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畫在紙上的夢，對一個肆意做夢的人來説，把夢的種子植在現實水泥地的縫隙間，讓它日復一日頑強地生長，這是一種幸福，也是一種無從逃離的處境。

    最先知道吳晨駿這個人，是通過詩歌，從各類文學刊物上知道他是一個詩人。至於他從何時開始寫的小説，我了解得不是很清楚，但他那些敘述小人物的感人故事還是抓住了我。

    從喜歡他的藝術性很強的小説那天開始，我逐漸開始敬重這個人，為了寫作，他辭去了一份薪水不薄的公職，把自己像一頭困獸關在一間出租房裏，失去了所有的生活保險，甚至連最基本的生活來源都成問題，這將需要多麼大的毅力與勇氣啊！

    前年，我有一個腰纏萬貫的朋友，突然間好像中了魔一樣，他捨棄了生意，跑到鄉下拾起了早年的文學夢，寫起了小説來，當時我聽説他的乖張舉止後，還一個勁兒給他打氣，並以吳晨駿的事跡作為激勵藍本。萬萬想不到的是，不到半年光景，我這位立志做作家的朋友就屁顛顛跑回了熙熙攘攘的城市，繼續做起了他的紅火生意，問起個中原故，他只是搖著頭説：“苦啊，太寂寞了。”由此而聯想到吳晨駿的寫作生活，他不僅要忍受日復一日的孤獨，而且使人脆弱的貧困也在折磨著他。

    吳晨駿的朋友們曾把他的木訥、不善言辭比喻成天才的行為，然而當我看完他的最新短篇小説集《柔軟的心》後，我寧願相信他是一名處在孤獨與貧困的夾縫間的夢遊者，他以一系列如夢如幻、似真似假的夢魘般的作品，向我們重現了一個以卡夫卡、愛倫坡、殘雪為代表的藝術世界，一個個奇異而荒誕的情節，一種種夢境般的場景，深刻地揭示出我們的真實的生存困境。

    從自身的生活體驗出發，吳晨駿啟動了一場使人焦慮與顫抖的夢魘，《柔軟的心》這篇小説從頭至尾都在敘述一種令人窒息的死亡，朋友綠霧和徐福生前活在無聲無息中，沒有人關心他們，其存在本身就是一個荒謬的符號，“他要獲得你的尊敬，就唯有死了？”一個女人説出了存在的答案。《闖入者》則再現了一個物化日深的社會環境對人的壓迫，李強是一個熱愛藝術與詩歌的稅務工作人員，最終因為不甘墮落而放棄了工作，把全副精力投入到詩歌寫作上，像他這樣孤獨無援的人卻被世人視為瘋子，作者對李強入住精神病醫院的那段描寫十分精彩，有入木三分之力。《追》以變形的手法敘述了一個現實與夢魘交織的故事，我與夥伴們都在逃避一個手拿電鋸者的追殺，但驚慌失措的我們從未看到過殺手，也不知道殺手是誰？這正如現實生活中的人們，面對日益冷漠與糟糕的物化世界，無時不刻不感到一種焦慮，但又不知為什麼而惴惴不安？！

    短篇小説是門藝術，有它自身的規則與界限，不僅要求作品呈現出“必要的簡短與限制”，而且需要作者具有良好的語言感覺與嫺熟的結構能力，可以説吳晨駿的作品恰恰體現了這些可貴的才能。米蘭昆德拉在《小説的藝術》中認為，對小説家而言，存在三種可能：“他敘述一個故事；他描述一個故事；他思考一個故事。”從講故事的方法來説，收入《柔軟的心》集子中的其他作品，譬如《可疑的變化》、《花神廟》、《長工》等都可歸入“思考一個故事”的範疇裏，雖然其思考的深度與廣度有所欠缺，但這絲毫損壞不了吳晨駿小説的藝術價值與個性。

    文學是畫在紙上的夢，對一個肆意做夢的人來説，把夢的種子植在現實水泥地的縫隙間，讓它日復一日頑強地生長，這是一種幸福，也是一種無從逃離的處境。

     《南方都市報》 2003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