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北方的冬天似乎比平常冷，氣象臺預報多是降溫又降溫，在溫暖的昆明住久了，聽著都有些發寒。但這年12月我還是去了北京參加總政文化部召開的“長篇小説座談會”。因為我還有一個願望，趁這次機會去看望尊敬的孫犁先生。

    年輕時讀孫犁先生的長篇小説《風雲初記》以及《荷花淀》、《白洋淀》等短篇小説，就被他那抒情的筆法，特別是寓意于動人的故事、有個性人物之中的深刻哲理所傾服，深感他是真正的文學大師。

    1956年冬，我去東北修改電影劇本《蘆笙戀歌》，路過天津轉車時，有大半天時間耽擱。時任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老作家方紀請我去天津名菜館“周家花園”吃飯，他知道我很喜歡孫犁先生的作品，特意説，今天來不及了，下次你再來天津，我約請你們一起吃飯，讓你們認識。

    但這個“下次”一拖就是近30年。第二年（1957年）我不幸捲入了那場災難，哪有可能再見到先生？

    1979年後，雖然形勢好轉，我卻因飽受折磨而多病，幾次去北京又都是匆促參與會議。這次行前，女兒鴿子特意提醒我：“會後，你還是專門去一趟天津看望孫犁先生吧！你們都年歲大了，再不見面，以後就更沒有機會了！”

    那幾年，我雖然和孫犁先生通過幾次信，他也寄贈過《孫犁文論集》，使我受益甚多，但來往信函都是由《天津日報》轉，他具體住在哪卻不知道，只好在11月26日去一信詢問。

    我是12月5日啟程的，行前卻遲遲沒有得到回信，使我頗擔心，先生是否又生病住院了？散會後我與昆明通電話，鴿子告訴我，孫犁先生來信了，他是這樣寫的：“報社轉來信較晚，我又考慮：您冬季旅行，諸多不便，我年老有病，一個人生活，您來了，不能很好招待。故此，遲復了幾日。”不過地址是……

    12月13日傍晚我到達天津，第二天上午就去看望孫犁先生。

    這天很冷，氣溫降至零下5度，從渤海上刮來的風冷如利刃般刺人肌膚，我穿著厚厚的皮夾克，內裹絲棉襖還凍得不行。計程車東繞西轉，終於在8時45分找到了鞍山西道學湖裏的16樓。這是新建的普通居民區，偏僻、安靜。

    我輕敲著301室的門，高大清瘦頭髮完全白了的孫犁先生穿著一件米色毛衣，外套一件咖啡色背心緩緩地來開門，我才説了一句：“我是雲南……”他立即熱情地説：“哦，是荊風。請進，請進。我給你的信，怕你收不到呢！”他把我迎進了書房兼會客室。屋內設施僅兩排矮書櫃，兩把舊沙發，一桌一藤椅，墻上挂著幾張字畫，有齊白石的蝦，先生自己的手書。窗戶沒有帷簾，光滑的水泥地上也沒有地毯。給人感覺是簡潔、清寒。

    先生的夫人去世後，子女在外地工作，只有個鐘點工楊嫂照料他，但要到10點左右才能來。他這年已是82歲高齡了。

    坐下後，他説：“天冷，你也年歲大了，遠道來訪，我很不安心！”

    我説：“這是我多年的心願。這次來北京開會，散了會後，就在北京等候你的信。前天和昆明我女兒鴿子通電話，知道先生有信來，我就趕來了。”

    他作了個感謝的手勢，又説：“我年歲大了，家裏又沒有別的人，怕朋友來了招待不週，所以遲遲沒給你復信。你一片盛情，我很感激。”

    他幾次起身，要給我去燒開水沏茶，拿蘋果招待我，都被我攔住；我怕他來回走動過於勞累，這水泥地又滑。

    我們隨便聊著。他關切地問起我這些年的工作、生活，又談到了這幾十年的政治運動，和我在“反右”、“文革”的遭遇。先生嘆息了，深情地説：“你還是很坎坷呀！受了這麼多苦難，還能寫出18本書，這真是對文學的初衷不改，充滿了使命感呀！”

