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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張藝謀曾無數次與他的搭檔們討論《英雄》的那間工作室裏，他隔著那張乒乓球桌坐在對面。一開始，他説話的時候總是看著別的方向，漸漸地才自然地與採訪者對視，然後臉上的表情越來越豐富。一本張藝謀訪談錄裏提到過，他其實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因為工作需要才健談起來——看來不假。
記者問：“有沒有想過《英雄》可能砸了？”張藝謀説：“現在已經可以説不可能了。像這種電影，我覺得它砸的標準就是票房——亂七八糟評論什麼的都不算數，因為我們的評論對觀眾的影響和引導非常的有限——關鍵是票房。《英雄》賣片花（發行權）已經收回了製作成本，所以商業運作的第一步是成功了。第二步是看在全世界公映的實際票房，我對這個有信心。中國市場由於前期商業運作得非常成功，今天的《英雄》，我覺得可以説吊起了大部分觀眾的胃口，我相信在中國的票房會不錯，會創一個新高。當然了，一年之後才能總結全世界的票房。”
坦率地説，中國沒有有力量的影評
南方週末（以下簡稱“南”）：您怎麼看那些“亂七八糟”的評論呢？
張藝謀（以下簡稱“張”）：我看中國電影目前的評論，都是主題先行，拿過一個作品永遠都是先大談思想、文化、意義，這樣豈不是越來越多地失去了觀眾？説振興中國電影，使中國電影觀眾多走進影院看電影，靠什麼？導演其實很簡單，就是説故事的，故事是不是講得繪聲繪色吸引觀眾，我覺得這點對導演是很基本的。
現在很多人的基本功不過關，然後因為似乎在作品中有了某個前衛的思想，有了某種反叛的精神，於是大家就拼命地肯定。而普通觀眾因為你故事講不好不感興趣，對你後面的內容、前衛和挑戰的思想更沒有興趣去領悟，結果是這個評論慢慢使中國電影走向死衚同———名聲大振，好像層次高得不得了，但是沒有人看。
我自己的看法，《英雄》就是這樣的嘗試，我們無意開拓新的歷史觀，去發展所謂具有挑戰性的、與前人不同的思想，重要的是用我們的手段拍一部非常吸引觀眾的電影，儘量拍得不俗，儘量拍得有品位，其實就完成了。
南：批評和不滿，也是因為大家對您的期望高。這樣的氛圍是否讓您感到壓力？
張：我非常無所謂，歷來如此。不光是這部電影，幾乎從一開始的《紅高粱》到今天，我所有的電影都是毀譽參半的，對我來説都已經習慣了。只有一個作品沒有人説壞，是申奧片（大笑）。那是因為成功了，如果不成功怕是還會有人説的。就藝術電影，就我拍的電影而言一直是有各種各樣的説法，這對我不構成影響。如果構成影響就不能去儘量尊重自己的感覺拍電影，我就會為別人，尤其會為這些不著邊際的評論拍電影。
坦率地説，中國是沒有有力量的影評的。首先中國沒有權威的、有力量的影評隊伍，沒有。我印象中在1980年代我們剛剛出道的時候，電影學院很多年輕的教師，還有影協、電影圈的許多人，好像還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影評隊伍，在很多雜誌上發表文章，而且他們的影評甚至影響我們的創作，我們認真地拜讀仔細地思考。但是迅速地就沒有了，就流失了，各走各的路。到今天，2000年之後我覺得中國哪有影評隊伍？沒有，永遠是眾説紛紜。而且（影評）主要是集中在媒體的記者手上，基本上一部電影出來之後，如果你想看到一些文章的話，就是各個媒體一些記者們自己的觀點。而這些記者有剛剛畢業的學生，也有在圈裏混了多年的資深人士，總之大概來源於這裡。但由於篇幅所限，或者説辦報的商業要求，還有記者個人的喜好和品位，所以文章亂七八糟什麼都有，我平常在網上也看，基本上是付之一笑。不能讓這些東西對你産生影響。
