輟學教書的周金勇
周金勇是一個美麗、斯文的小姑娘,儘管“金勇”聽起來很像是一個男孩子的名字。13歲的周金勇已經學會面對生活的艱辛:兩歲時便失去了父親,成長中不斷看到身邊的人因貧窮而賣血,因賣血而染病,因患病而更加貧窮……
周金勇是今年夏天輟的學。那天是交學費的日子,家裏一分錢也沒有。母親到外邊轉悠了半天,撿了一些破紙盒、舊瓶子,賣了這些破爛換了4.5元錢,她給了周金勇2元,這是周金勇一個星期的生活費。母親讓周金勇先去學校上課,至於學費,以後再想辦法。周金勇不願讓母親傷心,帶上一些饅頭作為乾糧,步行十幾裏到了鄉中學。
母親默默承受著女兒的眼淚。
入夜,周金勇守候在風雨飄搖的小屋外,屋裏是重病中的哥哥、嫂子和小侄女。
張夏依臂上寫著銘心刻骨的字句。
全家人相互支撐著在地裏播種。
爺爺的希望是孫子能夠上學。
周金勇從學校領回了自己獲得的初中一年級三好學生的獎狀,然後告訴母親,她不想上學了,要強的她無法面對別人有新課本自己卻沒有書的局面。母親什麼也沒有説,默默地把獎狀放進了抽屜,抽屜裏存著周金勇讀書以來,每學期不落的三好學生獎狀和其他獲獎證書,這是這個家庭惟一值得自豪的資本,但從此以後,這個資本也將不復存在。
另一個機會出現了。村民程東揚在農曆四月十八失去了妻子。他們夫妻倆都賣過血,妻子沒有躲過死神的魔爪,他卻僥倖地沒被感染,命運讓他這個普通的莊稼漢子學會了思索。妻子死後,程東揚決定做點什麼,他看到政策鼓勵私人辦學,便於7月間辦起了一個學前班,收留了幾個感染者的孩子,但他自己沒有時間去照顧這些孩子,於是他想到了周金勇。
一個沒有名字的學前班就這樣誕生了。後來又有幾個村民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這裡,加起來一共10個孩子,年齡最小的3歲,最大的7歲。目前已知其中有4個孩子的父母是感染者。1個老師和10個學生,準確説是11名兒童,因為艾滋,他們聚到了一起。
周金勇教課時很嚴肅、冷峻的表情有些不太符合她的年齡;但到課下,她孩子的本性就表露無遺,做遊戲時她只是一個姐姐,而不是一個老師。
周金勇最大的渴望是回到課堂讀書,她夢想上大學,但這只是一個夢。學校老師曾經找過她,勸她回去上學,而且可以給她減免學費。在當地,父母是感染者的學生,小學每學期可以減免學費100元,中學150元。儘管周金勇其實不太符合條件,但考慮到她成績好,學校同意照顧她。不過,讀初中一學期大約需要260元錢,還有110元是周金勇家庭無法承受的,而留在村裏教書她卻可以每月掙100元錢。100元對周金勇的家庭來説,絕對是舉足輕重的。
一個人的成熟是從懂得了掙錢的艱辛和生命的無奈那天開始的。成熟了的周金勇只能每天晚上,在露天裏的小床上,在一支孤獨的燭下,靜靜地看書,默默享受著自己的讀書夢。她身後,是同樣在露天下的母親的睡床,以及他們家那間破陋的屋子,屋裏住著她病重的哥哥,還有命運莫測的嫂子、小侄女,屋裏還堆放著他們一家賴以為生的口糧。
全家的支柱張夏依
攝影師盧廣一年前到後楊村時,見過張夏依。那年,12歲的張夏依失學在家。他的賣過血的叔叔、母親、父親先後死於艾滋病,3歲的妹妹也難逃艾滋病魔爪。家中只剩比他大兩歲的、同樣輟學的姐姐,還有79歲的爺爺和78歲的奶奶。家裏的主要勞動力在4年之內相繼去世,還留下了一大筆欠下的醫藥費。悲痛的爺爺曾經試圖挑起家庭的重擔。考慮到自己身體已經不行了,不知哪一天也會離開這個家,爺爺去找了有關部門,目的只是為了兩個孩子能夠上學。爺爺的態度很堅決:“我沒有文化,但不能讓孩子們沒有文化!”但問題最後都沒解決。為了養家糊口,爺爺不得不每天天一亮就手拄拐杖,步行十多裏到縣城乞討。攝影師採訪那天,在村裏等到天黑,才看到老人一步一步從縣城回來。他從塑膠袋裏拿出乞討來的食物,把肉分出來作為對遠道來的客人最好的招待。第二天,盧廣給張夏依買了筆和書本,領他到了學校,為他支付了學費,並叮囑他一定要好好學習。
一年後,我們再次來到後楊村。風燭殘年的爺爺最終沒有支撐起這個家,甚至連自己的起居都需要人照顧。張夏依作為一個男孩,不得不學會支撐起這個家庭,儘管他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清晨6時,天還沒亮,張夏依就來到村口,等著接人的拖拉機帶上他到村外十幾裏地的一個磚廠去幹活。和他一起去幹活的,還有很多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村民。不過,我們到的這天,張夏依運氣不好,磚廠的制磚機壞了,生産無法進行。張夏依只能回家等待,等待通知,什麼時候恢復生産了,他才能再去幹活,去掙這一天10至12元的血汗錢。而這便是他那個殘破的家庭惟一的經濟來源。
“為什麼不去上學?不是説好了要好好學習的嗎?學費都給你交了。”攝影師盧廣的聲音有些哽咽,説不清是在責備還是在勸慰張夏依。“家裏窮,我不能去上學!”張夏依重復著這句話,淚水在眼眶裏打轉,卻始終沒有流下來。一年前,他曾經面對盧廣痛哭流涕;一年後,他還有淚,但已學會不再哭泣。無意中,我們發現張夏依的左臂寫滿了“忍”等銘心刻骨的字。
“誰寫的?”
“別人。”張夏依不願意再多説。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能對他説的。
《南方週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