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巴黎度過了一段甜蜜歲月，連去小餐館吃一頓烤牛排都是值得慶賀的享受，所以，在他的眼裏，巴黎是節日。但對當年窮困潦倒的馬爾克斯來説，它卻是座熬人的煉獄。沒有工作，一人不識，一文不名，更糟的是不懂法語。

    1999年，法國為數不多的以巴黎生活為題材的新小説作家讓?艾什諾茲以一部《我走了》獲得了龔古爾獎。在這部充滿了對於地點和線路的確鑿的描述的作品中，除了瑪得萊納教堂，巴黎的名勝古跡全然消失了。這有點像一個去了無數次香港的同事面對他人詢問“海洋公園”的詳情時，總有點抱歉的感覺的情形。“那麼有名的地方你怎麼可以不去呢？”也讓我想起在北京生活了4年以後，被約會對象約在他想當然地以為我應該知道的王府井女子百貨商場門前相見時自己的一臉茫然。要知道它可是在最有名的王府井大街的入口上啊。

    我熟悉的是什麼？是後面，再後面的兒童劇院，人藝小劇場，商務印書館和三聯書店。每一個週末跟著學藝術和熱愛文學的師哥師姐們騎著自行車，穿梭在巷弄間尋找古人蹤跡、驗證他人的歷史印像是我大學4年最得意的樂趣。

    按照海明威的説法，我不夠幸運，因為年輕的時候我只算在北京待過；但我又夠幸運，因為按照卡爾維諾的説法，巴黎是一座“透過閱讀而熟識的城市”，以這個角度，我熟悉它少説也有十幾年了。這個巴黎，不同於旅行指南的巴黎、浪漫假期中的花都，在巴黎聖母院、羅浮宮、凱旋門、艾菲爾鐵塔……之外，是對延續幾世紀的翻譯作品的記憶，一但踏上這塊土地，撲面而來的就只可能是這些散落的地點，等著現世的我一一還原，再次解構。其實，這跟巴黎人的性情也有相近的地方，兩間咖啡廳，一間空著，一間滿座，他們必定要等那間滿座的，説出來又是一段歷史，伏爾泰，海明威，薩特，波伏娃，杜拉斯……專欄作家娜斯説，“巴黎，實際上是我們各自慾望的一種投射。真實的巴黎，卻有著美與浪漫之外的林林總總。”

    我對巴黎的林林總總不感興趣，對於一個旅行者來説，進入別國的底層是相當困難的。在屬於一個人的地圖裏，只有在記憶中重疊的閱讀的歷史，懷舊與現世漫然交錯。

    貝爾納—帕裏西街7號

    在發現陳侗的新書《自己的世界——法國的生活與藝術》中關於巴黎的記述也是以這個地點開始以後，我確信了他在書中的一句話：巧合決不是偶然的。大學裏學出版課程的時候，一個個密麻難記的國外出版社名只有一個沒被詛咒過，那就是午夜出版社，只為了它名字裏存在的中文詩意。這是第一個旅遊手冊推薦之外，僅僅關乎個人的巴黎之地。在小幅的地圖上，貝爾納—帕裏西街只是拉丁區的空白，拿放大鏡也投射不出在這條街上穿梭的薩特，杜拉斯，或者克洛德西蒙、羅伯格裏耶等新小説作家的身影。這個在20世紀50年代因其新小説文學和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相互交錯，使它在法國出版界獲得了一种先鋒派地位的出版社給了這條小街充滿豪情的記憶。

    聖日耳曼德普雷大街：花神咖啡廳

    在聖日耳曼德普雷大街上的每一個咖啡廳或啤酒屋都能列出數十個文人的名字，和花神緊鄰的雙君子咖啡廳是二三十年代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和五六十年代存在主義哲學家的聚會之地。在離它們不遠的地方，始創于1880年的利普啤酒屋不但吸引過海明威、薩特，更是今天政要們的常顧之地。花神的名字源於豎立在不遠處的一個小型花神雕塑像。19世紀末，莫拉斯在此寫下了《在花神的撫愛下》，後來作為詩人阿波裏奈的工作室，在1913年甚至充當了《巴黎之夜》雜誌編輯部的角色。這一點，讓我這個雜誌人極盡嚮往。詩意的工作該是比詩意的棲居更可望而不可及的吧，畢竟對於現代人來説，待在單位的時間已經大大超過待在家裏了，這還包括了睡眠的時間。