南：那麼您希望有什麼樣的權威的影評隊伍？
張：拿美國舉例，我知道美國的權威影評家有幾位，他們權威到什麼程度？他們這樣（拇指向下）的話，這個電影就幾乎沒有人看了。當然有這種權威就會出現反權威，就會出現很多人不滿意。但是畢竟這個社會有了這些權威人士。
他怎麼成為權威的？我想不是炒作出來的。可能他現在老了迂腐了，大家要推翻他，但他成長成權威的過程，真的是靠犀利的文筆、獨到的見解，最有意思是和觀眾保持一個關係。影評要和觀眾掛鉤，他們可以引導觀眾的方向。像我們國家是最沒有（權威影評）的，我們國家是炒作，有槍便是草頭王。説點題外的話，我認為在中國拍電影要堅持自己的方向，堅持自己的看法，相信自己對電影的熱愛和誠意，應該儘量少受這些外部東西的影響。本身我們已經在很大制約下創作了，舉例來説，我們在社會和政治的諸多政策性要求下工作，我們已經不能100％地按自己的意思做，一定要去妥協和調整自己。空間已經是有限的，你自己再去限制一些空間，讓眾説紛紜又對你構成一些影響，你把自己的空間就弄得很小，所以這些東西原則上就是看看。
首先説奧斯卡，我根本覺得沒有太大的希望，我很清楚
南：《英雄》在製作陣容上是您的電影裏最耀眼的。對奧斯卡獎，您究竟是什麼態度？
張：首先説奧斯卡，我根本覺得沒有太大的希望，我很清楚。
原因很多，最大原因是由於《臥虎藏龍》的成功。這種奇跡只有一次，不可能這麼近再有第二次。這種類型的電影獲獎，本身就很難得，我一開始就不認為這是目標。用這麼多明星，是電影本身的需要。我以前的電影都是小製作，俗稱“文藝片”，當我們有意識要做另外一種電影，要走其他的方向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有一線大明星，這是毫無疑問的。
電影始終要講類型，就好像男女、老人、小孩，如果不講類型就很難定位。“中國電影要走向世界”，這話我們説了幾十年了。如果説，有民族特色的中國風味的文藝電影，這句話不用講，上世紀30年代我們就做到了，當年那些很優秀的作品像《小城之春》已經是世界領先行列了。
而主流商業電影——大部分院線放映，有大量普通觀眾，而不是電影節的評委——這類電影走向世界是一個遙遠的目標，目前還可望而不可及。《英雄》作了這樣的嘗試，當然就要一線演員，而不需要魏敏芝。因為你是這樣的電影，是去搶佔美國人手中的肉，搶佔市場，當然要有一組優秀的演員去成為強強組合，只有這些具有巨大號召力的明星，你才有可能一次在美國上映就是500家影院、2000家影院而不是以前我們所有文藝片的兩家影院、一家影院，甚至得了天大的獎卻沒有在影院放過。
如果只是想過一個武俠片的癮的話，我當然可以拍成過去那種文藝片，舉例説可以拍成像《東邪西毒》那樣的（笑），特別個人化。
南：技術上，《英雄》也不惜工本。
張：連美國和歐洲的片商拿到片子之後，都跟我們的製片人説：“這次你們是實打實地把錢花在了電影上，我們沒有上當，我們是真的花歷史的最高價錢，買一部中國電影，但是我們覺得買得對。”這就是我們的目標。首先我們要培養一個商業信譽，這其實是中國人的信譽，不僅僅是一個電影。如果對方買了這個電影之後，看了不是那麼回事，完了！以後誰都別想了，所以這次我是100％的把錢花在那裏了。我們製作精良的程度，毫不客氣地説，是可以跟任何好萊塢的大片相媲美的。我記得這幾年中國觀眾不是老呼喚，什麼時候有一部自己的大片？我覺得我們這點做到了，我很自豪，我們不比任何人差。
南：但在國內，怕是很少有人有機會做這樣大規模的製作。
張：不多，就是對我自己來説，拍了十幾年的電影了也是惟一一次，也不是以後老能這樣。
電影局推薦了《英雄》，你就要趕緊地完成程式，如果你不完成，那不就是……不識趣了嗎？
南：這種情況下，仍然要走商業主流電影的道路，您覺得該怎麼做？