    先生很了解我。

    他又説，“有的人坎坷多年，對文學仍不改初衷，如徐光耀、劉紹棠；特別是徐光耀更被人認為頑固不化。某某某就差一些了！”

    我説：“徐光耀這人正直。”

    先生點頭，又説，“我是被人認為落後了。有些人文章裏的外國理論、新名詞，也看不懂，記不住，只能守住自己不動搖。”

    那段時間，孫犁先生因為在許多隨筆中坦率地指出了文壇一些時弊，卻被某些人冷言攻擊，還有一個曾受教于先生的作家，卻把先生“創作長篇小説，感到最困難的是結構問題”之説嘲諷為：有人説長篇小説重在結構，我懷疑這人沒寫過好長篇。但先生並不退縮，還是一篇又一篇文章斥責那些人的謬論。

    針對某些人自命先鋒，鄙棄前人的言行，我説：“你如一座巍然大山，文學與哲理功底厚實，不會像根淺的竹子那樣隨風搖晃。文學是要老中青作家一起來完成的事業，正如你説過：‘每個時代，有它的高峰，後來又不斷出現新的高峰。群峰並立，形成民族的文化，如以明清之峰，否定唐宋之峰，那就沒有連綿的山色了。’在真正的作家當中，各人的文學成就和文學特色有如山勢，不存在誰比誰落後的問題。”

    他笑了，卻不認為自己是大山，仍然説：“我寫的東西不合時宜，約稿也少了，平日來的人也少了。年歲大了，也確實難以應付約稿和會客，有些老朋友來看我都盡力婉謝！”

    其實，先生這些年以抱病之身仍然筆耕不輟，那一本又一本《尺澤集》、《陋巷集》、《如雲集》、《老荒集》……哪一本不是充滿真知灼見的文學精品，僅1994年的八九月間，他就發表了六七篇文學隨筆，皆如金石擲地有聲。

    當我談及對這些文章的感觸時，他説：“我本來不想多寫，但作家還得正直、有良心！”他又問我：“你可知道李之鏈？”

    我説：“知道。看過他發表在《新文學史料》上談‘反右’前後的長文！”

    他説：“那是個很正直的人。只有經過苦難、深思，才能寫出。那篇文章刊出後，震動很大，説把周揚的內心世界寫得那樣深刻，還是第一篇。”

    我同意，也説了自己的看法。

    先生又説：“解放後，我對許多運動都難以理解，如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實際上‘一本書主義’是領導造成的，寫了一本書就大紅大紫，有名利有地位……”

    這時候，幫助料理家務的楊嫂來了，一進來就説：“孫先生這幾天常念叨你，還怕你收不著那封信。”

    我很感動，也才發覺，已坐了一個多小時，先生累了，我該告辭了。我把特意從昆明帶來、珍藏多年的《採蒲臺》、《風雲初記》、《鐵木前傳》、《白洋淀記事》請他簽名。

    他見有的是五六十年代的版本，頗感慨，説：“這些書，你保存了這麼多年，真不容易呀！”也從書櫃中拿出新出版的《孫犁散文選》、《孫犁新詩選》簽名贈我。

    臨別時，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説：“荊風，你遠道來訪，一片深情，我是難以忘記。你年歲也大了，也要保重呀！”

    我想到從1956年就想見先生，但世事艱難，卻一拖近40年，如今先生已82歲高齡，我也早過了花甲，又都是多病之身，南北兩地相距那樣遙遠，今後還有機會見面麼？心頭一陣酸痛卻忍不住握住他的手掉下了眼淚。他和楊嫂把我扶回椅子上，極力安慰我。

    走時，先生要送我下樓，我不讓他出房門，外邊太冷了。

    他只得再一次緊握住我的手，要我回到雲南寫信來，並代他向鴿子問好！

    走到外邊冷風嗖嗖，鉛灰色的冰冷天空似乎要落雪了，別離的感傷還使我難過。終於見到孫犁先生了，這是我冒著嚴寒北行最大的收穫！

    轉瞬天津之行已過去8年，先生在久病後於7月11日早晨仙去，遙望津門，不勝唏噓，謹以此文悼念我尊敬的一代文學大師！

    《中華讀書報》2002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