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見報載國人在國外旅遊，其吃喝之排場、浪費和席間的喧嘩令外人咋舌。中國人之吃喝已是老話題了，以至於70年代有一位中國問題專家以此為題寫過一本專著，題目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由此想到多年來在國外“吃請”的情況，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各國民俗、民情。

    與國人的“請客吃飯”成鮮明對照，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次美國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駐日大使的曼斯菲爾德請我吃飯。這裡需要交待一下背景：1972年尼克松訪華，發表歷史性的《上海公報》之後，為表示兩黨一致支援這一重大決策，緊接著，美國參眾兩院先後組織兩黨國會黨團領袖訪華。當時曼斯菲爾德以參議院多數黨（民主黨）領袖身份與共和黨領袖斯科特共同率團于1972年4月訪華。照例，多數黨領袖為團長，我參加了接待工作，為團長翻譯，從北京到各地全程陪同，因而建立了友好關係。曼斯菲爾德是美國可以載入史冊的德高望重的資深政治家，他從40年代起從政，以正直敢言，忠於美國民主價值而又能平等對待其他國家而受到尊重。自40年代末他就態度鮮明地反對美國捲入中國內戰，以後又一貫主張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作為民主黨人，能夠超越黨派之爭，帶頭無保留地公開支援尼克松的戲劇性的轉變，非他莫屬，在當時是起了關鍵作用的。

    現在言歸正傳講“吃飯”。20年後，我于1992年在美國華盛頓做訪問學者，適逢曼斯菲爾德來華盛頓小住。一位知情的熱心朋友將我在華盛頓的消息告訴了他。過了幾天，曼斯菲爾德辦公室就打來電話，説是“參議員”（這是終身稱呼）要約一個方便的時間，請我共進午餐，並約定派他的專車來接我。到約會的前一天，我意外地又接到他的秘書來電話，説是為了訂明天參議員的午餐，希望知道我選擇哪種三明治（他報了幾種名字：無非是火腿、火雞、奶酪、牛肉……），語氣十分鄭重而客氣。次日，參議員的司機如約來接我。那司機也是老派紳士風度，滿頭白髮，態度和藹，禮貌週到，令人想起英國管家。到達後，秘書已在門口迎接，我是惟一的客人，陪客就是他的幾位助手和一位秘書。曼斯菲爾德當時已經八十多歲，仍然腰桿筆挺，思路清晰，對20年前訪華之行還記得不少花絮。那正是美國國會每年都要就“最惠國待遇”對中國施壓的時期，席間曼斯菲爾德站起來講話，除對我表示歡迎外，還發表了一通他對美國對華政策的一貫主張，認為美國應該改變態度，改善對華關係。這多少使我有些意外，因為我只是一介書生，沒有任何身份。總之這頓午餐莊嚴而隆重，我確實榮幸地受到了貴賓待遇。不過吃的內容真的就是一盤三明治和少數幾樣供選擇的軟飲料。那位秘書按名單指揮服務員準確無誤地分發各人預點的三明治。事後我知道，生活簡單樸素、飲食節制，也是這位參議員一貫堅持的原則，回想起他的訪華之行，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樣應付那各地無窮無盡的豐盛筵席的。

    多年來因工作關係與美國人交往較多。一般説來，美國人對請客吃飯比較隨便。約會交談常常約在共進午餐時，因為這樣比較節省時間。地點大多在本單位食堂，豐儉不一，大體適中。不過我的熟人有不少是中國通，大概受了點中國的影響，比較好客，有時也在名餐館（中、西都有）請我。

    有一年，連續訪問英、法各一個月，由於對比鮮明，在吃飯問題上留下深刻印象。我那次訪問一半是到檔案館查資料，一半與有關學者交流。先到英國。接待單位按我事先提出的名單，約定時間，一般每次談話一小時。大多數的約會都在中午12點到1點，我起初以為和美國一樣是共進午餐，後來知道英國人的午餐時間是1點鐘，談完後就告別，從無請吃飯之説。英國的學術單位和大學所在地往往離鬧市較遠，一條街看不見一家餐館。其地鐵雖然方便，但是兩站之間特別長。所以我在英國期間，常有饑腸轆轆奔走在馬路上找地鐵站或餐館的經歷。後來有了經驗，在赴約前先填飽肚子。最令我難忘的一次是訪問康橋大學的一位教授，時間約在下午4時，從倫敦坐火車去大約1小時。我本來打算談完後乘火車回去，大約6點半左右可到住處。但是到康橋後，那位教授説，他正好要主持一場報告會，與我的專題有關，是一位蘇聯（那時是戈巴契夫“新思維”時期）學者、一位歐洲大陸學者談史達林的外交政策與冷戰時期的東西方關係，報告會臨時提前了，因此如在會前與我談話時間太短，我如願意，可以參加報告會，以後再同他討論。我對這個機會當然有興趣。會後，那位康橋教授又説，他按計劃要請那兩位報告人吃飯，但我不在預算內，所以不能請我參加，是否可以等他們吃完飯他再同我談（他甚至沒有提到我可以到哪去吃飯）？如此不近人情，實屬僅見，我當即告別，乘車返倫敦了。這是在英國遇到的最極端的例子。在倫敦惟一請我吃飯的是一位老中國通，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學院的資深教授，他有一家常去的中國餐館，凡有中國朋友來訪大多請到那裏。他一進去賓至如歸，用廣東話點菜，果然菜肴相當地道。不過離開英格蘭，到了蘇格蘭和威爾士，訪問對象也是大學教授，情況就大不相同，不但被請吃飯，而且頗為豐盛。在威爾士，甚至還被邀請在一位教授家過夜。那位教授曾在美國留學，説是受了美國人的開朗熱情的感染，決心要改變英國人的矜持的作風。應該承認，我正式在英國作學術訪問只有那一次，所約見的人都是第一次見面，據説與英國人深交和淺交是大不相同的。以上經驗不一定全面，也不能據此説明英格蘭人與其他兩島人的區別，這裡只講吃飯，不涉及其他。

    從英國到法國，情況大不相同。同樣是初次見面，談話幾乎都是在飯桌上進行。法國的食文化是與中國齊名的，文人之於美食也與中國同。巴黎每一條街都餐館林立，大多不大，但門面裝潢各有特色。那些教授幾乎每人都有附近自己經常光顧的餐館，而且每人都是點菜行家，知道各家餐館的拿手特色。就這樣，我吃了不少不同檔次、不同規模的餐館（不過沒有太豪華的），菜幾乎沒有重樣的，都精緻而可口。有時談得投機，意猶未盡，接著再到另一家咖啡館喝咖啡，又是一番情調。或者約我過幾天再聚談一次，又換一家餐館。他們自己説，實際上就是隨時找藉口下館子。我在巴黎去過不多幾家中國餐館，感覺比多數美國的中國餐館味道好。很明顯，這是巴黎食客比較講究，沒有美國佬“好對付”之故。

    上個世紀50年代訪問蘇聯，印象深刻的是盤子和菜肴的量都大得驚人，就飯量一項，對“老大哥”就得甘拜下風。服務員（當時多為老大媽）還在一旁熱情地勸你多吃。不過到60年代就大大縮小了，甚至我國代表團的小夥子有吃不飽之説。不知是由於供應問題還是兩國關係惡化之故。以後我再沒去過，不知現在盤中是何光景。

    不過，無論如何，對“請吃”、“吃請”賦予如此多的含義，其密集和規模、其精細和野蠻、其想像力和創造力、其奢華和浪費，恐怕世界任何國家不足以望中國之項背。

    《文匯報》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