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中國電影作為一種文化本文，在中國當代歷史上寫下了它的獨特的篇章。特別是它那種“有意味的藝術形式”和與眾不同的存在方式，使電影的“出場”次數在我們的生活中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密切。無論是作為大眾消閒生活的娛樂形式，還是作為國家盛典的集體儀式，乃至於時尚文化的生動體現，中國電影在2002年都給我們留下了斑斕而又真切的視聽印象和心理記憶。

    匯聚時尚文化

    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電影運作體制的改革，中國電影正在擺脫過去那種拮據度日的歲月。其中，廣大觀眾感受最為不同的不止是銀幕上的中國電影越來越好看了，而且我們的電影院也越來越漂亮了。如今，人們走進電影院不僅僅是為了在銀幕上看一個虛構的故事以滿足他們的某種慾望，人們在電影院90分鐘的時間內，想要體驗的東西已除了一種夢幻化的觀影經歷，還包括一種對時尚文化的享受與體驗。人們走進電影院不致于被人們説成為落伍，不致于被人民譏笑為保守，更不至於被人們揶揄為“老冒兒”。“不學詩，無與言”——不懂電影，在今天多少有點落魄的感覺。影院作為一種文化場所，觀眾觀賞的舒適程度、影院的視聽效果，乃至於影院內部的裝修都體現出一種與時俱進的文化品格，為此觀眾進入的不僅僅是一個電影的放映場所，同時也是一個流行的時尚文化空間，直至為那些願意走在時代前列的人們提供一種集體的文化儀式。有時還為他們的忙碌、單調的現代生活提供一種“視聽娛樂”。

    數字化革命正在進入中國電影。數字化技術不僅強化了影片的歷史感和觀賞性，而且還為中國電影的類型化提供了保證。電視電影《大沙暴》中的那些鋪天蓋地的狂沙，其逼真程度與我們在引進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已十分接近。它標誌著中國電影在數字技術方面與國際同行逐步接近。《極地營救》是導演張建亞繼《緊急迫降》後又一部災難／驚險樣式的影片。數字化技術為我們製作了一個個驚心動魄的視覺奇觀。《致命的一擊》也採用了數位技術來製造翻車、追車、爆炸的場面，來增加影片視覺的衝擊力，從而使電影的觀看過程變成了一種視覺和心理的享受過程。電影的數字技術並不是專門用來製造災難和戰爭的，數字化技術同樣適用於藝術的個性發展。《尋槍》雖然只用了六七個鏡頭、三分多鐘時間的數字技術，但它已造成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視聽效果和藝術風格。在電影數字的歷史浪潮中，中國的電影人已不再滿足於僅僅用數字化技術去改變影片的某個鏡頭、某個場景。他們開始打造全新的數字電影。隨著中國電影業不斷地發展，數字技術正在被越來越普遍地採用。在常規影片的製造當中，在那些不經意的情節展現中，數字技術正在改變著中國電影的表述形態。應當説數字化技術是作為一種商業性的因素進入到電影中來的。數字化技術進入本土電影的製作領域之後，它究竟有沒有商業回報，在電影市場上究竟有沒有競爭力，它高額的製作成本有沒有回收的可能，這一切都還需要市場來檢驗。我們現在可以説，在數字化技術方面我們已經在與世界先進國家逐步接近。但是，這一切技術的數字如果不能轉換成經濟的數字，換句話説，如果高額的電腦電影製作不能變成高額的市場回報，不能擴大我們本土電影的市場佔有率，那麼這種高額的資金投入也許就會變成高額的虧損。這些都是我們在歡呼數字化技術進入電影之後應當冷靜思考的問題。

    擴展市場空間

    曾幾何時，人們還在爭論電影是不是商品的問題，而現在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産業的概念已逐漸深入人心。在趨於市場化、娛樂化、商業化的文化語境中，儘管中國電影在市場上面臨著競爭日趨激烈的歷史境遇，但是中國電影在大眾生活當中越來越具有一種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觀眾對中國電影的興趣和熱情隨著中國電影顯現出來的獨特的魅力和風采不斷提高。中國電影的歷史地位在現實的市場回報中得到確認。影片《英雄》的熱映表明中國電影在市場上依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電影的相關産業開始形成。在世界各國的電影産業收入中，相關行業的收入實際上都是一個重要來源。中國電影長期以來依賴於影院票房回收製作成本，在過去相對封閉的國家電影體制下，這種回收資金的方式曾經顯示出其特有的作用。但是在日趨複雜多樣的電影市場中，這種單向的、簡單的、割裂的回收方式已經不適用於電影事業的發展。為此電影的相關産業在逐步確立。《英雄》在全國影院上映之前VCD、DVD的版權就以1780萬元的價格售出，還有郵票、海報、專題片的相關市場，顯示出與電影相關的潛在市場依然具有巨大的空間。電視電影的發展在中國電影的歷史格局當中顯示出獨特的風采，電影頻道每年産量達到100部。電影不再是裝在膠片盒裏在影院裏放映的東西，它在中國的市場空間正在不斷擴展。

