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北方的冬天似乎比平常冷,氣象臺預報多是降溫又降溫,在溫暖的昆明住久了,聽著都有些發寒。但這年12月我還是去了北京參加總政文化部召開的“長篇小説座談會”。因為我還有一個願望,趁這次機會去看望尊敬的孫犁先生。
年輕時讀孫犁先生的長篇小説《風雲初記》以及《荷花淀》、《白洋淀》等短篇小説,就被他那抒情的筆法,特別是寓意于動人的故事、有個性人物之中的深刻哲理所傾服,深感他是真正的文學大師。
1956年冬,我去東北修改電影劇本《蘆笙戀歌》,路過天津轉車時,有大半天時間耽擱。時任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老作家方紀請我去天津名菜館“周家花園”吃飯,他知道我很喜歡孫犁先生的作品,特意説,今天來不及了,下次你再來天津,我約請你們一起吃飯,讓你們認識。
但這個“下次”一拖就是近30年。第二年(1957年)我不幸捲入了那場災難,哪有可能再見到先生?
1979年後,雖然形勢好轉,我卻因飽受折磨而多病,幾次去北京又都是匆促參與會議。這次行前,女兒鴿子特意提醒我:“會後,你還是專門去一趟天津看望孫犁先生吧!你們都年歲大了,再不見面,以後就更沒有機會了!”
那幾年,我雖然和孫犁先生通過幾次信,他也寄贈過《孫犁文論集》,使我受益甚多,但來往信函都是由《天津日報》轉,他具體住在哪卻不知道,只好在11月26日去一信詢問。
我是12月5日啟程的,行前卻遲遲沒有得到回信,使我頗擔心,先生是否又生病住院了?散會後我與昆明通電話,鴿子告訴我,孫犁先生來信了,他是這樣寫的:“報社轉來信較晚,我又考慮:您冬季旅行,諸多不便,我年老有病,一個人生活,您來了,不能很好招待。故此,遲復了幾日。”不過地址是……
12月13日傍晚我到達天津,第二天上午就去看望孫犁先生。
這天很冷,氣溫降至零下5度,從渤海上刮來的風冷如利刃般刺人肌膚,我穿著厚厚的皮夾克,內裹絲棉襖還凍得不行。計程車東繞西轉,終於在8時45分找到了鞍山西道學湖裏的16樓。這是新建的普通居民區,偏僻、安靜。
我輕敲著301室的門,高大清瘦頭髮完全白了的孫犁先生穿著一件米色毛衣,外套一件咖啡色背心緩緩地來開門,我才説了一句:“我是雲南……”他立即熱情地説:“哦,是荊風。請進,請進。我給你的信,怕你收不到呢!”他把我迎進了書房兼會客室。屋內設施僅兩排矮書櫃,兩把舊沙發,一桌一藤椅,墻上挂著幾張字畫,有齊白石的蝦,先生自己的手書。窗戶沒有帷簾,光滑的水泥地上也沒有地毯。給人感覺是簡潔、清寒。
先生的夫人去世後,子女在外地工作,只有個鐘點工楊嫂照料他,但要到10點左右才能來。他這年已是82歲高齡了。
坐下後,他説:“天冷,你也年歲大了,遠道來訪,我很不安心!”
我説:“這是我多年的心願。這次來北京開會,散了會後,就在北京等候你的信。前天和昆明我女兒鴿子通電話,知道先生有信來,我就趕來了。”
他作了個感謝的手勢,又説:“我年歲大了,家裏又沒有別的人,怕朋友來了招待不週,所以遲遲沒給你復信。你一片盛情,我很感激。”
他幾次起身,要給我去燒開水沏茶,拿蘋果招待我,都被我攔住;我怕他來回走動過於勞累,這水泥地又滑。
我們隨便聊著。他關切地問起我這些年的工作、生活,又談到了這幾十年的政治運動,和我在“反右”、“文革”的遭遇。先生嘆息了,深情地説:“你還是很坎坷呀!受了這麼多苦難,還能寫出18本書,這真是對文學的初衷不改,充滿了使命感呀!”
