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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20歲那年來到北京，在這裡度過之後的66年
尋訪沈從文先生京城舊跡的日子，北京一直下著雪。據説這場雪百年不遇。
28日，沈從文先生100歲了。
他在20歲那年來到北京，在這裡度過之後的66年。
■楊梅竹斜街61號1922年
沈從文先生在北京的故事，從前門外楊梅竹斜街61號講起。
1922年時，這裡是由清代湘西人出資建立的湖南酉西會館。那一年，20歲的沈從文在接觸新文學後滿懷憧憬獨闖京城，因與會館管事有點遠房表親關係，得以不花租金入住於此，自學並開始文學創作。
今人印象中有關酉西會館和沈從文的舊事，大多源自黃永玉的散文《太陽下的風景》。在那裏面，“鬱達夫到酉西會館看望沈從文”的故事被記錄得細節豐沛：
從文表叔據説就住在城裏的湖南酉西會館的一間十分潮濕常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間裏，到冬天，那當然是更加涼快透頂的了。下著大雪，沒有爐子，身上只兩件夾衣，正用舊棉絮裹住雙腿，雙手發腫，流著鼻血在寫他的小説。
敲門進來的是一位清瘦個子而穿著不十分講究的、下巴略尖而瞇縫著眼睛的中年人。
“找誰？”
“請問，沈從文先生住在哪？”“我就是。” “哎呀……你就是沈從文……你原來這麼小。……我是鬱達夫，我看過你的文章，好好地寫下去……我還會再來看你。……”聽到公寓大廚房炒菜打鍋邊，知道快開飯了。“你可吃飽飯？”“不。”
邀去吃了頓飯，內有蔥炒羊肉片，結賬時，一共約一元七角多，飯後兩人又回到那個小小住處談談。
鬱達夫走了，留下他的一條淡灰色羊毛圍巾和吃飯後五元鈔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幾分錢。表叔俯在桌上哭了起來。
但沈從文先生次子沈虎雛先生告訴記者，這次見面雖確有其事，但是被錯記了地點，它應該是在第二年沈從文住西單附近某小公寓期間發生的事，“小小窄而霉齋”也是從西單開始成為沈從文歷屆書房的雅稱。
住楊梅竹斜街的半年，沈從文其實更大的收穫是在文物方面並陶醉其中。1980年11月7日，沈從文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演時對此有異常如下描述：
出門向西走十五分鐘，就可到達中國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十分著名的琉璃廠。那裏除了兩條十字形街，兩旁有幾十家大小古董店，小衚同裏還有更多不標店名、分門別類包羅萬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個中國文化博物館的模樣。
向東走約二十分鐘，即可到前門大街，當時北京的繁華鬧市，一切還保留明清六百年市容規模。各個舖子門前櫃檯大都各具特徵，金碧輝煌，斑駁陸離，令人炫目……
而今上網查“酉西會館”，它位列“宣武區文物保護單位”名冊，被註明“破損，現為民居”。昔日大柵欄地區的文博盛景也只能勉強用電影畫面去想像一二了。
■午門1948年至1959年
1959年之前，歷史博物館的位置在現在的午門。
據歷史博物館老人史樹青介紹，當時城樓上是陳列室和庫房，樓下兩溜平房（即舊日大臣們候朝的東西朝房）是辦公室，有時也做陳列室用。
沈從文先生1948年開始到歷史博物館（正式辦手續是1951年），至此開始他在歷博的30年生涯。
每天“天不亮即出門，在北新橋買個烤白薯暖手，坐電車到天安門時，門還不開，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了門再進去。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這是沈從文筆下自己的上下班路途（1952年3月起他租住在北新橋大頭條11號，即現在的交道口北頭條衚同60號）。
在老同事楊文和的記憶中，午門城樓上的沈從文是個性情溫和然而比較消沉、不開心的人，“那時候我管庫房，沈先生做文物編目，常常一進庫房就是半天”，這樣的時候楊文和總是遠遠地看著他，“那時候我是年輕小夥子，琉璃廠學徒出身進的歷史博物館，跟沈先生這樣的大教授也沒有很多話，只是心裏很尊敬他”。
關於在歷史博物館早幾年的工作情形，沈從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發出的信中這樣寫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為熟悉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的説笑聲，我似乎和夢裏一樣。生活浮在這類不相干的笑語中，越説越遠。”
