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從文小姐到武將軍
徐焰

    丁玲,原名蔣冰之,湖南臨澧人。1904年出生於破落官僚家庭,早年曾在長沙上中學。1927年開始發表小説,以《沙菲女士日記》轟動全國。1930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2年參加中國共産黨。翌年被國民黨特務逮捕,1936年秋逃離南京赴陜北參加紅軍,後任蘇區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中央紅軍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陜甘寧

    邊區文協副主任。1946年赴晉察冀解放區參加土改,1948年完成小説《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全國解放後,曾任《文藝報》主編、中宣部文藝處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等職。1955年和1957年被錯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和右派,後下放北大荒,“文革”中入獄。1979年獲平反,任中國作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兼文化組組長。1986年3月在北京病逝。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丁玲曾是最有名氣的女作家之一。毛澤東賦詩相贈盛讚她“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在艱苦的革命歲月裏,這位女才子將文學與革命結合,用纖筆勾畫出震驚世界的中國社會變革場景,在無數讀者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

    

    在瞿秋白等人幫助下入上海大學,以塑造充滿叛逆個性和虛無主義色彩的“莎菲”形象而享譽文壇;丈夫胡也頻犧牲後,她參加了共産黨。後因第二個丈夫叛變和自己被捕而被政治陰影追隨。

    

    出生於湘西北的丁玲,從小在常德等文化較發達地區成長。她在長沙上中學時與楊開慧同窗,並知道了毛澤東的名字。丁玲受五四運動的影響,為追求光明于19歲離湘東下,在中共負責人瞿秋白、施存統幫助下進入上海大學讀書。

    

    1925年,丁玲北上京津求學,不久同青年文學家胡也頻結為伴侶。從1927年底開始,丁玲陸續發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説。1928年初《莎菲女士日記》的問世,在國內青少年中引起強烈反響。她筆下的主人公“莎菲”在解放後“大批判”中被説成“資産階級個人主義”的典型。其實當時塑造這個新女性,表達的是封建重壓下覺醒並要求自身個性解放的心聲。

    

    1928年,丁玲夫婦到上海從事革命文化工作。1931年初胡也頻被捕,丁玲抱著幼子找到邵力子等國民黨要人營救,卻堅決拒絕喪失政治原則的條件。不久,丈夫和另外幾個人在龍華監獄中被集體屠殺,成為左聯五烈士。丁玲繼承亡夫的事業,翌年也秘密加入了共産黨,瞿秋白作為中宣部代表主持了入黨儀式。不久她與地下黨員、為史沫特萊任翻譯兼秘書的馮達結為夫妻。這次婚姻卻引出不幸結果,使丁玲在半個世紀中總被政治陰影所追隨。

    

    1933年5月,馮達被捕並供出住址。已約定離開的丁玲因與負責人談話未走,看到帶特務進屋的馮達既驚訝又沮喪的模樣,氣得要過去打他一個耳光。她被秘密逮捕後,國內大報紛紛登出了“國內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日前失蹤,有人懷疑是被綁架或被殺害”的消息。國民黨當局為此採取了軟化手段,特務頭子陳立夫、徐恩曾都來勸她發表反共聲明或自首,丁玲卻堅決拒絕。特務又把馮達同她關在一起達三年,丁玲雖怒斥此人,卻無法趕他出去。後來一些“左”派便認為,女黨員同成為叛徒的丈夫又繼續一起生活,這屬於政治失節。其實,丁玲的政治信仰並沒有改變,並於1936年夏天逃離南京,就此與馮達一刀兩斷。

    

    奔赴陜北後即要求當紅軍上前線,毛澤東在給一軍團的電報中專門附上《臨江仙》贈她;在延安兩次遇政治風險,毛澤東都出面保護。後來她到農村去,寫出有世界影響的小説。

    

    1936年11月,丁玲經過輾轉跋涉,抵達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陜北保安縣。毛澤東熱情地接待她,並問:“你現在打算做什麼?”丁玲堅定地回答:“當兵,當紅軍。”這話並非出於一個饑寒交迫的貧苦農民之口,而發自一個拋棄了優裕城市生活而甘願到艱險荒僻之地來奮鬥的女作家的心聲,十分難得。毛澤東當即讓丁玲隨楊尚昆所率政治部赴隴東前線。

    

    騎著戰馬奔赴前線的丁玲,在終日敵機低空轟鳴掃射,大隊騎兵捲起漫天煙塵的前線經受了戰火洗禮,參加了行軍、執勤和做群眾工作。毛澤東有感於見面激起的詩情,在拍給隴東前線的電報中,還附上贈丁玲的詞《臨江仙》,稱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1937年1月,丁玲到了延安,毛澤東任命她為中央紅軍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丁玲發愁不懂如何帶兵時,毛澤東又講了當政工幹部的要訣。在幾個月裏,她熟悉了幹部戰士,並逐步了解和掌握了領導藝術。當時毛澤東經常遇到她,除了談工作,還有興致地談論詩詞歌賦。20世紀80年代丁玲還回憶説:“自己的古典文學底子太薄,不足為他的對手,因此,多半是我聽,他講。”

