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劃分法的誕生，有時像是一個時代的笑話，有時又給人一種悲涼與滄桑感——從中能聞出不少歷史的“余香”。從“70年代作家”開始，人們也早已適應了這種看似簡單的分類法。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這是3個誰也瞧不起誰的年代。

    生逢60年代

    60年代是承前啟後的一代，也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有著最切膚體驗的一代人。他們不像70年代甚或80年代人經常喧嚷在媒體或一切可以發出聲音的地方。但60年代卻越來越成為這個社會真正的中堅力量，他們承載的理想主義精神和憂患意識在激蕩變幻的歲月裏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更加真實、理智和成熟。這是他們的代表：余華、蘇童、遲子建、徐坤、畢飛宇、朱文、邱華棟、陳染、祁智、刁斗、關仁山、東西、葉彌、述平、劉繼明、李洱、魯羊、趙琪、陳懷國。

    60年代作家的作品已經為人們所知，還有這樣的一些人也是“60年代”。史玉柱、崔健、段永平、楊瀾、米丘、李陽、張廣天、王長田、張朝陽、王志東、鄧良平、潘石屹……。這些60年代出生的名人在生活中是什麼樣？於是有了這本《生於六十年代》（陳紅雲、王延薄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該書是《贏週刊》人物訪談欄目“生於六十年代”的結集。巧合的是《贏週刊》是一張由一群生於60年代的人創辦的報紙。

    從這樣的意義上説，《生於六十年代》便有著尋找60年代人真實故事的含義，在這本書中，60年代的部分面具得以摘下，從這些尊貴的面孔裏，人們難能可貴地看到某些時代的影子。

    60年代人活得自我、自尊但實在不自由，他們所反對的其實也是自己崇拜的，他們追求的其實也是自己憎恨的，他們貴族式地思想卻又不得不平民般地生活。這一切令60年代人開放而封閉，大度而又尖刻。

    60年代註定只是一個時間通道式的群體，用過分褒揚的字眼來描述實在是不得體。為什麼這樣説呢？《生於六十年代》其實很巧妙地給出了一些答案。在這本對話體的書中，60年代的所謂代表人物白描般地展露，但出現得足夠多的是“邊緣”，是“獨木”，是“微微低頭”，是“第三隻眼”，一種非主流、非自由的氣息撲面而來。

    對60年代的探究終歸是一種社會需要的視角。在面具摘下之後，我們終於發現，60年代生人，有著不實際的想法及視錢財不似錢財般的冷漠心態。這種時時碰到的心不在蔫有時讓人誤會他們的虛假，不信，你會從許許多多的《生於六十年代》的主人公電影道白式的回答中看到他們的生意習慣——談錢少而談道義及責任多。

    對話體也透著過人的靈氣，不下結論，只是挖掘，一問一答之間，縈繞著的儘是60年代的語氣與呼吸，高手論劍一般，君子動口不動手地摘下60年代的面具。

    有人説60年代的人會比較懂得珍惜，懂得感恩。50年代人到70年代人中間的一個階段，恰恰60年代的人是個很好的橋梁去承載這兩代人之間差了很多的價值觀。他們兼具50年代人價值觀的一些判斷，又比較理解七八十年代隨著整個年代變遷所賦予他們的新價值觀。

    明年1月首批推出的3本《廣場文庫》叢書是一套開放式連續出版的長篇小説叢書，首批作品推出劉建東的《全家福》、七格的《蘋果核裏的桃先生》和宋瀟淩的《個別女人》。這3本書的作者年齡都在40歲以下，其中劉建東被稱為“都市奇跡”的書寫者，《全家福》被國內眾多評論家認為是2002年我國長篇小説創作的重大收穫；七格是上海某網站的網管，擅長於以絢爛的想像力創造一個狂歡化的世界；《蘋果核裏的桃先生》的出現使中國小説繼王小波之後再次面臨完全異質的藝術思維的衝擊。

    雲南人民出版社社長、總編輯胡廷武介紹，《廣場文庫》叢書將由當前在青年作家中有廣泛影響的李敬澤擔任主編，將不斷推出新生力量，鮮明地標舉文學理想，張揚狂歡、奇異、奔放、迅捷、富於衝擊力的小説精神，真正拓展中國文學的理想空間。

