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浪漫主義年代，財富被一致認為是導致大家庭分裂的妖孽，必滅之而後快。而務實的新舵手深知民眾在期待什麼，高瞻遠矚地把手一揮"富起來！"，於是10億人民開始了新財富路上的長征。那幾個北大生物系的學生哥一聲"小平您好！"更代表了中國新一代先富者們的心聲。有理由相信，在先富者們心底"小平您好！"的標語已被打出千萬次。他們著實明白：趕上好時候啦。

    社會結構隨之發生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群體分化運動。一個家庭在分化，一個班級在裂變，城市間拉開了距離。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正在接受這種分化。相對過往“只有身份不同，沒有財富”的社會結構，這場分化運動是劃時代的。

    告別了一個漫長的身份不明的"前史階段"以後，新興階層在經歷了如同孫行者的七十二般變化，從原體制內身份變幻出諸多花樣：經理人、私營企業主、民營企業家、仲介服務者、專業技術人員。在一個板塊結構中，引起變化的端倪常常由一些"能動因子"開始，進而引發全局的改觀。新興階層的一舉一動無不成為傳媒及社會各界注目的熱點。他們不自覺地影響了事態發展的整個進程。

    新興階層們的清明上河圖

    從原來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派生出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人士等新興階層。新的黨章意味著共産黨也是這類階層先進部分的代表，並允許其成為黨的一部分。一個社會的進步，是從催生新興階層併為其提供上升空間開始的。

    榜樣總是跑在最前端。在尋求新榜樣的努力中，人們將所有美好的標簽都貼到了民營科技企業家、以及被冠以"知識精英"之名的海歸派身上。新的體制環境對他們寵愛有加，他們成了官員推寵的座上賓，傳媒報道的寵兒。如果説台灣高科技的經驗是緣起于新竹的那3000個歸國留學生，那麼我們也有理由將所有光環都加到民營科技企業家和海歸們頭上。

    當然，並非所有新興階層都能享有如此炫目的光環。比如私營企業主，因涉及"雇傭"和"剝削"之嫌，他們寧願自稱"民營企業家"以避之，儘管工商登記中從未有"民營企業"這一類別。更有一種説法是私營企業主大多是"一屁股屎"，或至少其第一桶金是不太乾淨的。與其財富匹配的社會責任感問題、納稅問題屢被提及。稅務人員更是按福布斯中國財富榜"去查查這些人有沒有交稅！"

    儘管在官方文本中，私營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在於解決勞動就業和創造社會財富，也沒人再提"剝削"一詞(事實上"資本"已正式被十六大確認為非勞動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儘管私營企業家入黨也不再是國際玩笑，可現實是，新興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缺乏職業倫理，尤其是在傳統倫理被文革掃蕩得一乾二淨之後。

    而經理人階層面臨的困惑是其巨大的內部差異性。你很難説不同所有制的經理人是站在一個立場上説話。就上市公司經理而言，年薪就從幾萬到幾千萬不等。當選十六大代表的張瑞敏説海爾集團沒有他個人一分錢股份。記得張那個二千多年前的老鄉孔夫子曾比喻，如果有人不去領救贖魯國奴隸的獎金，就無異於堵死了這些奴隸的歸國之途。拿股份的柳傳志不會被等同於舊時的資本家。電信巨人諾基亞背負著北歐小國芬蘭的國籍走遍全球，如果中國也培養出這般跨國型的"大兒子"，誰還會計較它是國營民營、公有私有呢？誰還質疑它的老闆所代表的先進性呢？

    進入新興階層中的知識分子陣營，所經歷的分化最大。技術派選擇了研究機構或乾脆自己下海創業。公司派投靠了各類公司成為高薪打工族。人文派則留在學術機構或作民間評論員。其中兼具技術派和公司派雙重資源優勢的所謂白領已成為商家熱衷的身份標簽。白領們所推崇的消費主義常被指缺少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而普世主義或全球主義更被指缺少強烈的民族熱忱。在更低年齡層面上，這類爭論在"小資"與"憤青"之間正如火如荼地展開。