    趨向多元發展

    多元化的發展是中國電影藝術總體面貌的最重要的特徵。不僅僅在圍繞著一個敘事主體呈現出多樣化的色彩，而是在現實生活的廣闊空間創作出各種類型、各種題材、各種風格、各種樣式的電影藝術作品。近年來電影藝術的總體格局中有以民營企業為原型、意在振興民族電子資訊産業、打破國外行業壟斷的《背水一戰》；有根據優秀法官尚秀雲的事跡進行創造、突出強調在道德感化與法理啟悟下化解個人怨恨的《法官媽媽》；有以散文化的形式錶現當代牧民生活與思想變化的《天上草原》；有在抗日戰爭題材中把民族情感的昇華與人格的完善進行平行剪輯的《血性山谷》；有以真實表現當代都市女性情感狀態的《生活秀》；有彌合了現代家庭情感斷裂、提倡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寬容的《誰説我不在乎》；有著意探討商業化的歷史境遇中人的精神價值的《和你在一起》。這種多元化的藝術現象的出現並不是電影導演個人主觀精神的想像所致，而是中國電影體制的改革為各種不同的電影樣式提供了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生存空間。作為電影的一項重要改革，電影的生産現在徹底改變了過去那種國家電影製片廠計劃經濟式的生産製作模式。社會資金大量涌入電影領域，單片生産許可證的施行都為電影的創作提供了多種可能，特別是民營的、集體的電影生産已經成為中國電影創作領域中具有市場潛力的力量。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觀眾興趣為中心，以影片的經濟效益為訴求的創作方針，已經成為目前電影的一種生存策略。國家不再會僅僅因為一部影片是國家電影企業出品的産品，就大包大攬承擔各种經濟責任。電影的市場化時代真正的到來使電影越來越具有多樣化的生存狀態。

    映現國家形象

    作為一種文化産業，電影藝術在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基本方針的同時，堅持“弘揚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創作原則。整個影片的創作在思想上立意新穎，在題材上內容豐富，在藝術上風格多樣，在製作上技藝精良。中國的特定的社會經濟體制，決定了中國電影自身的存在本質和藝術特徵。在中國電影不僅僅是作為一種供人娛樂、消遣、解悶的玩具，還是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集中體現，是國家激勵大眾的一種重要方式。如果我們僅僅把電影作為一種商業化産品或是把電影等同於一般的商品來處理，在披掛著各種各樣的時髦裝飾的進口影片的衝擊下，中國電影必將面對萎縮、乃至瀕臨崩塌的危險。所以國家對電影事業的政策性保護和經濟扶助，對中國電影的持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為中國電影的“國家品牌”，主旋律電影在藝術創作方面近年來取得了斐然成就。這些電影中《毛澤東在1925》不因循前人所表現過的內容，將敘事的視點定位在一個不同以往的歷史時期內，集中表現了毛澤東早年的革命生涯，豐富了毛澤東的銀幕形象；《聲震長空》不局限于就歷史講歷史的藝術創作方法，在力求忠於歷史感的同時，對影片的敘事情節和人物個性進行合理的虛構，在革命歷史題材的影片創作中開創了一番新的天地；《衝出亞馬遜》不囿于某種特定的藝術題材的局限，把軍事競技與國際緝毒兩種題材相互交叉，在高揚愛國主義的旗幟下，使影片的娛樂性、觀賞性大為提高；《嘎達梅林》不沿襲單一的電影藝術樣式，以英雄史詩的“筆法”，在歷史的變遷與激烈的征戰中描寫了蒙古族英雄嘎達梅林傳奇的一生；《走出西柏坡》不止于對正面人物的正面描寫，而是著意表現了一位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的我軍將領，在和平但卻險惡的鬥爭環境中枉入歧途的蛻變過程。

    中國電影作為一種以主流意識形態為主導思想、以娛樂觀眾為表現形式的藝術作品，這些年來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國家本色。我們的電影在注重商業性和娛樂性的同時，意識到它所具有的獨特的社會意義。為此在許多革命歷史題材和現實生活題材的電影中，都出現了形態各異的國家形象：影片《血性山谷》採用了交響樂《紅旗頌》作為主導的音樂形象，並且把它作為整部影片的主題音樂不斷地出現在影片的敘事進程之中；《衝出亞馬遜》把國旗象徵的國家尊嚴置於任何競技比賽的利益之上，愛國主義的社會主題已經轉化為一種敘事主題進入到電影的藝術情節之中。這種現象的出現顯示出中國電影在思想精神層面上的一種醒目特徵。

    軍旅、戰爭題材影片顯示出整體邁進的形勢，與其他題材的影片相比處於明顯優勢。《衝出亞馬遜》、《高原如夢》、《血性山谷》、《驚濤駭浪》這些影片在人物形象上著重描繪普通士兵、普通人的精神狀態，特別是展現他們在非同尋常的特殊環境中思想得到轉變、道德得到凈化、心靈得到昇華、性格得到完善的精神歷程。影片的敘事視點從過去對軍人的“職業化”表述，上升到對主人公人生境遇的酣暢書寫。使軍事、戰爭影片的創作超越了它自身的題材限定，從而得到普遍的認可。軍事、戰爭題材的影片在影像與聲音的製作上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對於逼真的空間環境和戰爭情景的營造幾乎達到了“亂真”的程度。許多影片在製作技術水準上正逐漸與國際電影製作相接軌，與影院的數位化改造相配合，數位技術在電影和電視電影的前後期製作中越來越廣泛地得到使用。中國電影的觀賞性正在不斷提高。

    《北京日報》2002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