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在《筆會》發表了有關魯迅經濟生活的系列文章，引起國內外讀者很大的興趣和反響。但那些文章有個缺陷，就是只查核研討了魯迅一生的收入和衣食住行等，卻忽略了魯迅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費。實際上，簡潔的《魯迅日記》每一年都詳細記載了他的《書帳》，可見他對於“買書”非常看重。

    魯迅總是利用各種機會，想方設法搜尋和購置大量圖書。書，在魯迅看來，簡直比吃飯更有價值。侍候魯迅母親生活了多年的幫工王某回憶：有一次，母親勸魯迅買幾畝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飯，省得每月向糧店買大米吃。魯迅聽了笑笑説：“田地沒有用，我不要！”然後又大聲説：“有錢還是多買點書好！”

    魯迅的日本好友增田涉，曾于1931年3月到12月之間，為了向日本翻譯介紹《中國小説史略》，在上海經常跟魯迅面談。根據這十個月間魯迅的談話，增田涉著文轉述了當時魯迅的收支概況如下——

    “他的收入是靠從前的書——主要是《吶喊》與《徬徨》等繼續重印的版稅。版稅是二成五（按：即25％）……據説他一個月的用費需要四百圓。那時是昭和六年（按：即西元1931年）……生活費二百圓，買書費一百圓，給母親的生活補貼一百圓。——他説，周作人在北京，不照顧母親；所以我不能不匯錢去。母親跟他的前妻一道生活，他寄送生活補貼不是沒有理由……。魯迅卻是被壓迫、被搜捕的不自由的人，尚且靠一枝筆，繼續著真正的惡戰苦鬥。”（引自《魯迅思想研究資料》下冊第456頁）

    我仔細驗算和查核了有關史料，在1930年，魯迅共收入15128.895銀圓，而買書的費用為2404.50銀圓，佔全部收入的15.9％；又在1931年，魯迅共收入8909.30銀圓，其中花費1447.30銀圓買書，佔全部收入的16.2％；可見增田涉轉述當時魯迅的談話，不僅沒有誇大，甚至是縮小了數據：實際上，魯迅在1930年每月買書的錢平均達到200銀圓，1931年每月買書的錢平均達到120銀圓！

    當然魯迅在上海定居的晚年，經濟生活比較寬裕。早年情況又如何呢？我根據《魯迅日記》逐年統計，這24年間魯迅總共收入12萬多銀圓，約合今人民幣480萬元。而其中耗資1萬3千多銀圓用來購置圖書1萬多冊（幅），價值約合今人民幣52萬元；也就是説，平均每年耗資5千多銀圓（合今人民幣2萬多元）專門用來買書。別人贈送的圖書還不計在內。而且後十年所用書款，更多於前期。（筆者注：1912年一塊銀圓的實際購買力，約合今日人民幣50多元；1926年一塊銀圓合今40多元；1936年一塊銀圓合今35元以上。這還是一個較為保守的比例。有些經濟學家提供的數值比這更高。本文采用一塊銀圓平均合今人民幣40元的估算值。）

    由這個統計表可以看出，從1912年5月（魯迅31歲）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年10月（魯迅55歲）在上海病逝，這24個年頭中，魯迅收入的平均11.1％專門用來購置圖書。可見讀書、購書、寫書、教書，是魯迅一生始終不渝的最強烈最持久的嗜好。

    從1912年5月到1919年11月，即魯迅寄宿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衚同紹興縣館（原稱山會邑館）的7年半期間，魯迅獨居一屋、長夜孤燈惟以書為伴。他在民國教育部多年任職的月薪相當穩定，除了積攢存款準備置辦房産（三進大四合院以備接母親家屬來京合住）之外，經常以十分之一左右的收入、專門用來到琉璃廠等處購置圖書。

    但從1920年到1926年夏，即魯迅先後居住在北京八道灣11號、磚塔衚同61號、宮門口西三條21號期間（離開北京南下之前），魯迅的經濟狀況有所下降。由於北洋軍閥政府長期拖欠教育經費，魯迅在這7年內，收入比1919年的水準減少了大約30％，而同住一個“大宅門”的周作人夫婦揮霍無度，作為長兄的魯迅經濟負擔加重，手頭拮據，僅能以收入的大約5％用來購置圖書。其中境況最差的1920年，僅購書51.80銀圓，佔收入的2％；1924年僅購書99.24銀圓，佔收入的3.8％；這幾年是魯迅生活最苦悶、思想最徬徨、健康狀況最受損壞的苦鬥階段。

    1926年夏天魯迅由北京南下廈門、半年後又轉往廣州，1927年中魯迅攜許廣平赴上海定居。此後，他作為自由撰稿人依靠“爬格子”的版稅和稿酬謀生，經濟上獨立自主，生活上得到保障。

    魯迅在上海度過了比較寬余的晚年。1926－1936年這十年間，他除了“上養老、下養小”以外，自己生活很節省，卻能夠保障以收入的十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用來購置圖書。

    圖書，是魯迅最珍惜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他的不朽著作如《中國小説史略》《漢文學史綱要》參考了數量驚人的古籍文獻，大半出於他精心蒐集的藏書。他還利用藏書和借書編輯了《古小説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説舊聞鈔》等；他為了翻譯一些外國文學作品，預先購置了大量參考書籍，甚至委託朋友們從歐洲、日本購買外文原版。……縱觀《魯迅日記》24年的書帳，詳細記載了他平生購置並保藏的9千6百多冊書籍和6千9百多張古文物拓片，共1萬6千5百件圖書。在《魯迅日記》中鄭重其事地一一著錄在冊，如數家珍。

    即使如此，魯迅還經常感嘆：“書到用時方恨少”，為一些珍愛的圖書無法購置而遺憾！……

    我統計分析並核實了“魯迅購書費用及其佔收入的百分比”，內心深為魯迅對書的摯愛而激動、而震撼。魯迅的物質生活多麼簡樸，而他的精神生活多麼富足！這富足的標誌就是魯迅的藏書。由《魯迅日記》《魯迅書信》整理出的魯迅購書費用的史料，真實地反映了魯迅生平一以貫之的對金錢的態度，更深層的意義，是體現了一種現代文明的價值觀。由此更加證實了我多年前提出的觀點——“離開了經濟生活的魯迅，不是完整的魯迅，更不是真正的魯迅。魯迅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以他超越了‘權’和‘錢’的自由職業作為穩固的經濟保障。魯迅的經濟生活，足以擺脫了官的威壓、商的羈絆，從而保持了他的精神主權和人生價值。”

     《文匯報》2002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