    從原罪到寬容

    一幅深圳CLD(與CBD配套之高檔住宅區)房地産廣告公開叫賣，在一座每個打工仔都夢想成為總經理或董事長的城市，人們安然接受這種叫賣。但就全國而言，"財富"並不被安然享受，而更像一個燙手山芋。與初期暴發戶相比，新富者的舉止更為收斂和低調。不會再有類似幾十萬元一桌"黃金宴"一擲千金的氣派，新富者身影悄然隱沒在度假村、別墅和私人俱樂部的闌珊燈火之中。

    "富人"，在這個名詞中似乎永遠帶著原罪胎記。新一代富人的財富合法性屢惹爭議。隨著上榜富豪紛紛落馬，打榜的英國的註冊會計師胡潤成了"蕭何"。胡的一個動因據稱是發現中國《辭海》中根本沒有"企業家"一詞。胡的這個榜打亂了新富者們致富的節奏--仿佛是一個演員在未做好準備動作之前，就突然被置於聚光燈之下。上榜者終於發現這個遊戲越變越不好玩了。史迪夫福布斯則稱："富豪榜將起到推進法制建設、推進私人企業公開化、透明化的作用。"富豪榜體現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本質與變化，因而，由胡引起的爭議比胡的排行榜更有價值。

    衡量一個階層的社會地位，僅財富一項是不夠的，還有附著其上的權力和聲望。與富人的財富相比，其權力和聲望嚴重不匹配。富人及其追隨者成了嘲笑的對象。頗懂掐脈的小説家王朔一語道破其熱門電視連續劇的秘密：永遠不要同情有錢人。然而，相對將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的"文革"作派，馮小剛們的冷嘲熱諷已然溫和許多。人們在影片《大腕》中看到了嘲諷中帶著羨慕，馮小剛們因對時代脈搏拿揑得很準而一炮走紅。市場的穴位在於時代需要嘲諷作為一副調節劑。在目標定位群為富豪追隨者的白領或中産們的嘲笑聲中，人們的心理得到了些許平衡。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嘲諷是良性的，甚至是善意的，大家在哈哈一笑中消解了敵意。這多少沖淡了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血腥味兒。誰不想富呢？崔健和羅大佑的熱衷者們一邊聽懷舊的憤怒小曲，一邊摸著日漸隆起的肚腩和錢包自問：還"一無所有"嗎？

    步入上行社會

    對富人的寬容，使消費主義成為炙手可熱的時尚，這些均可看成是這個時代進步的標誌。我們的社會正從吵吵鬧鬧中走向寬容。對社會階層化的接受即是明證。社會階層化為社會有秩序進步提供基礎，一個適合現代化的社會階層雛形在中國已經形成。社會階層結構的公平性就是對所有身份不存歧視，並形成強有力監督機制。這要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間相互協商、合作、妥協和制衡。每個領域都將有意見領袖為其代言。

    在一個上行社會中，人們安然分享社會進步所帶來的紅利。社會結構的開放性建立在公平性原則基礎之上，即每個人都有公平的上行機會和通道。人人都有上升空間，而不必像上世紀六十年代那樣像防賊般防別人致富。中國人為何仇富？因為太多人因特權而大富，數千年來都是如此，5000年文明就是一部死迴圈歷史。汝之所獲即我之所失，汝之所失即我之所獲。只要無公正，所謂繁榮，只不過是另一次崩潰的開始。拉美的悖論是，財富的增值屢屢被經濟或社會動蕩所抵銷。有人不無揶揄地評價，那是因為他們出産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太多了。一個社會只有社會結構現代化了才是真正的現代化，只有如此才能提供一種"回不去"的機制，換句話説，新生階層的崛起是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的核心部分，中間階層的壯大是一個社會現代化的標誌。

    在新一輪奔富大合唱中，市場是教練，而新生階層無疑是領唱者。在新的清明上河圖上，他們是迎接全球化的第一方陣，中國的致富大軍將以此雁行方陣前行。正如胡潤所言;這是一個呼喚財富英雄的時代。"

    《新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