    蒙帕那斯墓園

    離貝爾納—帕裏西街不遠，經過聖日耳曼德普雷林蔭大道，出了街口轉右，一直向前走，路過幾處塗鴉就到了蒙帕那斯。在一條熱鬧的大街上，冷不丁地遇見一個身材矮小，喝得酩酊大醉，發胖，灰白的短髮扯直了也遮不住皺紋的老太太，讓人産生隔世相遇的錯覺。生前死後的杜拉斯都住在這裡，抹不去的落寞。在蒙巴那斯的墓園，她有著淡黃色的墓碑，紅色的長明燈落在地上，為這個“死了也會繼續寫作的人”製造一點溫暖。我卻為再也看不到像《如歌的中板》一樣的文字而傷感。

    莎士比亞書店

    紐約、羅馬、維也納、西雅圖各地都有莎士比亞書店，不過都與巴黎這家攀不上親戚。如今坐落于蒙帕那斯區巴黎聖母院對面的這家莎士比亞書店因為當年書店女老闆蘇薇亞.畢奇冒著傾家蕩産的危險出版了被全美國拒絕的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一舉成名。往昔的莎士比亞書店坐落于奧德翁街，1921年，帶著新婚妻子赫德莉初抵巴黎的海明威發現莎士比亞書店的時候如獲至寶。今天的莎士比亞書店沿用了畢奇的老字號，有意思的是，在店裏尋找《尤利西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顧客多是一些講著英語的美國和英國來的觀光客，從地板堆到了天花板被翻來讀去的都是舊書，除了少數德文、西班牙文，大多是英文讀物。這裡沒有“新”書。書店的店員都是學生、流浪漢、胸懷大志的新作者，他們在店內以打工交換住宿費，在書店角落的空床上打臨時舖。最多的時候，這裡可睡上20個人。在書店樓上，現任老闆喬治惠特曼特別為作家們備了一間“作家室”(The Writer's Room)，免費供認真的作家們專心寫作。唯一條件是，你必須説得出你作品的優點，同時願意隨時把正在“作家室”裏寫的作品給他過目。這個每天坐在店裏，有著一頭亂糟糟的頭髮和瘦削臉孔的老人同堆積如山的舊書一起，成為鏡頭裏的風景。

    王子路的友豐書店

    穿過聖日耳曼大道，就到了王子路。這條又窄又長的小街，老式的路燈委屈地暗淡著，入夜時分穿行其中，有點鬼魅。歷史上這條街裏有許多的小型出版社，如今，越來越多的出版社關門大吉，惟獨後來接棒的友豐書店一支獨秀的生意興隆。友豐書店是巴黎華人文化的一個資訊中心，在這裡可以買到華人世界的一切新書。彼此相識的書友，用中文輕聲地討論近日讀過的書，這樣的場景，即使是在中國的大學裏也是少有。同友豐的氣氛相比，國內的此類知名書店顯得書香有餘，人氣不足。買書的人常將嘴巴寄存在出口的收款臺，在不得已的時候回答一句：沒有零錢。

    伏爾泰沿河街

    貝爾納—帕裏西街、蒙帕那斯、聖日耳曼德普雷大街、王子路都位於著名的拉丁區。拉丁區在巴黎西岱島的南岸，巴黎共有13所大學，大約50家出版社，100個畫廊、100個書局，1000個小吃店，1000個咖啡廳……都在這裡。拉丁區是觀光客的俗稱，在巴黎地圖上是沒有拉丁區的。歐洲文藝復興之後，義大利文化深得巴黎人的厚愛，風流倜儻、一口流利拉丁語的青年男子是當年的“拉丁情人”。言必稱拉丁，是當時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有學識有教養，特別是夠不夠時髦的標準。據説真正把拉丁區這個名字傳出去的是美國人，來自牛仔國度的年輕人特別喜歡這一區的文化特徵，“拉丁”、“拉丁”的叫來叫去，似乎這樣就能獲得他們從來沒有擁有過的義大利舊風情。不過，法國人並不領情，在法國的很多地方，標記牌上的四種語言：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卻獨獨沒有英語。如今，作為最繁華的人文旅遊景點，拉丁區裏佈滿了應付遊客的小餐館。不知道搶購LV皮包的人會不會關心和伏爾泰同座一條凳子的細節？伏爾泰沿河街是拉丁區中的一條水邊小道。很多奔著伏爾泰三個字涌入的“伏爾泰咖啡館”實際上並不是當年他在這裡喝咖啡的地方，如此命名，只因為它位於伏爾泰最後居住並去世的房屋的樓下。隔著6個門牌號碼，伏爾泰的鄰居中還有瓦格納和芬蘭作曲家西貝柳斯。幾個世紀的觥籌交錯，都留在了咖啡館的好生意裏。

