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博覽群書》組織有關舒蕪現象的討論，我曾發言，把這個爭論歸結為知識分子倫理底線問題。我當時認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倫理底線有不同的內容，不同的要求。舒蕪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了很多苦，80年代以來寫了不少好文章，但絕大多數胡風案的受難者仍不原諒他，其中必有原因。需要弄清的是，是這麼多受難者偏執，還是舒蕪越過了底線？當時的知識界，只有呂熒這樣極個別的人敢於公開表示不同意見。歷史已經證明呂熒了不起，令人敬重。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參加了批判聲討，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不是醜陋的，怯懦的，起碼也是糊塗的，盲從的。在呂熒和大家之間，劃一條線很必要，否則沒有美醜的區分，沒有人格的引向。受難者可以原諒參與過批判的多數人，包括當時公開寫文章的許多文化名人，但是不原諒舒蕪，這是因為還有一條線，就是做人的底線。如果把政治運動比喻為一場洪水，呂熒那樣的是砥柱中流，大多數是隨波逐流。但還有一種人的作用是推波助瀾。推波助瀾和隨波逐流的區別也不能不講。對胡風的不滿可以追溯到40年代的理論之爭，但把胡風打成反革命集團頭子，是讓事態升了級。舒蕪主動將胡風給他的私人信件引入批判文章，客觀上是為這場大災難提供了導火線。這個行為就越過了做人的底線。他當時的主觀動機是什麼？這些信件的交出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整理者是舒蕪還是林默涵，還是別的什麼人？這些細節關係到責任的輕重，但都是底線以外的事情了。

    今年，我讀到許福蘆撰寫的《舒蕪口述自傳》，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在《口述自傳》中，舒蕪先生説——

    我可以確切地説明一下，所謂“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交過什麼信。當時，只是《人民日報》編輯葉遙奉命給我出了一個“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這個題目，向我組稿，我覺得宗派主義這個問題，在當時批判胡風已經達到的程度上，是個“不上綱”次要問題，而且也符合我對胡風早就已有的想法（覺得他太孤立自己），所以就接受這個約稿。我所指的宗派主義，主要是指胡風對於文藝界許多人一概過於否定，過於蔑視。這在他的公開文字中表現得還比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説得很明顯。我的文章要説清楚這一點，就不能不引用胡風給我的信。《人民日報》要發表我的文章，葉遙為了核實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風給我的信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對，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給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這兩個性質完全是不一樣的。我寫的文章，引用了胡風給我的信，《人民日報》要發表這個文章，編輯部為了業務上慎重的需要，希望借書信原件去核對一下，這有什麼不可以？何況葉遙女士既是編輯又是我的老熟人。

    從舒蕪先生的角度考慮，我覺得這樣的解釋自有其道理，值得作同情之理解。我的某些判斷，或許簡單生硬了一些。然而，教訓還是值得總結的。從外部環境而言，國家真正走上民主化法制化的軌道，才能從根本上避免文字獄。從知識分子方面來説，文人難免要參加一些筆墨之爭，這本是文化活動的常態。但在文字獄完全進入歷史博物館之前，文人還是應當多存幾分謹慎和自律，防止自己的文字成為權力者加害別人的由頭。否則，導致別人受到傷害，歷史後果可能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