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博覽群書》組織有關舒蕪現象的討論,我曾發言,把這個爭論歸結為知識分子倫理底線問題。我當時認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倫理底線有不同的內容,不同的要求。舒蕪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了很多苦,80年代以來寫了不少好文章,但絕大多數胡風案的受難者仍不原諒他,其中必有原因。需要弄清的是,是這麼多受難者偏執,還是舒蕪越過了底線?當時的知識界,只有呂熒這樣極個別的人敢於公開表示不同意見。歷史已經證明呂熒了不起,令人敬重。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參加了批判聲討,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不是醜陋的,怯懦的,起碼也是糊塗的,盲從的。在呂熒和大家之間,劃一條線很必要,否則沒有美醜的區分,沒有人格的引向。受難者可以原諒參與過批判的多數人,包括當時公開寫文章的許多文化名人,但是不原諒舒蕪,這是因為還有一條線,就是做人的底線。如果把政治運動比喻為一場洪水,呂熒那樣的是砥柱中流,大多數是隨波逐流。但還有一種人的作用是推波助瀾。推波助瀾和隨波逐流的區別也不能不講。對胡風的不滿可以追溯到40年代的理論之爭,但把胡風打成反革命集團頭子,是讓事態升了級。舒蕪主動將胡風給他的私人信件引入批判文章,客觀上是為這場大災難提供了導火線。這個行為就越過了做人的底線。他當時的主觀動機是什麼?這些信件的交出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整理者是舒蕪還是林默涵,還是別的什麼人?這些細節關係到責任的輕重,但都是底線以外的事情了。
今年,我讀到許福蘆撰寫的《舒蕪口述自傳》,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在《口述自傳》中,舒蕪先生説——
我可以確切地説明一下,所謂“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交過什麼信。當時,只是《人民日報》編輯葉遙奉命給我出了一個“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這個題目,向我組稿,我覺得宗派主義這個問題,在當時批判胡風已經達到的程度上,是個“不上綱”次要問題,而且也符合我對胡風早就已有的想法(覺得他太孤立自己),所以就接受這個約稿。我所指的宗派主義,主要是指胡風對於文藝界許多人一概過於否定,過於蔑視。這在他的公開文字中表現得還比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説得很明顯。我的文章要説清楚這一點,就不能不引用胡風給我的信。《人民日報》要發表我的文章,葉遙為了核實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風給我的信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對,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給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這兩個性質完全是不一樣的。我寫的文章,引用了胡風給我的信,《人民日報》要發表這個文章,編輯部為了業務上慎重的需要,希望借書信原件去核對一下,這有什麼不可以?何況葉遙女士既是編輯又是我的老熟人。
從舒蕪先生的角度考慮,我覺得這樣的解釋自有其道理,值得作同情之理解。我的某些判斷,或許簡單生硬了一些。然而,教訓還是值得總結的。從外部環境而言,國家真正走上民主化法制化的軌道,才能從根本上避免文字獄。從知識分子方面來説,文人難免要參加一些筆墨之爭,這本是文化活動的常態。但在文字獄完全進入歷史博物館之前,文人還是應當多存幾分謹慎和自律,防止自己的文字成為權力者加害別人的由頭。否則,導致別人受到傷害,歷史後果可能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中華讀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