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秋，我選擇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地理系，在那裏開始了為期一學年的富布萊特項目研究。系裏三樓墻上懸挂著該係著名學者的照片，其中有中國內地地理學者十分熟悉的哈特向，還有大陸學者並不太熟悉的段義孚。照片中是年輕時的段義孚，他坐在大峽谷的懸崖邊，雙腳垂在峽谷的“雲端”。這個拍攝角度只有用長焦距鏡頭才可以呈現，而我則有幸近距離地“認識”他。人們説他是一個唯心主義的人本主義地理學家，作為一個唯物主義的地理學家，我想知道他是行在“雲端”？還是坐在“地”上？他是誰？

    第一次見到段義孚很偶然，是地理系的樓道裏。一個文質彬彬的瘦小老頭，鼻子上架著一副輕巧的眼鏡。這就是段義孚？與我想像的地理大師完全不一樣！

    我與義孚的第一次長談是在大學廣場的一家餐館，他雖然是華裔，但因從小離開祖國，先後在澳大利亞、菲律賓、英國和美國接受教育，我們之間的溝通只能用英語。入鄉隨俗，我稱他“Yi－Fu（義孚）”。話題從我做的城市社會空間研究開始。在國內，運用遙感和地理資訊系統手段研究城市地理問題正方興未艾。學者們成功地利用遙感影像和地理資訊系統（GIS）分析城市土地的利用、交通、人口分佈等現象，然而這些技術手段在研究城市社會空間問題時卻有難度和局限，尤其在分析流動的、抽象的社會文化現象空間分佈時表現更為明顯。因此腳踏實地的野外實地調查，在社會文化現象的空間分析中依然起重要作用。

    既然統計資料和遙感圖像無法展現人們頭腦中的思想和觀念，那麼許多地理學家往往運用訪談和問卷調查的方法，了解人們的想法，而後使用社會統計學的方法進行分析，進而得出一些空間“規律”。從本質上，這樣的方法與20世紀60年代借助計量方法而興起的空間分析學派沒有什麼區別。隨著討論的深入，我發現這樣的研究也不是義孚的興趣所在，他總是關心不同的人如何理解某個“空間”，不同的人群如何賦予他們所在空間特殊的意義，這與統計學方法側重於多數人有根本區別。例如，在討論中國城市流動人口問題時，他關心進入城市的所有“新居民”（newcomers），這些人來自中國不同的地方，有成人，有孩子；有男人，有女人；有健康人，有殘疾人。在不同新居民的眼中，城市的映像是不同的。謀求經濟收入的提高是多數新居民“工具理性行動”（Zweckrationalit？t）的目的，而這些新居民的個體差異使得他們的“價值理性行動”（Wertrationalit？t）、“情感行動”、“傳統行動”也各不相同，而統計方法在分析或者預測這些行動的空間差異時顯得那麼力不從心。

    義孚不定期地將他寫的一些隨感與系裏的同仁們分享，其中有一篇隨感最能説明他觀察事物的人本主義視角。1999年秋，美國和伊朗足球隊在洛杉磯舉行了一場足球比賽，美國媒體將之與中美20世紀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相提並論。如果按照統計學的分析或預測方法，這場在美國舉行的比賽，觀眾的情緒一定是倒向美國，因為從伊朗來的觀眾為數甚少。令媒體吃驚的是，全場多數人為伊朗隊助威。解説員時而將那些揮舞伊朗國旗的觀眾稱為伊朗裔美國人，時而將他們稱為美國人。因為在那些為伊朗叫好的觀眾中，許多人是出生在加利福尼亞、俄勒岡的第二代伊朗的移民。義孚在隨感中提出這樣的問題，那些今後投票選舉美國總統，甚至有資格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的伊朗裔年輕人，在什麼情況下會對“美國”這塊土地有“忠誠”之心和“忠誠”之舉？空間的認同、地方的認同需要多長的時間才能培養出來？如果沒有人能夠給出確定的回答，大家也就接受了義孚的觀點——空間認同和地方認同對不同人是不同的；即使是某個人，他在不同的情況或環境下，其認同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讀罷義孚的這段隨感，引發我重新驗證統計分析方法的缺陷，一個統計學家是否能夠告訴人們，根據人口統計資料記錄的觀眾“社會屬性”，他能夠計算出有多少觀眾將100％地，或90％地支援美國隊？

    讀義孚的作品是“認識”他的另一種形式，我至今依然收集他給同事分發的隨感，當時他計劃將這些隨想輯為一個集子想名為《致我的同仁》（To My Colleagues）。義孚是一個多産的地理學家。我曾經冒昧地問義孚，他最喜歡他的哪部著作，他並沒有給我直接的回答。當時我認為，作品之於作者，如同父母眼中的子女，無法説出哪個最好。後來我才悟出，如果我那麼看重他對其作品的“排隊”，那麼我在閱讀他的作品時，很可能失掉了“我”的判斷。義孚的著作分為兩類，他的學科背景是自然地理學，因此早期著作有《新墨西哥州的氣候》、《亞利桑納州的磧原》等。自20世紀70年代，他開始轉向對社會文化地理現象的分析，並以發表在《美國地理聯合會年報》上的《人本主義地理學》一文為標誌，進入了新的研究階段。我比較喜歡讀他的《空間與地方》（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在美國許多大學的圖書館中，這本書的藏書冊數要比義孚的其他著作多，即便這樣，有時圖書館的電腦也顯示“已借出”（on loan），許多哲學系、人類學系、文學系的師生都借閱這本書。

    在《空間與地方》一書中，義孚分析了人們感知空間的各種方式。他認為，地方是有範圍的，而空間是自由的。我們生活的地區被他人認識，我們也渴望認識其他地區。義孚從個體的經驗中挖掘出人類的經驗，他的目的是進一步探究和討論，而不是對一個我們已經充分了解的地區做出最後的定論。讀義孚的作品需要“品”，他的寫作風格是旁徵博引，用古今中外的例子説明他要表達的思想。例如，他在書中引用了波爾和海森堡的一段對話，這兩位著名的物理學家參觀科隆堡城堡時，波爾對海森堡説：“作為科學家我們看到的是由石頭建成的建築，然而一旦我們想像這裡曾居住著哈姆雷特，這個城堡馬上就變了，這種感覺真是奇妙！”義孚借用波爾的話告訴人們，對於同一個客觀的“空間”，每個人的感覺將因其經驗的不同而不同，儘管他們知道組成客觀世界的物質不會因為個人的主觀意志而不同。《地理學評論》稱該書“豐富了我們對空間的認識”，《選擇》則稱“這是一個優美的思想管弦樂套曲”。其實我以為，用拉策爾（F.Ratzel）在其《人生地理學》中的一句話可以概括義孚這本書的思想——“人就是一塊土地。”

    上個世紀最後一個歲末，義孚出版了一部自傳——《我是誰》，新書的發行儀式在麥迪遜最好的一家書店裏舉行。書店巨大的落地窗臨時成為演講臺的背景，窗外是夜色中的雪景，室內書架間瀰漫的“書香”混合著咖啡特有的香氣。人們靜靜地傾聽著義孚的發言，他依然採用娓娓道來的談話風格，卻簡練地勾勒出一個我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他。大家自由發言時，不同的人向義孚提出的問題各不相同。一位中年人談到，他父親曾參與當年麥迪遜的城市規劃，這樣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對這個“地方”有著獨特的感情。我知道他真正聽懂了人本主義地理學者對“地方”的定義。望著窗外閃爍的星辰，我心中還在想——他是誰？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