張：那還是要爭取。確實你要拍一個東西的話，還是需要一個條件。拍文藝片，你可以以小博大，通常也有這樣的例子，低成本結果演得火得不得了，但這個總是例外。如果你要拍武俠動作片，沒有資金不行。因為動作片就是拿錢堆出來的，所以必須籌集更多的資金，從這個角度説，不是每個導演都有條件去做的。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嘗試，只是一個嘗試，我不能肯定説它以後就是我永遠的目標，這太費勁了，但是有嘗試的必要。
還有一點，很客觀地説要感謝《臥虎藏龍》。正是因為李安導演的出色作品，打開了這個市場，所以當我們組織隊伍要拍這樣電影的時候，海外的市場反應很積極，投入很高。如果沒有《臥虎藏龍》，就沒有我們這次融資的順利，如果是在《臥虎藏龍》之前，我們得不到這樣的資金。
南：在深圳超前的公映，的確是為了滿足參選奧斯卡的條件吧？
張：那是必須做的事情。每年參加奧斯卡都是政府推薦，電影局推薦了《英雄》，你就要趕緊地完成程式，如果你不完成，那不就是……不識趣了嗎（笑）？你不識抬舉，這不太好吧？所以我們必須完成這個程式。完成程式中，反盜版的措施搞得非常好，後來導致拍賣的天價，如果那時候就到處是盜版的話，那拍賣就又變成30萬、50萬了。
我拍這個類型的電影，就沒有去想得獎的事，這種電影得獎機會太少了。一般來説，你到任何一個電影節，人家一看，這基本是一個商業電影嘛。他們都是反商業的，奧斯卡，是需要它助你的氣勢，但實際上你還真別想著能得，得獎的因素太多了。但是從我個人來講——我也不裝清高，我也不發表那種言論。我相信把奧斯卡獎給中國的任何一個導演，他沒有不要的道理，我還沒聽説有一個導演，政府推薦他的電影去奧斯卡他説我不去，沒有一個人。所以大家都不要裝清高。今天奧斯卡獎對每一部電影還是有相當的商業好處和宣傳作用，也是一個定位。所以，給我我高興，不給我也沒有什麼痛苦的，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是一個運氣。
中國人好像就有美國情結，美國的就是最好的
南：不過對中國電影來説，觀眾是有這個獲獎情結。
張：雖然我們反覆跟中國老百姓解釋，奧斯卡獎不是最偉大的獎，還有更好的更偉大的電影節，三大電影節那才是藝術的最高殿堂。但是中國人好像就有美國情結，美國的就是最好的。我們跟觀眾的見面會上，觀眾經常會向我們提出這樣的要求：張導演你一定要拿一個奧斯卡的獎。他們認為這個是一個了不起的獎。
其實為中國人爭氣，應該説是李安導演。其實李安導演已經很給中國人爭了很大的氣。我記得譚盾給我講了一個事：他拿著金像獎坐飛機回紐約，機場的工作人員看他拿出那個金像，説：“你得的嗎？”然後説：“哦———我想起來了，昨天晚上奧斯卡發獎，我印象中滿臺都是中國人跑來跑去的。”就在那一年，給美國人，給全世界都留一印象，就是“滿臺都是中國人”。
也不知道這個奧斯卡情結在中國觀眾當中哪一年可以截止，我看截止不了。
南：什麼時候我們老能得，不把拿奧斯卡當回事了，大概就截止了。
張：我看《臥虎藏龍》之後5－8年都不會有了。
南：現在的兩岸三地，華語電影創作都不是很景氣。
張：影響力都沒有那麼大。李安導演還是有些背景的，他之前拍了幾部英文電影。他在美國受的教育，美國人基本上把他當自己人。他還得過最佳編劇什麼的，鋪墊都在那兒擱著呢。
南：你是説他比其他的華人導演跟奧斯卡距離更近一些？
張：至少人家奧斯卡評委提起ANGLEE都知道是誰，説張藝謀，説陳凱歌……我覺得不知道的人還是不少。
南：你在三大電影節不是很有名嗎？
張：那是咱圈裏人。我告訴你，那是一個圈，奧斯卡之外的那些電影節，每年參加的就是那麼些人，就是趕場，一場一場的。甚至有批電影節“節蟲”和公司，專門吃電影節，每年以電影節為事業。圈裏的人都知道，其實你要到社會上去，知道的人就少了，沒有那麼響亮。所以我感覺國外普通老百姓了解的中國導演是李安、吳宇森。
