細胞研究的科學家可能轉向其他國家繼續研究，美國將因此失去一批優秀的科學家，並失去在幹細胞研究領域中的領先地位。因此，在隨後的參議院討論中，這項法律擱淺了。

    　 扎沃斯在2002年5月所做的聽證報告中，對美國眾議院通過全面禁止克隆人實驗的行為發起了攻擊。“幾千年來的人類歷史告訴我們，政府無法約束和控制人類的進步”，“即使這樣的禁令得以通過，它也難以産生效果”。

    　 扎沃斯認為，如果美國最終通過禁令，那麼1978年世界上第一例試管嬰兒出生時所發生的一切將重演。當時美國曾禁止試管嬰兒，但幾年後便發現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然後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拼命追趕那些在該項技術上已經領先的其他國家。

    　 科學家們普遍認為，從技術上講，治療性克隆比生殖性克隆更難，雖然前者的價值可能更大。生殖性克隆只要讓克隆出的胚胎繼續發育就可以完成了，而克隆人體器官，則必須對人的發育過程有詳盡的了解，知道器官是如何“長”出來的，這還不夠，科學家還必須知道如何控制發育過程，如何決定什麼能夠生長，什麼不能生長。

    　 從這一點來看，生殖性克隆似乎反倒應該比治療性克隆更早地與公眾見面。

    　 2003年1月2日，美國《經濟學家》雜誌發表文章指出：像多數美國人期望的那樣，禁止一切包括治療性與生殖性的人體克隆研究，肯定是個錯誤。如果夏娃被證實是一名克隆嬰兒，那麼這項技術也許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可怕。而政府立法的目的，是要保證這項研究真的是由那些十分了解它的科學家們進行的，而不是一知半解的二把刀。

    　 “就像我們針對毒品所做的努力一樣，僅僅在供應上一刀切並不能夠阻斷需求，那些絕望的不孕夫妻仍然會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一個結果。惟一可以減緩這種渴望的可能，恰恰是給予這些人希望，公開地討論生殖性克隆中母親和孩子可能遇到的風險，向公眾解釋這是一項正緩慢發展的技術，但目前並不十分安全。惟其這樣，人們才可能停下來等待。”

    　 當年一些試管嬰兒的批評者今天已經成了“試管嬰兒先驅”

    　 除去一部分人出於宗教信仰對克隆技術天然排斥之外，多數人在聽到這一消息後的反應可能僅僅是———不安。似乎科學技術把公眾引進了一片原始森林，沒有前進的道路，也沒有後退的道路。

    　 倫理學家卡普蘭生動地描述了人們對這一技術的感覺：“克隆就像一塊正朝我們飛來的魔毯，而飛行員也許是個狂徒———這讓人們感覺恐慌和不安。”

    　 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眾多的克隆實驗都是在秘密情況下進行的。

    　 “在科學家告訴公眾的與他們在自己的小圈子討論的內容之間，存在著一條巨大的鴻溝。”英國生殖學家帕特裏克迪克松説。“基因技術一直製造了這麼多的麻煩，科學家們都變得謹小慎微，害怕一旦把他們的實驗結果告訴公眾後，會帶來不可預知的反應。”

    　 人們對新技術的態度也在隨著時間發生改變。20年前，心臟移植手術被認為是十分可怕的；當愛德華和斯特普托博士提出試管嬰兒的設想時，無數的記者、議員、法官、科學家和醫生批評他們，指責的語言和我們今天所聽到的完全一樣，諸如“忽視生命的聖潔”、“嬰兒出生缺陷無法避免”等；然而心臟移植和試管嬰兒在今天變得十分普通。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一些試管嬰兒的批評者今天已經成了“試管嬰兒先驅”，這種他們曾鄙夷的技術，已成為他們謀生的手段。

    　 許多科學家和醫學工作者私下裏承認，他們並不認為通過克隆技術使不孕的夫婦擁有孩子有什麼不妥，甚至他們自己都會願意提供這種服務，但他們不願意現在就對公眾表明這一觀點。他們所期待的，是少數工作者承擔“先驅”的任務，直到這種觀念和技術被大眾所接受。

    　 也許，當人們看到夏娃是一個長著10個手指頭和10個腳趾頭的正常孩子時，便會大松一口氣。

    　 當然，也有人認為，如果夏娃被發現是一個有生理缺陷的孩子，克隆技術在今後的100年裏都會成為“禁區”。

    　 無論如何，在支援者眼裏，克隆技術遠遠比原子彈的研究更有價值，那是一項花費了巨大精力和財力的項目，但其目的似乎只是為了讓全人類滅亡。

    　 但是，大多數支援者都對人類的理智表示樂觀：氫彈是比原子彈威力更大的殺人武器，但從發明至今從未在戰爭中使用過。他們相信，人類終究是要利用科技的進步來為人類自身的發展謀求福利的。

    《中國青年報》200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