    我們是70年代

    70年代的人確實有一種介乎于年輕和不年輕之間的難堪。年輕的一代批評他們不夠新潮，年老的一代又説他們不夠保守。

    心浮氣躁可以説是70年代生人的表徵之一。“70年代作家群”是目前中國文壇最年輕的作家群，他們先是以相對極端的寫作姿態和言説激情令文壇瞠目驚愕，繼而在期刊的大面積推舉和搶灘式的精心包裝下迅速地佔據前沿，如今的情勢證明：“70年代人”已在文壇取得了重要的席位，他們活躍著，並將有更多的同伴和更有實力和光彩的作品登堂入室。丁天、周潔茹、金仁順、戴來、陳家橋、趙波、朱文穎、魏微、李修文……這是70年代作家的代表。

    與60年代相對正面的形象相比，對70年代作家的評論眾説紛紜。評論説，在他們的作品中，性、搖滾音樂、酒吧、毒品和其他一些現代生活的符號成了非常突出的象徵。一種意見認為，“70年代人”的寫作風格各異，但整體上所表現出的對現實與歷史問題的敏感和語言上的鮮活衝擊力是明顯的，他們對這一創作群基本上持肯定和期望的態度；另一種意見相反，認為這一群作家生活根底淺，只能無病呻吟抑或張揚尖叫，幾乎是一種“激素催生的寫作”，無價值和前途可言。

    的確，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本身存在著如下的特點：

    一、女作者居多，而且報刊喜歡在發表作品或評論時加上他們的照片和簡介。

    二、他們存在著生活積累的先天不足，只能倚靠自身的成長經驗和閱讀資源人微言輕寫作的背景性因素，但其成長與閱讀本身往往構成這一代的優勢，是他們得以“陌生化”的源泉，因此在讀者所期待的已成定勢的宏大敘事視野裏，他們是一些“另類”。

    三、他們整體上展示了嶄新的創作觀和人生觀，在他們眼中，“不是死亡，只是破滅”式的命運感受已成為對生命極端的哲學性認識，他們忠實于“終極短路”現象産生的現實背景，並力圖發出各自內心的焦慮不安或欣快傷痛的聲音。

    四、一部分人已經喪失當初的活力，寫作的興趣有所轉移，但其中的大部分仍然活躍于文壇，作品個人風格或成熟或變化，不排除相當一部分人有與影壇歌壇槍手人物一比高低的明星企望，但不容懷疑的事實是，現今“70年代人”已擁有多種寫作路數，他們的都市化寫作仍然佔優勢而對底層（包括鄉村）生活的敘寫也已有了較為優異的成果。新近的勢態表明，作者群落的上海、江蘇、北京格局正在打破，山東、湖北、吉林等地的新作家的不凡實力正使“70年代人”走向多樣，他們一起高漲的寫作激情，將在新世紀來臨之際，給人們“刮目相看”的機會。比如現代出版社推出的“修正文庫敘述中國系列”，包括《一直向東走》、《一直向西走》、《一直向北走》、《一直向南走》。4位作者都是生於70年代，他們或寫城市或寫鄉村，展現其中的苦難、幸福、掙扎和死亡，由此折射出來一個民族的滄桑。

    2002年5月，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為“一九七幾”的文叢。該文叢包括4本文集：謝有順《話語的德性》、盧周來《窮人與富人的經濟學》、程亞文《一個平民的政治主張》、黃鐘《遊手好閒地思想》，涵蓋了文學、經濟、政治、思想4個領域。這套叢書的作者都是70年代出生但近年在學術界很活躍的人物。此套叢書的策劃者稱，策劃這套叢書，與近年來傳統及網路媒體討論“70年代生人”有關。在上代人眼中，因為70年代人在他們的青春期時正趕上80年代興起的消費文化，因此，70年代人總體上是追求自我個性張揚的一代人，也是沒有歷史與時間，只有當下的一代。傳統及網路媒體在對70年代人中的寫作者進行包裝時，也有意識往此方面引導。於是，一説到70年代的寫作者，在人們的視野中就只有美女作家與“大話”作家，而很少關注到70年代寫作者中還同時潛存著一批思想與學術型寫作者。恰恰正是這群與流行很少沾邊、在各自領域默默地思考與寫作的思想與學術型學者，繼承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傳統，關注著仍舊步履艱難的中國與中國底層百姓的命運，以自己的良知與智慧，堅守著陣地。推出這套叢書，就是想以整體的姿態，為這群學者最終得以浮出水面創造條件；同時也使人們能對70年代一代人有更全面的認識；還想使70年代一代人對他們自己以及他們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有更全面的認識。