如果“模倣”是貶義詞，等於無能的話，那現在所有人都是無能的
南：在您自己的一系列電影作品裏，《英雄》有什麼特殊之處？
張：應該説是可以發揮想像力。從我第一部電影到現在，大部分電影是現實題材的，即使《紅高粱》這種充滿浪漫色彩的，還是嚴格地界定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抗戰時期的，還是會有非常大的局限。但是武俠就可以，尤其我們把時代放在秦代，離得比較遠，可以展開想像的工作，這很重要。
南：《英雄》的敘事有《羅生門》的痕跡，你們在創作中為何選擇這個方式？
張：這種分段式的講故事，所謂幾個人不同的角度講故事，最有名的當然是《羅生門》，但那也不是黑澤明的創作，而是芥川龍之介的小説。芥川之前還有誰？肯定還有。我覺得對創作來説，講故事已經基本上沒有新的招式了，技巧、形式都談不上創新，前人都做完了，甚至多次使用過。從這個意義來講，大家都在抄。我們也不能避免地用這種方式講故事，但嚴格説又不是純粹的模倣。如果“模倣”是貶義詞，等於無能的話，那現在所有人都是無能的。我們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方式，只是由於傳統武俠片中，這種敘事方式是極少見的。從胡金銓到張徹，到李小龍、成龍、徐克等，華人武俠電影幾乎都是線形地、平鋪直敘地講故事。
我們當然不能因為有了黑澤明就捨棄這種方式。你避了這個避不開那個，我們都在一個大圈裏，除非你什麼都不做。
南：《英雄》在深圳放映之後，有評論認可它的視覺效果，但不滿足於它的“震撼心靈”。
張：其實我們就是拍一個類型電影，主流的武俠電影。出發點很簡單，沒有特別深邃的思想和意義在裏面。類型電影最重要的是好看，在90分鐘裏能強烈地吸引觀眾，這樣我覺得就成功了。它遠遠不能和講思想和哲理的電影比較。我們並不是要有了不起的思想，或者如何的前衛。我注意到個別評論，覺得都跑偏了。大家不去談這個電影是不是好看，對觀眾是不是有足夠的吸引力，甩開這些去談思想或者形而上的意義，我覺得就錯了。因為那本身就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相信，如果你進電影院沒有偏見，沒帶著準備罵張藝謀的心態去看的話，它的視覺在90分鐘當中對你有強大的吸引，這點我敢保證。
南：人物似乎是符號化的，沒有明顯性格。
張：它是類型電影，又受到長度和群像的結構性質影響，對人物的開掘來説，當然遠遠不及那種鏡頭跟著一個人走從頭到尾的電影。
我們只有90分鐘，很難做到對人物的清晰刻畫。像《秋菊打官司》105分鐘，鞏俐表演的時間幾乎佔到98％，那就可以很深入。所以我非常感謝演員，他們很清楚《英雄》是一個群像戲，他們不能有最充分的表演，但全都來了，我覺得是看我的面子，是對我的信任和欣賞。如果有機會再跟他們任何一個人合作的話，我會努力地拍一個演員電影。
坦率地説這個電影不是一個演員電影，可以説是導演電影。電影在風格上有兩大類，《秋菊打官司》、《活著》是演員電影。我覺得《紅高粱》是導演電影，你不記得演員，只能記得導演，瀰漫著鮮活的衝勁。當你拍演員電影的時候，以刻畫人物命運和內心世界為主的時候，導演的手段就一定要退後，《秋菊打官司》就是這樣。再比如《活著》，好像我們沒有想法，較為平實，其實我是有意這樣做的。我記得《活著》在北京試映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批評。因為那時候都喜歡看標新立異的作品，都期望張藝謀有一部標新立異的作品。結果一看就説：什麼呀，這就是謝晉的電影，完全是倒退嘛，除了講故事，什麼都沒有了———覺得視覺上沒有衝擊性。現在倒過來看《活著》，很多人覺得很好。