    伏特街3號

    第一次走過這裡的人大都不會駐足而立。班駁的外墻襯著褐黑的木材，狹小的窗戶讓見慣了窗明几淨的外來者興趣頓失。在巴黎眾多17、18世紀的建築中，它是碩果僅存的中世紀晚期的民房樣式。堅實的橫樑、交錯的木材，兩米高的灰泥天花是它典型的特色。普通的巴黎人家在裏面過著平凡日子，不同的房客在固定的地點上演延續幾個世紀的生活劇。對於巴黎人來説，住在老房子裏是一種榮耀，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有的享受古舊的運氣。一塊石頭，存在久了，吸納了人氣，帶著傳奇和故事，就不再只是石頭。這樣的感受巴黎街頭比目皆是。

    卡爾曼街3號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巴黎和上海是全世界人嚮往的花花世界，留法的中國學生即使從未去過上海，來到巴黎以後也有了吸納兩地精華的超然氣質。當年法國開放式的教育制度為眾多文學青年的心儀，紐約和東京在那些年輕人眼中，不過是暴發戶的客廳，每一個細節都禁不住推敲。在國內，舉凡超過20歲的文學青年對傅雷的名字都不會陌生，幼時衡量不同中譯本的價值，傅雷兩個字是金字招牌，逢見必買。1928年來到巴黎的傅雷，是現在歷史照片中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執著地面對鏡頭的青年會裏的一員。他們中的不少人住在這座卡爾曼街3號的樓裏，臨界的四方房屋，沒有裝飾，沒有特色，也沒有了記憶。已經成為外國學生招待所的卡爾曼街3號只是一個租金較便宜的外國公寓，即使身在其中，被問起知不知道傅雷故居在哪的時候，文學史背得滾瓜爛熟的中國學子也是一臉茫然。在這個只修不改的城市，好像有無盡的文人氣質被散落街角，彌散于一片叫PARIS的空氣裏，任你拼命呼吸，也尋不到半點殘跡。

    迦納瓦雷歷史博物館

    除了拉丁區，巴黎城市改建的時候沒有被奧斯曼拆除的馬亥區其實是個好去處。這裡沒有經典的旅遊項目，只有些有意思的小紀念館串成的歷史回憶。雨果故居、畢加索博物館，還有不停地被藝術系的學生包圍的羅丹紀念館，讓急行的腳步忍不住地要停下來，換換節奏。迦納瓦雷歷史博物館插在小紀念館的情趣裏，配上自己獨有的藝術化特色，説不出的享受。迦納瓦雷歷史博物館也被稱作巴黎市歷史博物館，由兩棟老房子組成，參觀的人可以在這裡看到從羅馬時期開始一直到現在與巴黎有關的藝術品，既是藝術展覽又是歷史展覽。最大的遺憾是它函蓋的一個個優美的小庭院，卻大都門樓深鎖。建於1548年的主建築迦納瓦雷旅館經歷過很多人，其中保留的17世紀的女作家塞維尼侯爵夫人的畫像和當時她生活場景的一個角落常會獲得比政要們的居所更多的關注。塞維尼侯爵夫人是一個意外的作家，她以書簡文學流傳時代的文字，不過出於對遠嫁他鄉的女兒的思念而寫下的從未想過要發表的家信。畫像中的安詳表情很容易讓人想起李清照，守著空房，寫“惟恐西湖蚱蜢舟，載不動許多愁”時的模樣。今天到哪能找到關於她的影跡呢？

