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在2002年表現得有些縮手縮腳，除了《橘子紅了》、《激情燃燒的歲月》等少數幾部作品在觀眾中獲得了比較熱烈的反響外，多數作品都反響平平。《鐵齒銅牙紀曉嵐（續集）》還在熱播，觀眾的熱情也很高，但畢竟只是借助了往日的余威，其影響力以及帶給觀眾的新鮮感都是和當初沒法比的。今年以來，一些曾為觀眾所喜歡的樣式如古裝戲、言情戲、反腐打黑戲先後淡出熒屏，而新的、富有創造性的、得風氣之先的、預示了某種審美趨向的樣式又未能形成規模影響力，這實際上正是電視劇在2002年整體上顯得有些不溫不火的原因之一。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儘管2002年電視劇沒有形成更多的社會熱點和焦點，但也並非沒有可圈可點之處。有些新的動向還是值得我們給予特別關注的，這主要表現為電視劇所負載的審美觀念和社會價值觀念發生了甚至是根本的變化，觀眾有耳目一新之感。具體説來，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主旋律”更好看了

    在某種意義上，2002年可以稱之為“主旋律”年。至少在下半年，熒屏的確成了“主旋律”的一統天下。此前人們曾經擔心，這麼多的“主旋律”可能會使觀眾感到厭倦，而事實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麼嚴重，有些“主旋律”電視劇收視率似乎並不低，僅從電視臺不斷重播這一點看，觀眾是喜歡看的。《激情燃燒的歲月》就在全國20多個衛視累計重播40次以上，僅北京電視臺一家就七次播映該劇，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記錄。這也許是個特例，但它説明瞭一個問題，“主旋律”不是一定要板起面孔講大道理的，不是必然地簡單化、概念化，不一定都是空洞無物的讚美詩。“主旋律”也可以拍得很好看，這是很多人在經歷了2002年的觀劇經驗之後得出的一個結論。收視率證實了觀眾的這種選擇，他們不是説説而已。比如，反映改革開放初期特區建設的《激情年代》，北京電視臺4套首播，開始收視率為6．31％，最高時達到15．97％；用輕喜劇方式錶現工人再就業的《春天花會開》，北京電視臺2套黃金時間首播，收視率只有3．2％，三天以後就漲到7．4％。這些數字中都包含著觀眾對這些作品的肯定性態度，他們主動選擇了這些電視劇，不因為別的，就因為它們變得越來越好看了。而所謂好看，很大程度上就是觀眾與電視劇産生了深深的共鳴。

    “主旋律”的平民敘事

    情與理是一對矛盾，如果説，以往的“主旋律”偏于講理的話，那麼，在2002年，它們則試圖開始“言情”了。當然，此“言情”絕非彼“言情”，這裡所指，是以人的世俗情感為基礎，建立可以與觀眾相互溝通的渠道。用道理説服人，往往不如用情感打動人，“主旋律”電視劇能在這一點上開竅，是它們開始為觀眾所接受的前提。它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電視劇編導的敘事視角普遍地降低了，從高高在上的宣講者的角度，降低為娓娓而談的平等交流者的角度。北京電影學院一位老師在談到《激情燃燒的歲月》時認為，該劇使“革命敘事中帶上了平民化的意味”，或者説它填補了傳統革命英雄形象“個人的、細微的、純粹情感的”空白。電視連續劇《至愛親朋》原本要做的其實是道德文章，女主人公柳家惠則是編導塑造的道德楷模，這樣的故事要讓觀眾認可實在是很難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平平常常的故事，在央視八套播放時卻讓許多觀眾感動得一再落淚。編導的秘密武器倒也並不神秘，無非就是親情與愛。柳家惠用她對家人的善良和愛滋潤著高家小院裏的脈脈溫情，這是該劇打動觀眾的制勝法寶。《春天花會開》也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編導有意將主人公放在被同情的位置，然後在讓他經歷種種磨難，使觀眾在同情劇中人的過程中獲得心理上的某種滿足感。而這首先得益於敘事者對平民生活和情感的認同，同時，敘事者對敘事方式的選擇和他們的審美傾向，也使得這些電視劇更加具有親和力，比如生活化的人物對白，平靜舒緩的影像運動，自然樸素的表演風格，日常化的環境構成，所有這些都表現了一種不同於熒屏上流行了很久的美學追求。如果説那是一種華麗、浮躁的美，那麼，這裡所表現的，就是一種樸素、沉靜的美。

    “主旋律”與時俱進

    《至愛親朋》表達了一種對慾望的克制；《空鏡子》也在妹妹孫燕的角色中寄託了一種安穩的生活態度和生活哲學；《幹部》則更是通過項達民等一系列鄉鎮幹部的形象，思考了新世紀幹部形象的創造性轉換。還有許多別的例子，而這種在敘事中所發生的，關於人生觀、價值觀以及審美方面的變化，則是2002年電視劇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之一。這是最能説明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社會群體精神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大例證。這種變化是悄悄發生的，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但它一定有著非常深刻的歷史原因。比如《幹部》中項達民這個形象，在以往的電視劇中，或者他被當作堅持改革開放，勇於開拓進取的英雄，以及艱苦奮鬥，紮根民眾的楷模而受到讚揚；或者他被當作家族式管理、家長式作風的典型，剛愎自用的反面角色而受到批評；有意思的是，《幹部》對他的描述，恰恰不離開這兩個方面，卻又不打算停留在這兩個方面。他們的思考是進一步的，而這種進步，更多地源於時代所發生的變化，只能説，編導及時地、敏感地抓住了這種變化。在這個意義上，2002年之於電視劇，也許竟是特別重要的一年。這種重要性也許要等過一段時間以後才能慢慢地從歷史的深處浮現出來。

    《北京日報》2002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