    《城市畫報》10月份推出“我們生於70年代”特刊。副主編李暉介紹説，今年10月，正逢《城市畫報》改版3週年，由於他們定位於城市年輕人看的雜誌，讀者群的年齡在剛好是70年代生人，所以他們想到做一期70年代的專題。整個雜誌全都是關於這樣的內容，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採訪70個生於70年代的城市人，每個人會有一張照片，絕大部分是有城市背景和工作環境，有簡介，每個人問了6個問題。一是你想要什麼？二是你相信愛情嗎，為什麼？三是你快樂嗎，為什麼？四是用幾個詞説説70年代出生人的特點？五是説説你的金錢觀？六是你想過死亡嗎，你希望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死去。李暉説：“70年代概念不是從我們這時開始做的，之前就有文學上的‘70年代作家’，我們做方案時，同行在問，為什麼現在才做？我們説，我們做不是想為這個年代人做概念性炒作，我們只是想詳細展現70年代人的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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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評60年代和70年代

    60年代人在物質和精神生活極度匱乏的年代度過了他們的童年，水果是奢侈品，沒有進過幼兒園，童年時代沒有受過多少文藝熏陶。對文革的記憶大部分停留在腦皮表層，並沒有深入靈魂和思想的深處，但對“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大公無私”、“革命”、“大詞”的懷疑卻隨著青春期的到來一起到來。

    這些人經歷了一些以下事件：

    傷痕文學的興起，但很短暫；

    朦朧詩運動，在那時詩人是時代寵兒，就像軍人是戰爭時代的寵兒一樣；

    政治、哲學、文學書籍雜誌的暢銷；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為時代的標語，科學家成為許多人的偶像；

    校園選舉運動；

    搖滾樂的興起，崔健成為青年人的代言人；

    金錢成為另外一種價值標準；

    92年的鄧小平南巡，市場經濟確立不可逆轉的地位；

    理想主義幻滅，犬儒主義盛行。

     　——《生於六十年代》作者王延薄

    生於70年代的是最後一撥這樣的人：

    是最後一撥對這樣一句話耳熟能詳的人“為革命保護視力，眼保健操開始……”；

    是最後一撥男女生明明互有好感，卻故作嫌惡狀，在課桌上刻三八線的人；

    是最後一撥在小時候寫作文時，言必稱“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或“改革的春風……”之類的人；

    是最後一撥學校開會一冷場有事沒事就開唱“沒有花香，沒有樹高”的人；

    是最後一撥在接受電腦啟蒙教育時，還見識過BA－SIC語言的人；

    是最後一撥有過小時候要到別人家看電視，死活賴著不肯回家，被爸媽打的經驗的人；

    是最後一撥過“六一節”還必須找齊了白襯衫、藍長褲的人；

    是最後一撥和泥巴、過家家、彈彈子、拍畫片，背著軍用水壺，揣著茶葉蛋春遊的人；

    是最後一撥在小學勞動課上還去打掃廁所、捉蒼蠅老鼠的人；

    是最後一撥對“五講四美”三熱愛倒背如流，但始終也沒搞清楚什麼時候才能練成“四有新人”的人；

    是最後一撥告訴自己，要有理想有信念，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走在路上看見方格子地磚想著跳房子，跳橡皮筋的時候唱“我愛北京天安門”，每個月存5元指望小學畢業去看天安門的人；

    是最後一撥看全了山口百慧的《血疑》系列，天天查看自己手臂上有無紅點、擔心自己也得白血病的人；

    是最後一撥有幸目睹過香港無線的諸多武俠劇的人。看《射雕》英雄傳裏的翁美玲讓我們把早逝的她奉若神明，《絕代雙驕》又讓我們成了梁朝偉的終身影迷。那個時期的金劇和古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中華讀書報》2002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