南：儘管強調視覺，這個片子裏還是有自己的想法要表達吧？
張：我們試圖把刻畫的人物變得崇高一些，變得稍微理想一些，變得一腔熱血一些。純粹的報私仇我不太喜歡。即使像《臥虎藏龍》這樣優秀的電影，報私仇的成分都很重。這不是李安的原因，武俠小説就是這樣的。李慕白的死是因為私仇，是有師門之間的淵源，這是武俠小説脫不掉的窠臼。這次《英雄》另起爐灶就是想脫掉這個窠臼，我就是想寫一些更熱血的人，有信仰和理想的人，我們不去質疑他是否有歷史觀，是否超前。電影裏面談到的思想主體，那是我們為給自己一個起跳點，讓自己激動，然後就用這樣的精神去拍一個特別有意思好看的故事，僅此而已。
我們現在是弱勢文化，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從來都是選擇性吸收
南：您覺得武俠片是否目前中國商業電影的惟一齣路？
張：是的。在海外市場上就只有靠武俠片，海外大部分觀眾對中國電影就只知道、只愛看武俠片，在海外最知名的中國電影人是成龍、李連杰。這是一個歷史階段，不能怪外國人。我們現在是弱勢文化，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從來都是選擇性吸收。
南：今年你們幾個被稱為“第五代”導演的電影，從投資、製作到發行、推廣，可以明顯看出來系統的向好萊塢的商業操作規則學習。您怎麼看待這種學習？
張：我覺得很正常。電影脫離不了市場，你脫離不了商業。你看導演永遠談藝術，發行人永遠談商業，政府永遠要談意識形態和教育意義。在商業角度來説，中國越接近規範化商業操作，説明中國電影越成熟。作為導演可以完全不談制度，甚至永遠地抨擊所有商業制度，永遠是清高的藝術家。在他這個領域沒有問題，但轉手給了發行商，發行商就一定在商言商，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所以我覺得中國電影在商業發行渠道，向好萊塢學習、向各國的商業運作學習，健全自己的商業體制，是特別有好處的。中國商業發行體制非常完善的時候，對中國電影是一個福音，藝術家還是藝術家，你還可以清高，可以永遠談你的藝術，商業的部分自有人做，做得很好，分工明細，但現在中國經常混在一起。《英雄》的發行商和製片人所作的工作是創舉，他們儘量刺激市場、調動手段，使之變成一個商業交流，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非常的支援。如果每部電影都想點子，都想門路，都想辦法讓其成為商業焦點的話，那不是很好嗎？對抗好萊塢的商業大片，這就是實際行動，所以從個人的角度，從大的宏觀的角度，我都樂意支援他們，需要我出席我就出席，我也不裝清高，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我的責任。
南：您覺得從中國電影的發展來講，創作者的作用與官員、制度的作用，哪個更大？或者還有其他的因素？
張：你説到了制度、創作環境和創作者，還有就是市場，還有一個是觀眾。創作者、制度、市場、觀眾，我覺得這四個方面決定了中國電影的未來，任何一方面有傾斜，都會産生不平衡。從觀眾的角度來講，電影是永遠的話題，但不是永遠的票房。觀眾不進電影院。我們總説：親愛的觀眾，進電影院買票看電影，是對我們的支援，其他行為都只是口頭支援，不是實際支援。中國電影面臨這麼大的困難，主要原因是收不回成本，所以舉步維艱。一個是盜版，一個是電視劇，一個是個人的原因。多少人不進電影院，但是説起來很熱心，你問他怎麼看的？“我不進電影院，我看盜版。”不進電影院不買票，中國電影就死定了，因為商業都垮了。