先生很了解我。
他又説,“有的人坎坷多年,對文學仍不改初衷,如徐光耀、劉紹棠;特別是徐光耀更被人認為頑固不化。某某某就差一些了!”
我説:“徐光耀這人正直。”
先生點頭,又説,“我是被人認為落後了。有些人文章裏的外國理論、新名詞,也看不懂,記不住,只能守住自己不動搖。”
那段時間,孫犁先生因為在許多隨筆中坦率地指出了文壇一些時弊,卻被某些人冷言攻擊,還有一個曾受教于先生的作家,卻把先生“創作長篇小説,感到最困難的是結構問題”之説嘲諷為:有人説長篇小説重在結構,我懷疑這人沒寫過好長篇。但先生並不退縮,還是一篇又一篇文章斥責那些人的謬論。
針對某些人自命先鋒,鄙棄前人的言行,我説:“你如一座巍然大山,文學與哲理功底厚實,不會像根淺的竹子那樣隨風搖晃。文學是要老中青作家一起來完成的事業,正如你説過:‘每個時代,有它的高峰,後來又不斷出現新的高峰。群峰並立,形成民族的文化,如以明清之峰,否定唐宋之峰,那就沒有連綿的山色了。’在真正的作家當中,各人的文學成就和文學特色有如山勢,不存在誰比誰落後的問題。”
他笑了,卻不認為自己是大山,仍然説:“我寫的東西不合時宜,約稿也少了,平日來的人也少了。年歲大了,也確實難以應付約稿和會客,有些老朋友來看我都盡力婉謝!”
其實,先生這些年以抱病之身仍然筆耕不輟,那一本又一本《尺澤集》、《陋巷集》、《如雲集》、《老荒集》……哪一本不是充滿真知灼見的文學精品,僅1994年的八九月間,他就發表了六七篇文學隨筆,皆如金石擲地有聲。
當我談及對這些文章的感觸時,他説:“我本來不想多寫,但作家還得正直、有良心!”他又問我:“你可知道李之鏈?”
我説:“知道。看過他發表在《新文學史料》上談‘反右’前後的長文!”
他説:“那是個很正直的人。只有經過苦難、深思,才能寫出。那篇文章刊出後,震動很大,説把周揚的內心世界寫得那樣深刻,還是第一篇。”
我同意,也説了自己的看法。
先生又説:“解放後,我對許多運動都難以理解,如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實際上‘一本書主義’是領導造成的,寫了一本書就大紅大紫,有名利有地位……”
這時候,幫助料理家務的楊嫂來了,一進來就説:“孫先生這幾天常念叨你,還怕你收不著那封信。”
我很感動,也才發覺,已坐了一個多小時,先生累了,我該告辭了。我把特意從昆明帶來、珍藏多年的《採蒲臺》、《風雲初記》、《鐵木前傳》、《白洋淀記事》請他簽名。
他見有的是五六十年代的版本,頗感慨,説:“這些書,你保存了這麼多年,真不容易呀!”也從書櫃中拿出新出版的《孫犁散文選》、《孫犁新詩選》簽名贈我。
臨別時,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説:“荊風,你遠道來訪,一片深情,我是難以忘記。你年歲也大了,也要保重呀!”
我想到從1956年就想見先生,但世事艱難,卻一拖近40年,如今先生已82歲高齡,我也早過了花甲,又都是多病之身,南北兩地相距那樣遙遠,今後還有機會見面麼?心頭一陣酸痛卻忍不住握住他的手掉下了眼淚。他和楊嫂把我扶回椅子上,極力安慰我。
走時,先生要送我下樓,我不讓他出房門,外邊太冷了。
他只得再一次緊握住我的手,要我回到雲南寫信來,並代他向鴿子問好!
走到外邊冷風嗖嗖,鉛灰色的冰冷天空似乎要落雪了,別離的感傷還使我難過。終於見到孫犁先生了,這是我冒著嚴寒北行最大的收穫!
轉瞬天津之行已過去8年,先生在久病後於7月11日早晨仙去,遙望津門,不勝唏噓,謹以此文悼念我尊敬的一代文學大師!
《中華讀書報》200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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