12月24日上午北京雪後初晴，記者絕望地站在午門前望著大風一陣陣捲起城樓上的積雪。由於始終得不到有關方面的許可，記者最終沒能有機會登上午門城樓，看一看沈從文當年熱心地給觀眾們做講解的地方，眺望一下他當年在城樓上曾看到的風景：“關門時，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明白我生命實完全的單獨……因為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
而今位於午門與端門之間東西兩溜平房，部分駐紮國旗班戰士之外，一律熱熱鬧鬧地做著“5元展室”，“清代太監生活展”、“中國明清皇帝后妃展”、“中國古代刑具刑罰展”……50年前，這裡也曾是文物展室，20多歲的志願軍戰士王予予自戰地歸來到這裡看展覽，碰巧解説員是沈從文先生，沈先生熱情地上前為他一個人反覆講解，結果展覽一看看了一個星期，王予予從此成為沈從文終身的助手，並且成為中科院歷史所從事絲織品保護成績卓著的專家。
■歷史博物館大樓1959年至1978年
1959年曆史博物館遷入位於天安門東側的灰色大樓中。
沈從文先生在這裡擁有自己一間辦公室，壓抑的心情也比初到之時有了緩解。“歷史博物館建成以後，由於挨著大會堂、天安門，公安部門曾來館裏審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員強行調離出去，而沈先生留下來了，説明當時他在政治上還是較受信任的。”原歷史博物館副館長陳喬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特別強調。
12月24日，記者來到歷史博物館，眼前一切都早已不是當年的樣子，接待記者採訪的馬旭先生再熱心也指不出哪是當年沈先生的辦公室，沈先生當年用過的辦公桌更是無從尋覓。據説作家張承志曾經跟人提起，他1975年從北大考古係分到歷史博物館，坐的就是沈從文用過的桌子，那張又舊又沉的桌子他摩挲良久，心中感慨萬千。
“文革”開始後，在這裡，沈從文跟陳喬、史樹青他們一起被關進牛棚，“黑幫”們挨批挨鬥之餘的工作是掃廁所。60多歲的沈從文先生有時發呆地看著天安門人來人往，然後回過頭對史樹青説：“我去擦廁所上面的玻璃。”黃永玉則在1998年一次名為《平常的沈從文》的發言中提到：“他説他每天在天安門歷史博物館掃女廁所，‘這是造反派領導、革命小將對我的信任，雖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後，沈從文被人問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只是説：“我沒有我的朋友受的衝擊大，我只是要打掃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裏不是也要打掃嗎？”
記者專程去看辦公區女廁所，甚至伸手摸摸墻，試圖判斷那是否仍是30多年前的瓷磚。
1970年沈從文先生去了湖北咸寧幹校。1971年在那裏大病一場，幾乎死掉，可病好後他還寫了一封長信寄回館裏，詳述“關於中國通史陳列的修改建議”，“説得可細了，細到每一個展櫃怎麼擺。我們看了都掉淚，怎麼還會有他這樣的人呢？”李之檀老人正在主持《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一書的編寫，12月25日曆博紀念沈從文誕辰100週年座談會也是由他提議舉行的。12月19日下午記者在他家採訪時，看到沈先生當年那篇“修改建議”被他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謄寫在稿紙上，旁邊註明是4萬餘字，“這還只是收上來的部分，有些部分已經收不回來了。”那天採訪，69歲的李之檀老人捧著自己一份共計4萬多字的手稿一頁頁給記者講了3個多小時，一再地説：“宣傳沈先生好啊，那麼可愛的一個人。”“別人説我是沈先生的學生，可我不敢，我覺得我還不夠好。”
■東堂子衚同51號1953年至1980年
1953年，沈從文先生一家搬入東堂子衚同51號，是歷史博物館宿舍，後院靠東頭的北房三間，“朝南都是窗子，臥室北窗有一棵棗樹橫著，映著藍天。”
黃永玉記錄下了東堂子衚同51號最好的一段時光：