我們看南韓的電影，最近很崛起，是南韓全國人起的作用。南韓很多的年輕導演、老導演，他們吸收了本族的文化還有借鑒外國的文化，創作出來的東西既是觀眾喜聞樂見，還不那麼庸俗，走得很好。政策趨向也是原因，國家給了他們很大的支援。市場運作已經很規範化，他們包裝的明星，現在已經全面取代東南亞的港臺明星了。它的觀眾全力以赴地支援，他們的片子在本土的票房就賺錢，所以現在韓流席捲東南亞。這對香港的電影是個諷刺，在10年、8年前南韓主要就是香港的明星，現在反過來了。對中國的影響就不用説了，《我的野蠻女友》在中國可是無人可敵啊。
《英雄》事跡
★2001年8月11日，開機。
全明星陣容的劇組備受媒體“關照”，於是開機前便立下嚴格規定：禁止向外透露拍攝情況，不接受任何採訪。此後記者以間諜方式“刺探情報”，苦心孤詣、鬥智鬥勇，既有樂趣，也有怨氣。
★2001年11月20日車禍
有記者獲知10月底《英雄》劇組在四川九寨溝發生的車禍，對影片本身久久得不到實質性資料的媒體開始了一輪爆炒，延續至2002年初。
★2002年1月21日封面
劇組在浙江橫店接受《時代》雜誌採訪，四主角成為1月14日《時代》亞洲版封面人物。這是《英雄》劇組在拍攝中惟一接受的採訪。
★2002年1月19日關機
浙江橫店，投資方“考慮到《英雄》後期製作長達10個月，於是與所有劇組人員又簽訂了一份合同，合同規定誰也不許向媒體泄漏關於《英雄》的劇照、錄影以及文字等一切資料”。
★2002年4月4日買斷
“米拉麥克斯電影發行公司以不低於1500萬美金的價格買斷了《英雄》在美國及歐美其他幾個國家的發行權。”
★2002年7月13日劇照
天津某報“世界媒體第一次”曝光了《英雄》劇照。隨後有媒體稱“劇照洩露劇情，惹惱張藝謀”。
★2002年8月2日香港
《英雄》在香港舉行新聞發佈會，第一次正式發佈權威消息及正式劇照。同時宣佈香港漫畫大師馬榮成將為張藝謀的《英雄》親自執筆編繪漫畫。
★2002年9月9日緣起
一部名為《緣起》的記錄片見諸報端。該片從《英雄》策劃開始到劇組關機，三年間跟蹤記錄這部電影的成長。電影公司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向媒體提供《英雄》的圖文資料。
★2002年10月24日試映
為滿足參選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必須在本國公映7天以上”規定，《英雄》在深圳超前試映7天。出奇嚴格的防盜版措施令觀眾與媒體愕然，之後北京某報組織法律專家對此舉是否侵犯人身權利作了討論，成為一時熱點。就“奧斯卡懸念”的討論、持批評態度的影評大量出現。
★2002年11月19日小説
由《英雄》劇本改編的同名小説面市。
★2002年11月28日緣起
記錄片《緣起》正式發售VCD、DVD，數日後《緣起》電視系列片播映權開始全國發售。購得播映權的電視臺多選擇在英雄首映至全國公映間的一週時間內播出。
★2002年11月29日天價
《英雄》VCD、DVD國內發行權拍出1780萬元人民幣，創下了中國電影VCD和DVD發行權的最高價。在廣州首映禮前，買家之一的TCL宣佈退出。
★2002年12月14日首映
《英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副廳舉行首映禮，16、17日相繼在上海、廣州舉行不放電影的“首映禮”。
★2002年12月20日，全球公映
《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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