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眼人都看到，在浮躁的時代，文學藝術容易走下坡路。許多作家藝術家限于物利的追求，迫於難以超越自我，不得不在藝術手段和藝術形式上反覆複製，賺取世俗名利與好處。這似乎可以理解。畢竟藝術本質、思想內容的突破是困難的，而藝術手段和形式的花樣翻新卻是容易的。

    然而有個人，似乎不安於這種被動的生存狀態，在自身藝術行當回天乏術的情況下（這遠非他個人努力能挽救的局面），轉而向其他姐妹藝術領域不斷地謀求突圍。最後他出人意料地把自己定位在一個“矛盾點”上：既是現代物質的最貧困縣，又是中國古代文化燦爛的發祥地之一——安徽蒙城縣（蒙城是莊子的出生地，鄰縣的渦陽則是老子的故里）。這個人就是：著名的相聲演員牛群。

    許多人對牛群的選擇不理解。有指責他不務正業、舍本逐末的；有痛惜中國多了一個“牛副縣長”，卻少了一個天才的相聲演員的——包括與他合作過的著名編導崔硯君也認為他在“瞎折騰”，是得不償失。

    　我想説的是這些人看問題表像化簡單化了。沒有深悟到牛群此舉其實是一個重要的“信號”、一場“浪漫的實驗”。它表達和反映了中國部分文化人再不滿足與當代社會——特別是大眾的隔離狀，渴望將一種人文精神自覺地化為自己的道德實踐的勇氣和志向。

    只要看看牛群在蒙城幹的那一樁樁善舉，一個個扶貧濟弱的項目，我想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會沉默——起碼不會再隨意妄然地説什麼：“牛群説相聲的價值高於當副縣長的價值”——既然牛群沒有指責干涉別人的人生選擇，別人也應當無權對他濫加訾議。

    牛群的最可貴處，或者説他的大智大勇處，就在他不願重復自己、避難就輕地活著。他意識到，在中國目前相聲相對不景氣的情況下，一個藝術家、一個相聲演員，與其説一些無關痛癢的話，表演一些平庸無聊、搞笑逗樂的相聲段子，莫如用身體力行的行動對社會和人民更有用更直接些。他珍惜自己的名聲，但他更看重德藝雙馨的“德”字。他要把人民給予的名聲還給人民——借助人民給予的名聲來為民謀福利——尤其為最底層最無助的農民兄弟謀實事。

    如果説牛群最初的選擇還多少帶有感性和盲目性，還只是為了尋找一種“藝術突破口”的話，那麼後期，當他與蒙城的父老和特困的學生建立了真摯的感情後所採取的一系列極端行動：捐出全部的資産，將戶口從北京遷至蒙城農村……已經不是常規意義上的人生選擇，而升格為一種理性的自我挑戰自我超越的行為了。

    這種自覺性、極致性、無情給自己斷絕後路的作法，一般只會出現在那些大作家大藝術家的身上：如托爾斯泰臨終前的出走，弘一大師中年時的出家，克爾凱郭爾在走向上帝時痛苦地與戀人訣別……而今，類似的作法竟然會出現在一個中國相聲演員的身上！以我的直覺，大凡這類不給自己留後路，向絕對走去的“超人們”，往往都會做出讓人吃驚的舉動和成就——以他們這些具有超常能量的人，我認為最聰明的做法是不急於發表評論，讓時間和事實本身説話。

    真的，在中國的現階段，多麼需要牛群式的憂國憂民的“敢死隊員”啊——不僅用話語權力藝術權力、更用個人的人格力量、道德實踐去真實地面對現實，關注蒼生！中國並不缺乏一些個單向度、平面化的所謂“純粹的作家藝術家””，缺乏的是像牛群這樣的不僅用外在化的藝術表達形式，更用全個兒充滿激情的生命去貼近人民，體驗民眾疾苦，敢於將自己的人生推向極致的作家和藝術家——這樣的人有可能成為真正的大藝術家——人生的大藝術家！也正因此，一代文學大師孫犁在彌留之際才發出“文為次，行為主”的呼聲。

    《光明日報》2003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