從文表叔滿屋滿床的畫冊書本，並以大字報的形式把參考用的紙條條和畫頁都粘在墻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口囉嗦的客人的馬拉松式的訪問，仿佛深怕他們告辭。
在從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潛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們相互間的關係溫存得很，親切地談著話，吃著客人帶來的糖食。印象較深的是巴老伯（家裏總那麼稱呼巴金先生），他帶了一包雞蛋糕來，兩個老人面對面坐著吃這些東西，缺了牙的腮幫動得很滑稽，一面低聲地品評這東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時候才能來北京一次，看這位在文學上早已斂羽的老朋友。
然而這一切很快隨著“文化大革命”開始而結束了。
在東堂子衚同51號，沈從文的家總共被抄了8次。其中兩次是大兒子學校來人，目標是家裏的那些唱片，抄家人還專程帶來了學校的英語老師，將唱片一一過目，最終確定沒有問題才作罷。
另外幾次卻沒這麼容易過關。12月24日上午記者在東堂子衚同採訪時敲開了鄰居李先生的門。56歲的李先生在這個院子住了40多年，他曾親眼看見造反派一腳就把沈從文踢了一個跟頭。“沈先生多好的人啊，就知道看書。我這裡還有他送我的書呢。”李先生從書架上翻出來的書書頁都已變脆發黃，其中一本《魯迅全集》第九卷扉頁上還蓋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書館”的藍色印章，一本史達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上有“張兆和”字跡娟秀的簽名。
1972年沈從文先生從幹校回到北京，原來的三間房被強佔去兩間，一生幾十年收藏的心愛的書、傢具，滿堆在院子裏任人踐踏，日曬雨淋。“沈先生説：硬木傢具放在外面就毀了，你們要用就用吧。”書和傢具都送人，朋友們誰需要就來拿走。搞梅蘭芳研究的徐城北先生當年還曾來挑了書帶走。剩下的黃永玉的夫人幫忙張羅著7分錢一斤處理掉。
那之後沈先生就一個人住在原來保姆住的小間裏，日以繼夜地寫他的服飾史和其他一些專題性文章。“他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要把自己腦袋裏知道的東西留給後人，好讓年輕人少走彎路。上世紀70年代大家都是在‘文化革命’嘛，都閒在那兒。只有他拼了命地寫，他覺得自己可能活的時間不長了，要知道他就是因為心臟病太厲害才能回北京的。他生存能力特別強，70歲的人，就在那間小房子裏頭日夜不停地工作。院子裏的老大媽們看他燈老亮著，就害怕他突然死掉，不時要去張望張望。早上聽見沒動靜就去敲他的窗戶玻璃，一聽裏面有聲音才放心。”説這話的是沈先生二兒子沈虎雛的夫人。
在東堂子衚同51號院，記者看到沈先生原來住的房子已經被現在的住戶往外又搭出了一塊，當年看顧沈先生的老大媽們敲過的窗戶已經被封在新的鋁合金門窗裏，原來沈先生房檐下夠他放一個兩用爐的臺階也看不見了。房屋被擠佔之後沈先生成了院子唯一沒有廚房的人家，他就每天用放在臺階上的兩用爐熱一些簡單的飯菜，有時候天冷他也用它熱臉盆裏的水，常常看著看著書就忘了，直到裏面的毛巾糊了才想起來，所以他有一個詞兒叫“紅燒毛巾”。
■小羊宜賓衚同5號1973年至1980年
半年後，張兆和回到北京，她所在的單位在兩裏地外的小羊宜賓衚同為他們分了一間房。黃永玉用他的筆如此記錄沈從文先生其後的生活場景：
於是，表叔嬸一家就有了一塊“飛地”了，像以前的東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一樣。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五點鐘，認識這位“飛地”總督的人，都有機會見到他提著一個南方的帶蓋的竹籃子，興衝衝地到他的另一個“飛地”去。他必須到嬸嬸那邊去吃晚飯，並把明早和中午的兩餐飯帶回去。
冬天尚可，夏天天氣熱，他屋子特別悶熱，帶回去的兩頓飯很容易變餿的。我們擔心他吃了會害病。他説：
“我有辦法！我先吃兩片消炎片。”
鄰居李先生也記得當年沈從文先生來回于兩處的情景：“他老拎著個包，包上有個卡片註明姓名、地址，準備著萬一他倒在路上別人可以把他送回家。”
12月24日那天記者試著從東堂子衚同一路向東走到小羊宜賓衚同。雪後大風的日子，東堂子衚同的空氣有一種清冽的美。