    蒂雷納大街66號

    比起蒙特法韋公墓裏號碼為1943——NO392的墓地，這是一個更不為人所知的地點。2002年3月10日從屋裏傳出的流行樂遮掩了89年前破門而入的精神病院醫務人員將一絲不挂的克洛岱爾拉出去的尖叫聲。同享有盛譽的羅丹相比，克洛岱爾是羅丹《吻》和《情人的手》等作品裏的符號。克洛岱爾尋求的純潔、刺激，處在天才、有婦之夫羅丹之下的自我的雕塑和愛情在長達十多年的歲月裏被張揚被擠壓被粉碎。這個拼命逃離又不斷折回的年輕女子終於沒能甩掉她的宿命。瘋人院裏保留的檔案記述著，死去的她沒有財物，沒有遺言，連一件紀念品也沒有留下。滿屋被打碎的雕像，留在當年第一個衝進蒂雷納大街66號的蒙特維爾格瘋人院的醫務人員的眼裏。

    阿斯尼埃爾公墓

    巴黎人愛狗，滿地的狗屎是明證。為了保障狗的權益，巴黎人做過不亞於為自己加薪的抗議努力。外來人常為浪漫的巴黎人如何忍受狗屎的腌雜疑惑，去過阿斯尼埃爾，這種疑惑轉眼變成蘇軾的名句：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阿斯尼埃爾是一座狗公墓，也存在其他少量的寵物的墓穴。最早阿斯尼埃爾是在塞納河的一個小島上，後來因為一邊的河道被填平，它便成了岸邊的狹長闊地。在草木之間，一排排的墓碑，各式各樣，古典的、現代的、平實的、藝術化的，極少重復，公墓的樣式體現主人的性情。刻著狗的名字，生卒年月，銘文等，偶爾走過的掃墓者像在其他公墓一樣肅穆傷感。或者，巴黎人的浪漫不在於街頭激情的熱吻，也不在於塞納河上的瀲艷風情，在這裡，在這個追憶情感的寵物公墓，才是它最原始的出處。

    巴黎的N種入口

    文/瑪法達

    在尚未進入巴黎之前，每一個關於巴黎的文字或影象都能創造一個不同的巴黎入口，那些不為人所知的，拋卻歷史的，對現世平常生活的描述更容易刺激到旁觀者的靈魂。

    《決定性瞬間》，作者：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攝影集

    在羅列那些記錄了巴黎的悲歡離合，對這個城市充滿熱愛的攝影家中，布列松是不可或缺的一位。在這本記錄各個國家歷史瞬間的作品裏，收集了他拍攝的眾多文化界、藝術界人士的肖像。像畢加索、馬蒂斯、布拉克、魯歐、撒爾托爾等人。同巴黎攝影界推崇的其他兩位只拍巴黎貧民街的攝影師卡帕、多阿儂相比，布列松不僅拍貧民街，還因為自身優雅的生活方式把鏡頭對準了貴族生活內幕。如今，能夠將巴黎的混雜困苦和羅曼諦克合二為一的攝影師也就剩下布列松了。

    《我走了》，作者：讓艾什諾茲，2000年湖南文藝出版社

    “不過，我只呆一會兒，真的只呆一小會兒。我只喝一杯，然後，我就走。”艾什諾茲是位喜歡選擇女人、逃避、命運為命題的小説家，《我走了》呈現的是一個解構、變體的巴黎，奔跑的不斷尋找的女人和支離破碎極端敏感的男人在巴黎不為旅行者所知的角落糾纏和漂泊。面對這樣的巴黎，不是只喝一杯然後就走，又能怎麼樣呢？

    《筋疲力盡》，導演：讓——呂克戈達爾，新浪潮電影

    "新浪潮"電影的導演們選擇的地點一般都局限在巴黎，在這個大城市上演悲喜劇。憑藉長篇處女作《筋疲力盡》成為世界聞名的大導演的戈達爾，讓人們從這部表現一個笨拙的盜賊米歇爾的影片中，透過不斷變換的場景，依靠藏在手推車裏的借來的攝影機，推過去，拉過來……巴黎在神經質似的快速變更的剪輯手法裏，是一個模糊卻異常真實生活片段。

    《符碼未知》(又譯《巴黎怨曲》)，導演：邁克哈內克，電影

    這部需要在電影院的寬熒幕中才能體味到巴黎風光的電影，出自一個奧地利導演之手，一個非巴黎人眼中的巴黎世界。一個人心冷漠、難以溝通，拒絕外族的世俗社會。巴黎街頭的繁華映照著一個個孤單的現代人。猙獰的陌生的臉取代了浪漫的街頭之吻的巴黎印記。

    《新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