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些大作家、大學問家傾一生之力，寫了許多著作，往往被人們譽之為“著作等身”。其實，“著作等身”是一個形容詞，並不是一個準確的量詞。

    “著作等身”，曾是許多文人的終生追求。在古代，文人若有“著作等身”抱負的話，因為那時印刷技術落後，用筆墨紙硯撰寫，還是有可能實現的。明清時期的一些大家的文集，一函一函地摞起來，與身高差不多的人還是大有人在。時至今日，隨著科技的發展，造紙業、印刷業的現代化，再想做到“著作等身”，恐怕是極其困難的。為此，我曾用尺子大致量了一下，按一米七的身高計，大約是3000多萬字。如果想達到這個標準，每年平均要寫出50萬字，一直要寫60年。假設從20歲開始寫作，也得寫到80歲，不僅高産，還要高壽，也許小説家可以，學問家是難以做到的。

    我這個人學識淺薄，孤陋寡聞。在我的印象當中，梁啟超先生可謂是學問大家，著作頗豐，也許能夠真的做到著作等身。我查了一下資料，據梁先生之友徐佛蘇的推算，梁氏“生平之文字‘著’與‘述’兩項言之，約在一千四百萬字內外。”（《記梁任公先生逸事注》）嚴格説來，梁任公先生也只能算個“著作半身”。我認識一位“著作近半身”的學者。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在長春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遇到了一位我的大學老師，因多年不見，又無深交，只知他年輕時聰明好學，知識面很寬，文筆也好。在校友聊天時得知，這位老師已出版了11部書，他説自己的目標是出版15部書。同學們都很驚訝！他説，我是因禍得福，長時間不能上課，我就看書做卡片。就是在“文革”時期也偷偷地積累資料，因而現在他才能一本一本地出版專著。同學們都祝願老師早日“著作等身”。從那次聊天至今又有十多年了，那位老師現已年近八旬，依然筆耕不輟，又出版了幾部書，想必已經是個“著作近半身”的學者。這在學界已是鳳毛麟角。

    一般來説，“著作等身”只是一種美好的願望，是可望不可及的。我以為，作為學者，應該在學術品質上有所追求，力爭每一篇論文、每一部著作都是創新之作，那些重復自己、重復別人的東西，除了製造一些垃圾，又有何用？

    近年來學風日下，特別是有幾位知名大家的一些作為，影響很不好。他們年事已高，無論是從精力、能力上都已不可能再著書立説了，但卻依然不甘寂寞，或主動、或被動地領銜主編了許多大部頭的書。這幾位學者、大家登高一呼，就有眾星捧月，於是，便採取大兵團作戰的方式，或組織百幾十人標點前人的文集，或弄個上百人的隊伍分頭抄書搞什麼大書。如果僅看字數，有的已經“等身”了，但這不是真正的著作。也許有人會説，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不也是著作嗎？《資治通鑒》是主編司馬光殫精竭慮花了19年時間才完成的巨著，是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的傑作，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創見，因而形成了歷史編纂學上的“《通鑒》學”。而時下的那些大部頭的“著作”，領銜者多是既不主也不編，活得十分瀟灑，一幫徒子徒孫東抄西拼搞的是急就章，自然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學術垃圾。其結果不僅未能達到“著作等身”的初衷，反而敗壞了自己的名聲。

    眾所週知，學問水準高低，不在文章字數多寡。然而，長期以來，我國未能建立起必要的、科學的學術規範，特別是以數量代替品質傾向的誤導，助長了平庸之作滿天飛，抄襲、剽竊之風愈演愈烈，學術泡沫越吹越大。最近一部號稱“最權威、最現代、最先進、最豐富、最有用”的詞典，僅前50頁中的錯誤竟達64處之多，這樣的詞典字數越多，豈不垃圾越多。

    “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學術上的浪費時間、浪費物資、浪費人力，算不算犯罪，我説不準，但浪費總是不應該的吧！

    《中華讀書報》2002年11月27日