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和局部地區物質生活檔位的持續提升，人們開始擁有了一種命名生活的激情。對於大多數城市居民來説，幸福的生活不但已經被徹底澄清為一種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現世的生活(而不是某個宏大的理想、莊嚴的終極價值)，而且已經不能被一些籠統的古老描述方式所涵蓋，需要進行具體化的、全新的詮釋、歸類和命名。古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人們渴望為他們正在過著的或者期望進入的新銳的生活樣態賦予一個確切的名稱，這個名稱最好能夠所有地把地位、狀態、格調等方面的問題全部説清楚，以便將它方便地貼在自己的額頭，喜笑顏開地供自己照鏡子把玩，供人識別。90年代之後大陸媒體在構造必要和不必要的文化和亞文化空間的進程中所顯現出來的強大的話語增殖力滿足了人們這種重新命名生活的要求。於是，一系列被各式各樣的需要“構造”出來的“生活品牌”走馬燈似的順次崛起在時尚話語之中，等待人們“認購”，似乎生活的樣態、幸福的類別可以像SWATCH的手錶、ESPRIT的衣服一樣，一經大腦確認，即可擁有。

    出現得最早的一個時尚生活“品牌”是所謂的“小資生活”。小資即小資産階級、小布爾喬亞，這個詞從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化佔據中國文化主導地位以來在主導性觀念形態的視野中一直是一個類似于蒼蠅、臭蟲、蟑螂一類的雖無大害但在騰得出手來的時候最好還是隨手捏死的小玩意兒。直到90年代前期，這個詞在相當一部分文化人的眼中還是一個相當於“沒成色、沒出息”的貶義詞，譬如，最受北京地區小資青年歡迎的詩人西川在一篇文章中曾經告誡廣大文藝青年，可以寫奴隸主的詩歌、地主階級的詩歌、無産階級的詩歌、資産階級的詩歌、流氓無産者的詩歌，但就是不能寫小資産階級的詩歌。小資在90年代中期以後借助新銳媒體的力量迅速轉變為一個褒義詞，它為逐步走向富裕、走向秩序感的中青年提供了一個可以與不富裕、沒有秩序感的中青年相區別的身份認同機制。作為身份認同機制的“小資生活”大致包含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涵：一定的經濟實力、生活的穩定感、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同時“品牌化”、敏銳的時尚意識，等等。有些人把小資生活總結為“住小戶型、開寶來車、吃哈根達斯、喝星巴克、看伊朗電影、讀杜拉斯”。可以説，“小資”的生活範式是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國社會文化形態發生轉型之後的第一批既得利益者在起步階段的經濟能力、文化視野、精神構造相匹配的。

    “中産”這個生活品牌似乎是在小資已經被廣為接受之後，部分媒體為一些經濟能力已經超出了小資檔位的人量身定制的。所謂中産階層在國外有著清晰的經濟甄別指數，其社會功能也相當的多樣化，在斂財、過日子之餘，還往往肩負著一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導向和道德文化傳承的使命。但在中國，“中産”這一生活品牌不但缺乏確切的、公認的經濟衡量尺度，其最耀眼的特點也僅僅局限于高於小資的財力和社會地位。“中産階層”這個詞在中國的規模化的正面使用與20世紀90年代後期房地産業在大陸的全面挺進密切相關。大批樓盤出於行銷的目的，與媒體合謀，把“成熟的中産階層社區”等措辭強行放置到都市的流行語匯之中。如果説人們對小資的識別還多少可以從音樂、電影等精神生活的層面入手的話，對“中産”的判別則無一例外地依賴於豪宅、跑車等物質因素。或許還可以加上一樣東西——狗。一位有幸躋身於中産階層樓盤的北京文化人曾經在一次物業公司組織的狗家長會議上慷慨陳詞——“狗是中産階層的流動的風景線……”但事實上，狗不過變相説明瞭房屋的寬大而已，它依然是從物質的角度而非“愛心指標”的角度強調了中産階層的闊綽。

    為了彌補“中産生活”對精神生活的忽略，同時，也為了強調日子越來越好過了，以前的小資們更發達了，新千年之後，媒體上開始出現了一個新的生活品牌———波波。正所謂“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波波族”(又譯“波布族”)是一個標準的“舶來品”，它源於美國的一本暢銷書《天堂裏的波波族》。在該書中，作者把兩個以bo打頭的單詞———bourgeois(中産階層)和bohemia(波希米亞)縮合在一起，創造出了一個新詞———bobo(“波波族”)。僅從構詞就可以看出，“波波族”強調的是在經濟實力、物質生活檔位達到了“中産”的要求之後，還必須擁有在傳統意義上被認為是反中産階層的波希米亞生活方式的精神追求，似乎這樣就可以調和經濟訴求與文化訴求、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在個人身上的長久糾葛。但是，也和“黔之驢”一樣，這頭由中産階層的經濟種馬和波希米亞的文化野驢雜交生下的“波波族”騾子在被“船載以入”之後，也將面臨著“至則無可用，放諸山下”的命運。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波希米亞傳統的國家，很難想像人們怎樣努力地不把“波波”的第二個“波”(“波希米亞”的“波”)和《大話西遊》裏面豬八戒唱的“吹個波，吹個大波波，吹大了波波玩波波”的“波”混為一談。

    最近，另一個生活概念———IF一族，即國際自由人(international freeman)———又誕生了。這個品牌算是惟一誕生於本土的東西，它的要點在於恰恰應和了WTO後國人日益增長的全球性視野。這個概念的提出者劉克亞先生認為，國際自由人是一群可以在全球範圍內自由地選擇工作、居住和生活地點的人，而這樣一群人會越來越多地由中國輸出，只要中國人熟練地掌握了英語。IF一族的提出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但參與爭論的人，尤其是否定者們，往往是從“英語是否能夠決定命運”這個角度片面地理解“國際自由人”，沒能從這個概念之中看到在人們命名生活的激情中透露出來的新的動向。一旦我們把“國際自由人”放到小資、中産、波波的序列之中來考察，就會發現這一概念或許是這個生活命名序列之中最有野心、最能滿足進入21世紀以來都市冒進階層對幸福生活的想像的一個。“IF一族”強調強大的Earning Power(掙錢能力)，強調健康而人性化的工作狀態，認為謀生對IF一族絕對不是問題，工作的擇取要和對生活品質的“高、精、尖”的不倦追索結合起來，這是那些在看藝術片之餘還得焦心地考慮如何去掙錢的小資們所無法企及的；“IF一族”強調全球性的視野、完善的個人身心調控技術、專業領域之內超凡的領導能力，這又是那些只知道買房置地養狗的本土“中産”所不能比擬的；而“IF一族”所強調的“世界公民”的胸襟和自覺地在文化共生主義的立場下接納全球精神文化遺産的氣質則比“波波族”之中的“波希米亞”精神更對國人胃口。這款“IF牌生活”的推出顯然在可預見的近期之內把近10年來的“命名生活”的熱潮推向了頂端，憑人們對“幸福”的可把握的理解和推測，暫時還難以想像有比IF更具有階段性完美感的“生活品牌”。但這款“國際自由人生活”到底在中國具備多大的可適用性，還需要時間來檢驗。

     《 南方週末 》2002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