    

    抗戰爆發後,丁玲被任命為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組織文人到前線慰問並採訪,在戰火考驗中豐富了藝術創作源泉。她回延安後,主管保衛的康生卻説她有叛變嫌疑。丁玲氣憤地找毛澤東主持公道,毛主席馬上囑咐中央組織部審查,結論説她“是一個對革命忠實的共産黨員”。1942年春,丁玲有感於一些領導搞大男子主義,加上對昔日三流影星藍蘋(江青)不做工作、不帶孩子而經常跳舞看不慣,寫出轟動延安的雜文——《三八節有感》,結果捅了馬蜂窩。在有人批判她“反黨”時,毛澤東還是出面保護,使這位女作家平安過關。

    

    後來,毛澤東一再找丁玲談話,不贊同揭露陰暗面的寫作方式,鼓勵她“寫工農兵”。丁玲便深入生活,寫出一批反映陜甘寧邊區新貌的作品。抗戰結束後,丁玲前往晉察冀解放區參加土改。在這場偉大的社會變革中,丁玲作為工作隊員與貧雇農睡在一個炕上,一起同惡霸地主進行鬥爭,以親身經歷寫出了小説——《太陽照在桑幹河上》。

    

    這部小説,是丁玲一生中最有名的作品,出版後不僅受到解放區讀者好評,並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許多國家獲得反響。不少外國人看後感慨:“看過這本書,才知道中國革命為什麼會勝利!”1951年該書獲史達林文學獎,丁玲將5萬盧布獎金都捐給中國婦女兒童事業。

    

    解放初在文藝界曾有過一段輝煌,後來被打成“右派”、“叛徒”,勞改、入獄近二十年;

    

    獲平反後,再版《太陽照在桑幹河上》,説自己仍然“像一個戰士喊著毛主席衝向戰場”。

    

    全國解放之初,丁玲在文藝界曾任領導,毛澤東還親自到過她家看望。後來,丁玲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某些人,加上文藝界內部的宗派主義,她于1955年秋被打成“丁陳反黨集團”成員,1957年又被上綱為“右派”,並把在延安已審定的歷史問題翻出來定性為“叛徒”。丁玲的丈夫陳明,也被劃成“右派”。這時毛澤東對她又産生了誤解,同意了《文藝報》的批判並親自寫了尖銳的“編者按”,熟悉丁玲的周恩來等人因此也無力出面保護。

    

    1958年後,丁玲夫婦被送到北大荒勞改,得到農墾部長王震的關心,在生活還受到些照顧。“文革”中丁玲先被批鬥又被關進監獄,出獄後補發的工資又被她捐給農村。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丁玲被接回北京,恢復了黨籍,又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丁玲剛獲政治解放時,正值社會上出現各種思潮之際,一個外國記者故意問她對毛澤東的看法“有無變化”。丁玲坦然地回答説:“毛主席是偉大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晚年的丁玲患有種種疾病,仍在訪美時宣傳了中國的新成就,並結合下鄉勞動和苦澀的人生經歷,寫下了《杜晚香》、《在嚴寒的日子裏》等作品。

    

    瞿秋白形容她“飛蛾撲火,非死不止”,從“沙菲女士”到“桑幹河上”,是女作家一生追求真理和光明的寫照。

    

    丁玲苦澀而又輝煌的人生中,歷經艱難曲折,卻始終在追求先進思想。並用筆宣傳了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從24歲時以“沙菲女士”在國內成名,到44歲時以“桑幹河上”傳揚世界,女作家由追求個性解放發展到投身喚醒億萬農民的民主革命,正是在共産黨指引下不斷跟隨時代前進的結果。瞿秋白在上海初識這位女青年時,就為她的執著性格所吸引,開玩笑地形容為“飛蛾撲火,非死不止”。

    

    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裏,從作家丁玲到領袖毛澤東都是一心為奪取政權奮鬥,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生死與共的關係使大家的心連在一起。儘管有些批評和不同意見,卻有著理想主義下的同志式感情。全國解放後,執政黨環境的變化加之政治風潮不斷襲來,增加了人們之間的隔閡。後來出現的誤解和不幸,恰恰又是“左”的思潮滋長出的悲劇。丁玲在1984年致信中央,總結入黨後的經歷曾説:“五十二年來,我得到許多溫暖、榮譽、幸福,也得到過啟發,使我更貼近黨,更理解人民,更加強共産主義必勝的信心。自然,由於種種原因,我受到過一些懲罰。但我只願從中引起我的反思,自省自問,不計其他。”丁玲去世前,又有人給她扣上“極左”的帽子。其實這位革命作家畢生無怨無悔的追求,體現的恰是特定時代形成的始終不渝的理想信念,她的作品和一生經歷都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閃光的篇章。

    《北京青年報》200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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