當年，沈從文和黃永玉，都在受著衝擊的叔侄倆，曾經在這條衚同裏有過一次迎面相遇，“他看到我，他裝著沒看到我，我們擦身而過，這一瞬間，他頭都不歪地説了4個字：‘要從容啊！’他是我的親人，是我的骨肉長輩，我們卻不敢停下來敘敘別情，交換交換痛苦；不能拉拉手，擁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場。”印象中黃永玉很少這樣用文字寫痛苦，他説過：“生活變化多端，有一個規律常常使我産生信仰似的尊敬。那就是真正的痛苦是説不出口的，且往往不願説。”
在小羊宜賓衚同和大羊宜賓衚同交界處有一處公共廁所，記者不知道這是不是黃永玉文章裏曾經提過的那一個：“有一次，我跟他從東城羊宜賓衚同走過，公共廁所裏有人一邊上廁所一邊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説：‘你聽，弦歌之聲不絕於耳！’”
走過當年沈從文先生每天拎著飯籃子需要走的路，單程，記者用了15分鐘。有點風，地上有些積雪，因為施工繞了一點點路，可是想想記者尚不及當年沈先生一半的年齡，這樣的試驗怕是沒有什麼意義。
小羊宜賓衚同5號已經沒有了，原址聳著一幢16層黃色高樓。時間尚是早晨的衚同裏飄滿早點的香氣，記者想：這條衚同裏怕是不會再有第二個人了解，當年一個古稀老人曾為一日三餐進行過怎樣的跋涉吧？
■崇文門東大街社科院宿舍1980年至1988年
1978年沈從文到了社科院歷史研究所。1968年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我為什麼不離開歷史研究所》。然而10年後，他還是離開了。
1980年之後，他先後住過兩處位於崇文門大街的社科院宿捨得房子。
第一處在崇文門東交民巷口上，新僑飯店隔壁新建的宿舍樓五樓，“其實也不大，只不過朝南一間，朝北一間加小廚房、廁所而已，但是先生已十分高興，暑假我去看望，先生笑容可掬地説：這下好了，我買了四個書櫥，這下可以擺書了……”如此回憶，讓身為沈從文學生的鄧雲鄉百感交集。
1983年，沈從文先生開始身患重病，腦血栓已經使他右邊的肢體麻痹。從那時起，他幾乎是足不出戶。
中央工藝美院教授、75歲的服飾專家黃能馥是沈從文的學生，他的妻子是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我國絲綢織繡專家、考古學者陳娟娟。幾十年前，沈從文先生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庫房裏，給當時只是高中畢業生的陳娟娟手把手地傳授中國服裝服飾的印染、織繡、紋樣……由此將陳娟娟領進了服飾藝術的門檻。“那年沈先生得病，我和娟娟曾到崇文門去看他，看到他門口挂著一張字條，寫著‘謝絕會客’的字樣，我們就沒敢進去，在門口靜靜地站了一會兒就走了。過了幾天，師母打電話來，説沈先生想我們了，讓我們去，説門上那個條子不是寫給我們看的。”12月23日採訪黃能馥先生的時候，窗外飄著雪，他剛剛動完心臟手術的妻子正躺在北大醫院的監護室裏，他一週要有4天搭公共汽車趕去陪護，可他還是接受了我的採訪。
“‘文革’中吃了苦頭，我曾想不幹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跟娟娟説‘把黃能馥給我叫來’，我去了，他躺在東堂子衚同那間小屋的床上，望著我：‘眼光看遠一點，這些事你們不做誰做？’説完落下淚來。”話説至此，老人眼裏也有了淚光。
沈從文先生生命最後的日子，是在崇文門東大街22號樓的寓所中度過的，那是他一生擁有過的最寬敞的住房，可是他只剛剛享受了兩年就去世了。
黃永玉的《這些憂鬱的碎屑》記下了表叔沈從文最後的生命路程：
表叔在臨終前兩三年，得到黨和政府的認真關注。給了他一套寬大的房子，並且配備了一部汽車和一位司機。遺憾的是太晚了。他已沒有能力放手地使用這套房子了。如果早20年給他這種完美的工作環境，他是一定不會辜負這種待遇的。
眼前他只能坐在藤椅上了。熟人親戚到來，説一點好朋友近況，他聽得見，卻只能作出“哇、哇、哇”的細微的聲音和奪眶而出的眼淚的反應。
去年，我從家鄉懷化博物館的熱心朋友那裏，得到一大張將近六尺的拓片，從文表叔為當年的內閣總理熊希齡的年輕部屬的殉職書寫的碑文。字體俊秀而神風透脫之極。我的好友黃苗子看了説：“這真不可思議；要説天才，這就是天才；這才叫做書法。”
書寫時間是民國十年，也即1921年，他是1902年出生的，那時19歲整。
為什麼完整地留下這塊碑文呢？因為石頭太好，底面用來洗衣十分光潔適用。
我帶給表叔看，他注視了好一會兒，靜靜地哭了。
《北京青年報》 200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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